【原】林谦一郎：南诏后半期与唐王朝的关系

南诏在其后半期（九世纪后期），频频使用武力进攻周围地区。其主要对象，一是今缅甸北部的骠国；二是当时的中央王朝——唐朝。笔者认为，无论从南诏对唐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及其对唐末动乱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来看，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可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除了唐朝官吏的横暴引起南诏反叛的史料记载以及一些学者对整个事件作概述或介绍外，还没有人专门就南诏方面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1] 本文将对此发表自己一点粗浅看法，探求南诏后半期与唐王朝的关系。

一、九世纪初期唐和南诏的关系

（一）南诏的再归唐

笔者在《南诏国的成立》一文（以下简称“前文”）[2]中曾论述过：唐王朝对云南政策的转变，带来了南诏王蒙氏的兴起。下面，就这一点作些补充。

从唐玄宗开元、天宝前期开始，唐王朝打破了一直沿袭的羁縻体制，以武力直接进入云南。很明显，选在开元年间，是为了同渗透到云南的吐蕃进行对抗而采取的措施。另外，唐王朝的这一举措，对于那些居于洱海地区周围，归附吐蕃，反唐倾向很强的各部族具有进行牵制的含义。而随着唐王朝和吐蕃对四川西部安戎城的争夺日益激烈，唐王朝对于云南地区唯一亲唐势力的蒙氏（当时的王是皮罗阁）赐以云南王的称号，祈望利用他来保障王朝西南一侧的安定。但与此伴随而来的是，蒙氏乘机把洱海地区的各部族势力收归到自己的支配下，而作为云南西部代表的政权发展起来。

而唐王朝在夺回了安戎城，与吐蕃的战局区趋于安定之后，便打算再次向云南用兵。其目的在于打通由成都至滇池地区，再南下沿红河抵达设于今越南北部的安南都护府（步头路）这样一条交通干道。当时具体负责这项向南海推进计划的是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鲜于仲通以及与他们关系极深的上层人物杨国忠。他们打算以打通这条干道来沟通西南与南海的联络，谋取对南海贸易的利益。对于唐王朝的这种行动，南诏则乘滇东爨氏内乱之机，一举并吞了盘踞滇池地区向来与之并立的爨氏，而进一步以天宝九年（公元750年）的张虔陀事件为由公开反唐，并与吐蕃联合，导致唐王朝对云南政策的破产。

关于归属吐蕃时期的南诏的情形，除了“南诏德化碑”[3]的片段记述外，没有其它史料反映，很多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德化碑”的记载终于赞普钟十四年，即唐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到了唐贞元年间，才有史料反映南诏的情况。这时南诏苦于吐蕃的压迫，秘密遣人向唐表达了请求归顺的意思。[4]得到这个信息的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遂以四川南部的少数民族作为中介，继续收集云南方面的情报.[5]

在此前后，唐朝宰相李泌也提出了一套攻击吐蕃的战略、策略。如《通鉴》贞元三年九月所载：

上曰：“回纥则既和矣。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李泌在此提出的大胆战略构想就是：勇敢地与世仇回纥媾和，进而援引云南和大食、天竺为盟友，把吐蕃包围封锁在西藏高原上。而韦皋对云南的招谕，应该看作是他按中央战略意图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唐朝方面这种战略实施的结果，形成了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的再度归唐。异牟寻也因此而获得唐朝南诏王的封号并被授予金印。[6]这时唐王朝之承认南诏蒙氏为云南地区之王，就是为了使其与吐蕃对抗，以期他能在加强对吐蕃的防卫线上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时唐王朝对蒙氏的封赐，与八世纪中叶唐朝为了消弭云南地区的反唐部族势力而封皮罗阁、阁罗凤为“云南王”[7]相比较，在某些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在那以后，唐和南诏联接成都与洱海地区的路线正式开通了，南诏通过这条路线对唐频繁朝贡。有关南诏遣使朝贡的记载散见于各种史书，《旧唐书·南蛮传》毫无夸张地记述说：“比年遣使来朝，或年内二三至者。”其频繁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正因为具有牵制吐蕃的意义，所以唐王朝不得不特别注重与南诏的关系。唐朝不仅接受南诏的连年朝贡，还接纳其上层人物的子弟在成都留学，同时又允许不少的南诏人随同朝贡使一齐来成都进行商业交易活动。[8]这种由连年遣使所维系的交往，对于南诏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被赐予以及进行商业交易的利益，而且从维持南诏内部统治结构方面来看，也是十分必要的。下面，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南诏的基本统治结构

如“前文”中所述，在八世纪中叶成立的早期南诏，是一个由蒙氏合并了洱海南方的有力部族（即文献记载中的“西洱河蛮”）所建立起来的政权。这些部族的首领各自统率部众，被称为“大军将二阁罗凤于天宝九年（公元750）“反唐归蕃”以后，经过数年的战斗，把唐朝势力逐出云南。同时他也发兵西进，把居于西部的寻传蛮、裸形蛮等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派王子凤伽异去滇池地区修建柘东城，[9]把居于该地的二十万户爨人强行迁往滇西永昌（今保山）一带。[10]这样一来，南诏的国家体制就在其臣属于吐蕃期间逐渐完善起来。如《蛮书》《南蛮传》所载，到八世纪末，南诏建立了以清平官六名、大军将十二名组成的最高职官和以六（十）賧、六节度、二都督为基础的统治体制。[11]

南诏的实际统治范围大体上是今云南中西部，主要构成民族（即被支配对象的民族）是居住在坝区的以西洱河蛮为代表的白蛮系人。[12]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南诏政权不得不对其辖区采取点与线的统治方式，即把昆明坝，洱海以南的弥渡、祥云、巍山诸坝以及边远地区的坝子用道路相连接而进行控制。因此，南诏在其国都大理以外的重要据点设置了六节度，在次重要的地方设置了都督；而且任命仅次于清平官的准宰相级高官——大军将来担任六节度的军事、行政长官。[13]

但是，如果把大部分以西洱河蛮部族势力为后盾又掌握国家军权的大军将派驻各要地，对南诏中央又具有权力分散和军阀割据的危险，作为南诏王的蒙氏当然要设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他只派十二大军将的一半到地方赴任，其余六人则留在中央作为牵制。[14]虽然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但笔者认为，在派驻与留守的大军将之间会定期相互交替。

在统一洱海地区的时候，蒙氏离开了原来居住的蒙舍川（巍山），把行政中心迁到洱海西岸的狭长坝子中。[15]那里，在洱海与坝子的南端有龙尾城，其北端有龙口城，而南诏于坝子中部的太和城与大厘城之间修筑了阳苴哶城以为国都。虽然洱海西岸是滇西的要地，但从交通路线的集结点来看，龙尾城（下关）当其要冲；而从农业生产来看，不用细说，比较宽广的巍山坝或更为广阔的祥云、弥渡等坝子的条件更为有利。由此可知，南诏都城位置的选择，主要是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意义来考虑的。

蒙氏把清平官、大军将等聚集到阳苴哶城，组成了南诏的中央政府。这意味着把那些部族首领作为高官，调离最具影响的根据地，以便中央加强对洱海南方诸部的控制。从《蛮书》《新唐书·南蛮传》的记载来看，这时南诏国的军队已经没有当初那种拼凑私兵的情况。除在战争时才连同其首领一同征集的边远部族地区外，在其内陆则打破地区界限，建立了征集国家军队的编制。而且，在一方面是兵员的主要来源地，一方面是主要农业生产区的洱海以南诸坝子中，设置了称之为“賧”并有别于“节度”体系的一级基层行政机构。[17]

总之，在理念上南诏国家的构成，虽含有统治集团地方化、分权化的因素，但都被蒙氏巧妙地回避了。实际上白蛮系有力贵族势力増大的倾向肯定难以避免的，并且要在兵制上完全消除私兵还是有问题的。

试从按其国内状况而考虑再次归唐的南诏来说，采取这样的举动具有如下含义：

首先，由于受唐朝册封为南诏王，不言而喻，蒙氏的权威更为提高了，这种依靠强大的外部力量的承认来提高王权的做法，在当时的所谓“周边国家”中是常见的。而从勃兴以前的蒙氏与唐、西洱河蛮有力量的部族与吐蕃各有联系[18]来看，蒙氏地位的提高，最终须借重唐王朝的权威.

其次，在与唐王朝交往的过程中，由朝贡和顺便派人进行的交易活动，给南诏带来了各种利益。虽然比不上河西走廊的重要，但云南地区毕竟是联结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一条通道。对于蒙氏来说，大前提是：这条道路的东端可达四川、长安的大市场。一旦以册封、朝贡的形式打通联系以后，从中国的传统国家观念来看，蒙氏基本上就等于南诏国。其他部族若不通过蒙氏而想取得与唐王朝直接交易的利益，事实上变得不可能了。蒙氏以对唐交往所取得的经济利益来分配给其他部族，以此显示自己的力量，可在有力部族联合中提高自己的权威。

正因为如此，再归唐一事，给蒙氏带来了特别有利的条件。换句话说，即与唐朝联系的改善，有利于以蒙氏为中心的南诏凝聚力的加强。到八世纪末，南诏的势力已深入云南各地，其政权内的各种制度已大体完善，于是异牟寻重新要求与唐朝建立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弥补如上所述国内机构不能起到的作用，并可以以此看做南诏的统治机构基本上形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的“再归唐”和天宝九载的反唐归蕃一样，在南诏历史上都是区分不同阶段性的事。

南诏的再归唐，并没有给当时的中国西南部带来和平。从贞元十年起，唐和南诏开始共同对付吐蕃。在贞元十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持续进行的战争中，南诏从吐蕃那里夺取了云南北部的铁桥城、昆明城，并打败了该地的敌对势力。

令人注目的是，南诏把原属吐蕃或依附吐蕃的顺蛮、磨蛮、裳人、河蛮等部族强制迁徙到滇池地区。[19]与吐蕃的战争对于南诏来说不仅是为了确立其对滇西北的控制权，同时还具有获取人口的目的。

这个时期的强制移民，显然是为了填补他们把爨氏徙往永昌以后所造成的滇池地区的空荒。[20]我们在几乎所有关于南诏后半期的史料中，都可以看到有关南诏军押送俘虏回云南的记载。如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攻陷成都之际，“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21]咸通年间侵犯交州时，“所杀捕且十五万人”。太和年间远征东南亚时，从弥臣国、弥诺国掳获二千人，从骠国掳获三千人，虽然比之上述规模较小，但仍然是押回云南。[22]

这个时期的云南，也就是数世纪后大量汉族迁入以前的云南，可以认为和同时期的东南亚山地一样，是人口相当稀少的地方。如前所述，南诏对云南地区进行控制的办法，一是牢牢控制住坝子和连接各个坝子的交通线；二是联合居于洱海南部的白蛮系势力雄厚的部族首领，构成强有力的统治集团。随着南诏势力范围的扩大，这个统治集团的力量也扩展到云南各地。而为了谋求统治局面的安定，需要确保坝区有大量人口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从与吐蕃交战开始到公元870年之间，南诏断断续续反复对外远征的一个主要原因，正在于这样做具有确保人力资源的必要性。对于南诏以军事远征所获得的人力资源，南诏王有权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分配。为提高这种人力资源的分配能力，发兵进犯成都、安南都护府乃至东南亚其它地区，对于南诏王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

再者，南诏的“再归唐”使其对吐蕃进行的战争正当化，并因和唐军协同作战，使他们在云南北部的活动更为有力。八世纪末，南诏已经把云南的主要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统治集团也开始发展力量。为此，需优先获得大量的人力资源，这时南诏注目于吐蕃压制下的云南北部人口是理所当然的。由此亦可看出，这时南诏的对唐媾和是有其内在的必要性的。

二、南诏进攻成都、安南与唐、南诏关系变化

（一）王嵯巔进攻成都

南诏再归唐的两个主要人物——韦皋和异牟寻分别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和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相继去世。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没有多大变化。但到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却发生了南诏攻入成都、破其外郭而控制城内十日的事件。

在唐朝方面，由于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军事上无能，又靠压迫戍边士卒来中饱私囊，造成了戍卒的不满，他们甘愿充当向导，”[24]引诱南诏军进犯。这时，唐与南诏已恢复友好关系三十余年，边界的紧张关系早已消失。而警惕性的丧失却使作乱的人有机可乘。

在南诏方面，异牟寻子寻阁劝继立，但也许健康上的原因，仅一年就去世了。[25]其子劝龙盛继立，但又因“淫逆不道”而被弄栋节度使王嵯巅弑杀了。[26]王嵯巅拥立劝龙盛之弟劝利盛为王，因此掌握了南诏的实权。

在入侵成都之前六年，即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劝利盛的王位已传至其弟丰祐，但关于进犯成都一事，似乎还是由王嵯巅所主导的。如《通鉴》太和三年十一月所云：“南诏自嵯巅谋大举入寇。”并且各种史料也说南诏军是由王嵯巅所率领的。[27]

自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关于唐和南诏对吐蕃釆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记载。长此以往，南诏将难以获得其发展经济所必须的大量人力资源。于是极力请求于唐朝共同讨伐吐蕃。正如《通鉴》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所载：“西川奏南诏二万人入界，请讨吐蕃。”可是当时唐朝正在准备于吐蕃会盟，[28]当然不会答应这个要求。再从南诏军入侵成都回撤时掳掠数万人而归这一事件来看，[29]这次突袭成都同进攻吐蕃一样，以获得人口为目的，是很明显的。

主导进攻成都的不是南诏王而是王嵯巅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呢？当年，即使以获得人力资源的必要性和西川节度使的无道为理由而与唐朝为敌，对于蒙氏不能不说是一种暴举。从前节所述的南诏统治集团来看，蒙氏的权威与其说是由南诏王的地位或国家机构所赋予的，还不如说是依赖唐朝这样一个强大的外部势力所赋予的。而南诏王则以其对唐关系或其它对外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分配，来提高自己的权威。在南诏所获得的那些利益中，还包括了通过与唐共同攻击吐蕃所获得的大量人口。但是，这时在位仅一年而卒的寻阁劝和“淫逆不道”的劝龙盛二代南诏王，却缺乏上述获得经济利益的能力；再说这时唐朝方面也因故不再继续对吐蕃用兵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才使南诏国内的实权落入王嵯巔的手中。而与用对唐关系来强化王权无关的王嵯巅，便毫无顾忌地对成都发动进攻。

可是，以此而认为蒙氏权威扫地的看法却是错误的。的确，王嵯巅在废立南诏王和进犯成都等大事上都起了主导作用，但丰祐则通过对东南亚的远征等行动发挥了自己固有的力量（关于丰祐，史书上有“勇敢，善用其众”的评价）[30]以后，南诏王的权威好象重新恢复了。丰祐为南诏王主政长达三十年之久，而进犯成都以后的王嵯巅及其子孙却没有在有关南诏的唐宋史料中再出现过。另外，南诏对唐朝贡活动也仍然继续到丰祐去世.这也证明了蒙氏的权威并未扫地。

（二）册封——朝贡体制的崩溃

王嵯巅的进犯成都表明，在八世纪末缔结的唐——南诏关系逐渐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了。两者间的关系，在基于传统册封关系的基础上，同时还存在为共同对付吐蕃而结为“同盟”的原因。南诏军从成都撤回后，唐朝起用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再次建立了四川南部的防卫体制。[31]他们从军中那些精通当地情况的人那里汇集情报，绘制成联结云南各地的交通图，而开始采取彻底防卫的措施。由此，四川南部边境暂时恢复了安定。这种措施本身意味着唐朝对作为同盟国的南诏加强了防卫，双方的关系开始了明显的质变。

虽然南诏在入侵成都以后还继续对唐朝贡，但其离心倾向却不可避免地逐渐表面化了。如《通鉴》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载：

初，韦皋在西川，开清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廩给，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以傔人浸多，杜悰原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祐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嶲州而还。又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会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时南诏丰祐适卒，子酋龙立，怒曰：'我国亦有丧，朝廷不吊祭，又诏书乃赐故王。’遂置使者于外馆，礼遇甚薄。使者还，具以状闻。上以酋龙不遣使告哀，又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遣兵陷播州。

唐王朝这时完全放弃了原来韦皋制定的对南诏的基本路线。到此时，成都官员感到原来对南诏的优待未免过分，从而上报朝廷，请求削减，并得到朝廷的认可。

唐朝对南诏态度的变化，与其说是南诏自身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由于唐朝和吐蕃关系的好转所引起的。正如佐藤长氏所述：李泌所釆取的对吐蕃进行封锁的策略的确奏效，进入九世纪以后，吐蕃陷入了对外孤立的状态；至长庆元、二年（公元821—822年），唐蕃终于举行了会盟。[32]这是唐蕃之间多次会盟中的最后一次，而由这次会盟结成的亲善关系一直保持到吐蕃灭亡。因与吐蕃关系的改善，杜元颖也能够削减军需储蓄。这样以来，却招至南诏进攻成都·虽然朝廷归罪于杜，但从时间上看，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唐和吐蕃的关系的确进入了一个缓和时期。长庆会盟以后，吐蕃内部因争夺王位继承权而发生混乱，势力日趋衰落。到九世纪中叶，这个西藏古代王朝实际上崩溃了。这也就是说：如上引《通鉴》记载所反映的唐王朝不得不重视南诏的前提条件已经消除了。

在上引史料的后段说，唐朝拒绝册封丰祐的继承人世隆（酋龙）为南诏王，所举的理由是世隆的名字犯了玄宗（李隆基）的讳。但实际上是，唐王朝这时各种内部矛盾激化，自顾不暇，除了放弃对自己已无多大用处的南诏以外别无他法。

而南诏对此的反应是，世隆自立帝号和建元。南诏王虽然从寻阁劝时期开始自称“骠信”，但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与此时自称“皇帝”有完全不同的涵义。在称帝以后，威通七年发生了赴成都的南诏清平官董成向唐西川节度使要求分庭抗礼而被囚禁的事件。[33]而南诏王却在连连对唐发动军事进攻以后，坚决拒绝对唐称臣。[34]所以南诏王的称帝也并非暂时的现象，而应看作是，这时南诏的对唐方针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如上述史料云，是南诏国，或者准确地说是世隆想断绝原来受唐册封并朝贡的臣属关系，而想把这种关系提高到国与国之间相互对等的立场上来。

从史料上可以看出：在对唐关系发生根本性的质变以后，南诏对其国内的各种制度作了较大的变更，[35]而南诏王的地位和王权特征也无可争辩地发生变化。

学者们早就指出过，在南诏的后半期，王权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通常认为，与蒙氏军事支配能力优越的前半期相比，在其后半期蒙氏的绝对支配权削弱了，代之而起的是白蛮系强大部族势力的抬头，在日本，研究南诏历史的开拓者藤泽义美氏最先谈到这一点。但他未对南诏后半期作过论证：仅是从各种史料中搜集南诏的官名、人名；从南诏的官制和统治集团构成的研究来作推论。[36]

近年来，日本武内刚氏对南诏的后半期和大理国时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后半期的南诏王只是身负宗教的（佛教的）权威，并无行政上的实权，只起一种“统一的象征”的作用，[37]或者说，是由白蛮系有力贵族把南诏王与周围部族的私人主从关系应用到军事行动时的兵员征发等具体事务上。（38）

很明显，两位学者对白蛮有力贵族抬头的论述，是以王嵯巅弑杀劝龙盛一事及有关南诏后期的史料中白蛮系重臣的人名增多为依据的。关于王嵯巅，确实有一段时间他掌握了南诏中央政府的实权，但如上所述，这不一定意味着蒙氏王权的衰退倾向。而关于白蛮系重臣，从史料上对南诏武力侵犯唐以及由此增加对南诏直接交涉等事的郑重记载中，只不过能把握一个个使者的姓名罢了，不能由此证明白蛮贵族在后期更加强了南诏中央行政上的实权。

而包括这两位在内，作为南诏史料而经常引用的《南诏野史》本身也是有一些疑问的。由于南诏后期缺少前期的《南诏德化碑》这种反映云南方面的同时期史料，学者们一般用《南诏野史》来论述南诏国后期云南方面的情况。但《南诏野史》只是一本明清时期的编纂物，以南诏的史料价值而言，远不如《蛮书》《南蛮传》等。该书中关于南诏的记述，由于成书时间经过了大理国和元代段氏总管两个历史阶段，这两个时期的烙印在书中随处可见；而且该书各种版本的差异也比较大。由于成书时间间隔南诏灭亡已数百年，史事传述发生了相当大的混乱。要想使用《南诏野史》所提供的材料来论证白蛮系有力贵族的勃兴，特别是要论证南诏后继政权杨氏、段氏的勃兴，是相当困难的。

如“前文”所述，在南诏建立初期，白蛮系有力贵族的地位已是非常高了。但如果认为他们的实力在南诏后期，特别是在丰祐、世隆时期已凌驾于蒙氏之上，还是很有疑问的。况且以往的研究，对世隆自立帝号和南诏对唐军事远征这两大事件的探讨，还是很不够的。

世隆在称帝后不久就开始进攻播州（贵州遵义），以后在他执政期间不断致力于对唐进行军事远征。这些军事行动虽然不是全部由他直接指挥，但如《南蛮传下》所云：“酋龙年少嗜杀戮，亲戚异己者皆斩，兵出无宁岁，诸国更仇忿，屡覆众，国耗虚。”从总体上来看，正是世隆自己压制了反对势力，坚决推行这种军事行动。

而与唐王朝关系的恶化，却有可能动摇蒙氏南诏王的地位。因为被唐朝拒绝册封，意味着强化蒙氏权威的一个重要因素消失了，使其抑制有力贵族在云南各地割据的力量受到削弱；而且由于朝贡活动的停止，蒙氏像以往那样用朝贡所取得经济利益的分配来提高自己的权威，也变得不可能了。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蒙氏放弃了与唐朝的君臣关系，便可无拘无束地从唐朝领域夺取人力资源。从南诏向安南都护府方面掠取大量俘虏一事来看，以后他对唐朝发动的军事远征肯定也包含着这种意图。远征时对云南各地居民的征发，关系到南诏王对各部族支配权的确认。而在获得俘虏时，南诏王还可通过对这种利益的分配来加强自己的权威。所以就南诏情况而言，对外远征的作用，完全能够取代从前对唐朝贡所起的作用。

在对外关系方面，南诏发动这些远征显然为了有利地对唐进行交涉。从以往的历史进程和云南的地理位置来看，南诏要想与唐朝断绝一切关系，或者只把唐朝当做一个掠夺对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在世隆被拒绝册封后，南诏便大力谋求以对等的地位同唐朝进行交往。为了实现这种意图，南诏从吐蕃与唐交往的历史吸取了经验，认为自己应该与当年的吐蕃一样，以显示武力来对唐王朝构成巨大的威慑。[40]进攻成都，就是南诏要实现上述战略意图的一种“示威行动”。

如果把拒绝册封、世隆自立帝号和对唐发动军事远征三件事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在世隆时期南诏王还掌握着一定的实权，并不处于“统合的象征”那种处境。但到世隆的下一代——隆舜（法）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南诏的对外远征到底是否成功？因为其主要目的并不是扩大领土，对此我们不能作太简单的判断。而在事实上，南诏由于进行远征，也确实大大消耗了自己的实力。如上引史料所云，当时南诏也有很多人反对断绝与唐册封、朝贡关系，反对相继实行的对外远征政策。在世隆时期，南诏王还具有压制反对意见，坚决贯彻远征政策的力量。但世隆去世，年少的隆舜继立以后，正如唐宋史料所载，南诏的国政为权臣所左右。[41]此间，曾有高骈以“其俗尚浮屠法”而送佛僧赴南诏一事，反映出南诏王对佛教的倾心。而且，在作于南诏末期的《南诏图卷》[42]中也明确描绘出集佛教权威于一身的南诏隆舜的形象。

注释：

[1] 关于概述的专著如：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林旅芝：《南诏大理国史》，台北各大书局，1981，1984年；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2年；〔美〕查尔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此外，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南诏社会形态属于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的讨论中，对于南诏攻唐的大概情况多有涉及。

[2] 拙作《南诏国的成立》，日本《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1号，1990年。以下所引简称“前文”。

[3] 《金石萃编》卷160。以下简称《德化碑》。

[4] 《新唐书》卷222中、《南蛮传》中(以下简称《南蛮传》)；《资治通鉴·唐纪》贞元三年五月、贞元四年五月。

[5][6][7][8][18][21][22][24][25][26][30][31][33][34]《通鉴》贞元三年闰五月；贞元十年正月、六月；开元二十六年九月，参看“前文”；大中十三年十二月，参见第二节；永隆元年七月；太和三年八月；咸通四年正月；太和三年十一月、十二月；元和四年十一月；元和十一年二月；长庆三年七月；太和四年十月、五年八月；咸通十年十月；乾府五年四月、六年十二月。

[9]《德化碑》。

[10][19] 《蛮书》卷4。

[11] 《蛮书》卷9、《南蛮传》上。《蛮书》与《南蛮传》所载官制及其它制度的不同，如“六賧”与“十賧”，六节度名称不同等，是不同时期成书的原始史料的反映。

[12] 参见[2]第92—100页。

[13] 《蛮书》卷6：“云南、柘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军将领之，亦称节度”。(引自向达：《蛮书校注》）

[14] 《蛮书》卷9：“大军将一十二人，与清平官同列。每日见南诏议事，出则领要害城镇，称节度。”

[15] 据《蛮书》卷5载，蒙氏皮罗阁把大本营移往太和城并开始对洱海西岸进行控制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据《通鉴》所载，迁都至阳苴哶城是在大历十四年(779年)。

[16] 《蛮书》卷9：“每家有丁壮，皆定为马军。各据邑居远近，分为四军。以旗幡色别其东南西北，每面置一将，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军又置一军将统之。”《南蛮传》上：“百家有总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万家有都督一。”“大府主将曰演习，副曰演览。中府主将曰缮裔，副曰缮览。下府主将曰澹酋，副曰澹览.小府主将曰幕劫，副曰慕览，府有陀酋，若管记；有陀西，若判官。”

[17]《蛮书》卷4、《南蛮传》上。

[20] 藤泽义美：《西南中国民族史之研究》，日本大安出版社，1969年，第453—464页。

[23] 《蛮书》卷10。

[27] 《通鉴》太和三年十二月：“嵯巅自邛州引兵径抵成都。”《南蛮传中》：“嵯巅乃悉众掩邛、戎、嶲三州，陷之。”

[28]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日本东洋史研究会，1959年，第686—699页。

[29] 《通鉴》太和三年十二月：“蛮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白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

[32]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第686-699页·

[35] 《蛮书》卷9：“近年已来，南蛮更添职名不少。”

[36] 藤泽义美：《西南中国民族史之研究》，第433—435页。

[37] 武内刚：《云南社会的统一与宗教》，《行动与文化》第11期，1987年，第45-47页.

[38] 武内刚：《关于南诏、大理国国家机构的一点考释》，第90-97页。

[39] 《南诏野史》原本为明代倪辂所集，现在一般使用的是明代杨慎辑、清代胡蔚订正的《增订南诏野史》(乾隆四十年石印本)。但方国瑜先生曾对杨慎与该书的关系提出了一些质疑。参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378-379页。以下，本文把胡蔚增订本简称为《南诏野史》。

[40] 这是世隆死后的事，但据《通鉴》中和二年七月、中和三年七月所载，南诏与唐讲和以后，求娶唐公主的愿望是很强烈的。即使从这一点来看，南诏以吐蕃为先例的意识是较为明显的。

[41] 《南蛮传》中：“法年少，好畋猎酣逸，衣绛紫罽，缕金带。国事颛决大臣。”

[42] 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九，1967年。

作者简介

林谦一郎，历史学博士、日本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准教授。1986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业，1989年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完成硕士课程（东洋史学専攻），1992年6月在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完成博士後期课程（东洋史学専攻），1992年10月获得日本政府留学奖学金到中国云南大学歴史系中国民族史专业留学，1995年6月完成博士论文《论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其他民族的影响》并通过答辩，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位获得中国民族史专业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也是日本国第一个在中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1996年在日本大谷大学文学部国际文化学科任特别研修员。1997年在岛根大学法文学部任讲师、助教授。2000年到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任助教授。

原载于《思想战线》199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