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芥川龙之介与森鸥外、夏目漱石并称为20世纪初期日本文坛上的三巨匠。 森鸥外受哈特曼的美学影响，作品多为具有浪漫色彩的抒情风格，夏目漱石则秉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用来抨击明治社会的庸俗丑恶，作品多为尖锐的讽刺和批判。 相较于森鸥外和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前期的小说以历史题材为主，富有将现实寄托于故事的浪漫风格，后期则倾向于现实题材的深刻批判。 他的文笔既不同于森鸥外的唯美浪漫，也不同于夏目漱石的幽默辛辣，而是以冷峻超然，精致简洁和极富表现力的手法，结合作品的形式美与结构美，达到“鬼才”的艺术成就。  更为特别的一点是，芥川龙之介的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他个人经历的影子：
1927年7月，芥川龙之介在写完《玄鹤山房》的四个月后，因病重和精神的多重折磨服药自杀，时年35岁。离世前他在遗作《傻子的一生》中讽刺的写道：“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 这句话中的人生是广义和狭义的结合，也预示了芥川服药自尽的结局。 生命的最后进程中他再一次体会到青年时期就感受到的痛苦，渺小与卑微，再一次看到自己曾追求美好希望的破灭。  人生的后半程他开始停止对命运的探索与挣扎，任由悲观占到上风后，借用波德莱尔的诗来讽刺人生：绕了一圈后依旧避免不了死亡。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将呈现芥川龙之介作品的两种不同主题及风格，并结合他的生活经历，解锁这个文坛鬼才不安与矛盾的一生：去品味其作品的奇，品味其人生的苦。 他发现了人世最普遍的丑陋：怀疑，利己，人性之恶1915年在杂志上发表的《罗生门》是芥川龙之介写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利己主义思想的代表作，文章的素材取自于日本十二世纪的短篇故事集《今昔物语》。 在《罗生门》中芥川设置了一个人性冲突的情景，写了一位在经济萧条下被主公解聘的家丁，在面临弱肉强食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做出的道德选择：是当强盗，还是饿死？ 饿死意味着牺牲自己，而当强盗则意味着观望他人的痛苦成全自己。 家丁在两者间不断徘徊，在这样的生存困境下他并没有做出决定，内因自然是缺少做强盗的勇气，缺乏勇气的家丁无路可走，便寄托于罗生门内的夜宿。 令他意外的是，遍布尸骸的门楼内另有一位形同鬼魅的老妇人，她一手提着松明灯，一边死死盯着其中一具尸体的脸。这幅令家丁感到毛骨悚然的画面却在下一幕变的滑稽可笑，老妇人并非鬼魅之辈，而是一个正在拔死人头发的老妇人。  家丁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升起了一股对恶行的反感，他想到“趁这样的雨夜，在楼门上拔死人的头发，真是无法原谅之恶了。”随即内心又产生一股熊熊燃烧的正义之火，直面他人罪恶的行为，消除了家丁企图做强盗的心。
在和老妇人的对话里，家丁的情绪又由厌恶转向“冷冷的轻蔑”，目击了老妇人为生存所不得已为之的事情后，家丁之前留存的“饿死还是当强盗”的面纱被揭开。在“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斗争下，家丁的内心升起之前缺乏的勇气，他迅速将老太太扑倒在地上，除去她的衣物后扬长而去。 家丁为什么在与老妇人的对话里找到了做强盗的勇气？这其中除了人性善恶的一念之间，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个人的自私与利己。 实际上，家丁抢走老人衣物的行为和老人拔掉死人头发的行为相同，都是将自己的恶行归咎在他人身上，以满足自己的生存欲望。 在短短的篇章里，家丁由恶转善，再由善转恶，善在恶中泯灭，新一轮的恶行在更大的恶中延续，而导致恶行的源头就是利己。  除了揭露人性的利己，芥川龙之介的创作生涯中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怀疑主义，其中又以《竹林中》最为经典。 《竹林中》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哲理短章，讲述的是在竹林中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年轻武士被杀，妻子遭到强盗奸污，可在审判官判案时却发现大盗，妻子和武士的亡灵各执一词，都供认不讳自己是凶手。 整篇作品由七人的口供组成，从各自的角度解释一场谋杀案的真相，究竟谁是真凶小说最后并没有下结论，作者的目的是通过这七个人的口供，展示亦真亦幻的虚无世界。 尽管整部案件扑朔迷离，可一定有一个人在说谎，或者每个人的供词里都夹杂着谎言与真相。 那么，小说里人物为什么要撒谎呢，为什么要将杀人的罪名包揽在自己的身上？如果说武士的亡灵是为了遮掩战败的痕迹，大盗是为了给自己安上正义的靶子，而妻子是为了守护自己的贞洁…… 作者的用意并非找到真相，而是暗喻人心微妙难以琢磨，给众人展示一种怀疑主义，人们时常用谎言来矫饰事实，而真相则渐渐被歪曲或隐没。 实际上，竹林中发生的凶杀案并不是特定的，而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生的“冤假错案”，其中的假和错也是芥川怀疑主义的源头。  除了利己与怀疑主义，芥川龙之介在探讨人性的过程中，还发现了普遍的“恶行”。早在芥川的青年时期，1915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道“周围尽是丑恶，自己也丑恶，面对丑恶，活着就是一件痛苦的事。” 正是这种根植于他内心的“丑陋”让他有了创作的欲望，如果说《罗生门》是在揭露人性利己，那《蜘蛛之丝》则是这种利己主义下的恶行和毁灭。 故事中的犍陀多在世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有一天他正在地狱的火海中煎熬，佛祖路过十八层地狱，一念之间想起大盗曾经有过一次善举，将路旁爬过的蜘蛛放生。 世尊用路边的蜘蛛丝为引直至地狱深处，犍陀多看到救星后牢牢抓住蜘蛛丝向上攀爬。 犍陀多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发现其他罪犯也抓住这根蛛丝，这时他的恶念陡生“你们这帮罪人，这根蛛丝可是我的!谁让你们爬上来的?快滚下去!滚下去!” 一语说完，刚刚还坚硬的蜘蛛丝突然断裂，犍陀多再一次跌入到火海深渊。 在这个故事里，蜘蛛丝是围绕在犍陀多身上的善恶之分，前世他因为放生蜘蛛得到救赎，地狱里则因为一念之间的恶得到惩罚。 作者想要传达的是，善念虽小可上天堂，恶念虽小或可堕入地狱带来毁灭。  这就是芥龙之介作品里比较突出的几个主题。然而，芥川虽然看尽人性的利己，揭露丑陋的恶行，对人生持有怀疑的悲观底色，但他并非为了揭露而揭露，他非但不是刻意的揭露恶，其内心深处其实存有对善和美的向往。 因此，想要了解真实的芥川龙之介，只片面的看作品中的幽暗人性是不全面的，还要欣赏一些他刻画的人性之善，这些善就是芥川人生中荒野里的光亮。 他赞颂人性之善：对希望，理想和奉献给予美的折射尽管芥川龙之介厌恶丑陋粗鄙的现实，可他的内心深处仍有对美好的追求，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读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最令人感动的，不是对恶的赞美，而是他对善的憧憬……” 此时的波德莱尔，对于芥川龙之介来说不是绝望，更像是一种希望，这种希望渗透在其作品中，例如《戏作三味》的作家马琴就是作者追求美的象征。 《戏作三味》是芥川写于1917年的早期作品，主人公马琴是以现实人物为基调写的，描述了马琴一天的日常生活，借用这位小说家的外形表达芥川对自己对艺术和人生的思考。 尽管是短短一天的的作品生活，小说家马琴却一波三折遭遇到了世情上的困扰。 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对马琴的作品充满敌意，当着马琴的面咒骂他“欺世盗名，胡编乱造，肚子里没有一点学问”，这位“评论家”的恶意对马琴的内心造就了痛苦的干扰。  除了对马琴存有恶意的“评论家”，还有一位催他交稿件的书铺老板，书铺老板明面上是客气的催稿，实则是以写出“色情故事”的末流之辈来胁迫“写稿很慢”的作家马琴。 如果说前者是陌生人的恶意，后者的行为简直是卑劣了，书铺老板是对马琴更深层的人格侮辱，也侧面反映了马琴对于艺术不得不贱卖的悲愤与无奈。 然而，在周围人满满的恶意重伤后，马琴并没有被击倒，而是选择洗净铅华，回归对这份艺术工作最原始的感知，小说以马琴的口吻写道“这不就是人生吗？当残渣污秽落尽后，仿佛一块崭新的矿石，光彩夺目……” 这种感知不仅是剧作家马琴所追求的，也是芥川龙之介追求的“至纯至美”。 写完《戏作三味》后，芥川感叹道“我的马琴仅为表述自己的心情而假托其人。”作者通过刻画马琴在创作上的甘苦，表达了自己对人生以及美的追求。  相比较《戏作三味》的艺术美，短篇小说《橘子》和《阿富的贞操》展现的则是人性的美和善。 在《橘子》中芥川龙之介摒弃了以往借助历史和阴郁的写作风格，转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第一人称写就的温情生活片段。这部小说因感情真挚曾入选日本小学的国文课本。 小说中“我”是社会的观察者，通过“我”的视角刻画了一位善良朴实的底层姑娘，在这位毫不起眼的姑娘身上，展现了“我”的几次情绪波折，从刚开始的无聊倦怠变成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在一辆正在行驶的火车上，一位衣着邋遢，手上长着冻疮，长相不讨喜的姑娘坐到了“我”的身边，并且试图打开火车车窗，“我”对她的行为感到好笑不解甚至厌恶。可当“我”看到姑娘是为了从车窗里向外扔橘子，以犒劳特地到道岔来给她送行的弟弟时，“我”被这份善意所感动，由衷地产生了一股喜悦心情。 在小说的结尾中，“我”仰起头，像看另一个人似地定睛望着那个姑娘—— 是什么让“我”的眼光发生了变化，明明她依然毫不讨喜、满是冻疮的手、邋遢透顶的服装，“我”却从她的身上看到了爱的光芒，使“我”感到震撼的是：其实这种美一直在，就存在于生活的细节中。 因此，小说里的“我”代指丑陋庸俗的现实社会，这样的人只会看到浅薄的社会表象，对世情麻木不仁以及对社会恶习以为常。而往火车外扔橘子的姑娘则是“美”的化身，点亮了阴郁倦怠的现实社会。 姑娘的美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由内而外散发的人格魅力，另一面代表的却是作者永恒的对美的追求，透露出脉脉的温情。  《阿富的贞操》也是芥川小说中的代表作，是创作于1922年比较晚期的作品，这部小说的背景正处于战乱年代，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阿新的乞丐，在一家小店当佣人的阿富，此外还有一只猫。 小说讲述了一个下雨的午后，乞丐阿新闯入一座民宅，正好遇上从外归来找猫的佣人阿富，乞丐阿新受到阿富肉体的诱惑铤而走险，用枪指着猫的性命威胁阿富做出选择：是牺牲猫还是牺牲自己的处女之身。 面对生存绝境，我更欣赏的不是乞丐阿新由恶转向善的冲突，而是佣人阿富的选择。 我认为阿富是这幅短篇里刻画最成功的人物，她的身上有作者所寄托的人性之善，并且这种善是层层递进的，当她面对乞丐突然的作恶时没有妥协，反而果敢地拿起刀来反抗；当她面对乞丐拿着枪以猫为威胁时却没有一丝犹豫。 面对生存危机，她没有选择牺牲任何他物，而是勇于成为殉道者，从而对恶行做出“无声”的抵抗。 在整个“交战”的故事中，猫的角色是旁观者，它记录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人性之战，最后乞丐阿新被阿富的果敢与牺牲精神所感化，从而打败了内心的恶，回归到真正的正义和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为佛。  在芥川的笔下我看到小说呈现的善与恶，懦弱与果敢之间的对抗与思考，拿着枪的就一定是勇者吗，接受命运安排的就一定是弱者吗，恐怕这些都不是事实。 真正的事实是作者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信念：只有坚定着善的勇气，才能抵御外界的恶行，避免被社会所同化。 都说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笼罩着恐惧，阴郁的氛围，但实际上他也写了许多展现人性美和善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大多是前期和中期的作品。之所以写芥川表达的善与美，是因为他的一生尽管以悲剧结尾，可我们不能忽视那一缕他曾全力追逐的人性之光。 芥川龙之介身上的矛盾：幽暗人性以及荒野里的光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有两种独特的魅力，虽然感慨人性自身的弱点，却也忍不住赞扬一种为了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而芥川龙之介身上的这种矛盾，自然和他一生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1982年芥川龙之介出生于东京，母亲芥川富久在他出生后8个月精神失常，芥川被寄养在舅父家中，10岁时生母去世，12岁被父亲抛弃，芥川正式开始了养子生涯。 这种天然的被抛弃经历，让他很小就养成了敏感孤僻的性格，而身为养子的他，又不得不在新的家庭里谨小慎微，背负精神上的压抑。于是他只能通过大量读书来逃避内心的苦闷，除日本文学外还广泛涉猎欧美文学等哲学著作。 1912年，芥川凭借优异成绩考入东京大学，这本该是芥川一生当中最幸福的生活，有爱好文学的朋友，还遇见了一位心意相通的恋人，不幸的是，这段恋爱遭到养父家的极大反对，在家庭的压力下芥川被迫与爱人分手。  失恋的痛苦给他的心灵造成极大伤害，意识到自己身为养子的不幸命运。因此，芥川日后的很多创作都和这场“被家庭强行拆散”的恋情有关，也是从这里开始他深刻体验到了人性的自私与利己。 1915年，心境消沉的他结合自身挫折经历以及当时社会的动荡，写下千古名篇《罗生门》，并于次年写下被夏目漱石和鲁迅都为之称赞的短篇小说《鼻子》。在夏目漱石的鼓励下，芥川的创作如泉涌，自1915年——1927年就发表了148篇小说，55篇小品文，66篇随笔，以及大量评论、游记、诗歌。 这些作品里一部分是揭露人性的弱点丑陋，一部分是追求美好的折射，然而，又因为芥川自身的经历使得他的笔触在写美好和希望时多为隐晦，比如上文所写的《阿富的贞操》，即使是想突出阿富的善，可还是要通过一种“殉道”的方式，以此成全他人的超脱。 因此，芥川笔下的善有时候并不是纯粹的善，而是用某种特定条件来交换的，他终身都未曾摆脱寄居的家庭，这份内在对生命的压抑也传递在作品和文字里。 而在1927年发生的事加剧了芥川的精神崩溃，这一年二姐家意外失火房屋全毁，姐夫在压力下卧轨自杀，二姐无处容身只好投奔芥川。 芥川不仅面临火灾保险等琐事，还要替姐夫偿还他生前所借高利贷，芥川本就多病缠绕，在这件事情的刺激下神经衰弱愈发严重。 经年累月，多病多事多忧愁终于压垮了芥川，尤其是他又担心母亲的精神疾病会不会遗传，他可以接受疲于奔命的世俗生活，可接受不了创作能力的消失。
1927年，芥川发表了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傻瓜的一生》，一共50个小篇幅，采用短句的形式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深刻剖析了自己的灵魂深处，流露出悲观阴郁的色调，反映了人生的惨淡和绝望。 写这篇小说时他已卧床不起，身患多种疾病，精神抑郁，时常出现幻觉。可以说芥川晚期的几部作品，都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写出来的，每一篇都饱含着他的全部精魂，都是从笔端流淌而出的生命。 终于，1927年7月，芥川龙之介因病重和精神的多重折磨服药自杀，从苦难和丑陋的世界解放，时年35岁。 纵观芥川龙之介的一生，他自身的经历和作品水乳交融，与其说小说里的人物是他创造出来的，不如说小说的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甚至比小说里的人物还要戏剧化： 他虽才华横溢却屡遭磨难，他追求光明却总不免看到黑暗，他向往美好却发掘人性的弱点，他追求理想却又总是破灭，他希望达到艺术上的极致，却又为自己套上阶级的枷锁。最后在现实面前败北，精疲力尽的倒下。 这就是芥川，一个复杂的文坛鬼才，从《罗生门》到《某傻子的一生》不只是作品，更是他一生的写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