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草木鸟兽，是一个从《诗经》就开始的传统，这些自然生物与人类有一种生命的共感，能引起人的共鸣。刘勰《文心雕龙》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陆机《文赋》曰：“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屈原诗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古语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草木鸟兽是有生命的事物，它们都有盛衰生死，可以很容易引起人类的共鸣，触动人的内心。但是山水呢，也是自然界美好的事物，但它们没有生命，很难引起人的共鸣，所以在《诗经》里，写山水的诗歌非常少。山水之美进入中国人的视线，进入诗歌，纳入感发的一环，要到魏晋时代了。刘勰《文心雕龙》云：“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但魏晋诗歌中的山水，很多并非单纯描写山水之美，在游仙诗中，山水只是作为宗教信仰、老庄哲理的附属品。这样，对于山水的审美就并非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与感动，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仍处于物像表层的浅层次审美，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审美仍停留在感官，未及心灵。开创了山水诗的谢灵运，他的诗歌虽然有对山水的单纯审美，但可惜这些诗歌只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画，审美仍停留在表层，自身的性情与感悟独立于物象之外，不能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对自然万物的细微变化，应当是有敏锐的感知的。如果心性到达一定层次，常能超越自我，达到与天地为一，融于自然的境界。
通俗来说，是能捕捉到自然界中那些细微的、质朴的闪光点与微妙的美，并能从中得到感发与觉悟。从美学的角度来说，物像的美超越表层，跳脱物体属性的限制，生发出更深刻丰富的内涵。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审美对象已不在感官，而存乎于心中，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一种美的升华。
而要想达到这样的审美能力，除了学识之外，最重要的是保持内心的平静与澹泊。学识易得，但心灵的境界难修。古往今来，没有多少人能够超越世俗。而陶渊明就是其中最瞩目的一个，后世多少文人崇敬他，是因为出世与入世是永远横亘在文人内心的一道高峰，他们逾越不了，也摆脱不了，在冲突与矛盾中难以求得内心的平静，诗仙李白亦复如是。
陶潜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首诗将中国诗歌的审美境界提升到空前的高度，是前无古人的成就和突破，也是古典美学在诗歌创作中的重大飞跃。而美学与审美的下一次突破，要到两百多年后的唐朝了。
陶渊明从自然景物之中感受到了一种宇宙人生的微妙道理，他很想让人知道，但是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说清楚。他融入了大自然中，内心得到了一种真正的平静。很多诗人说自己要归隐，在山光水色感受到了惬意与平静，但他们只是“感受”到了平静，而内心却没有。换句话说，嘴上说内心平静的，往往不是真的如此，比如谢灵运的《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为什么举例这首诗，因为这是一首比较纯粹的山水诗。谢灵运很有才华，也很有开创性，从“山水诗”的范畴来说，他的成就也是前无古人的，对后世影响深远。
但是，这位备受赞誉的开创者，明显诗心不静，或者说，大部分时刻，他难以做到内心的从容与安宁。谢灵运出生贵族，家世显赫，是个纵情任性的公子哥，他喜欢奢华享受，不愿过谦卑委屈的生活，即便做官，又想进入权力的中央，又不想受拘束，比之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有过之无不及。或者说，作为谢灵运粉丝的李白也继承了偶像的这种不羁。
这就决定了这样一个人，哪怕他寄情山水，也不会真正的放下内心的世俗，更多是通过山水来排遣忧愁。身处山水中，心却在凡尘，无法获得宁静与超脱。
因此，在《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这首诗中，尽管他天未亮就出发去游山玩水，但兴游之后，仍是“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心里仍是一种无所寄托的忧愁。无所寄托，无所付，那该怎么办呢？他说：“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人要有赏爱的对象，也有人赏爱你，才是最美好的事情，但这种道理谁能够明白呢？
最后他得出了结论：“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当欣赏了这些美好的山水时，我遗忘了尘世的忧虑，悟得了一个排遣烦忧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游山玩水）
谢灵运所说的排遣和觉悟其实都是空话，是说明，而非本心的真实感受，也可以说是自我安慰。当你赏爱山水，山水却不能赏爱你，当然是“折麻心莫展”了，尽管谢灵运明白“情用赏为美”，但他赏爱山水的美景，却不能融入其中，山水自然也无法给他回馈，不能赏爱他。
王阳明说：“你未看花时，花与此心同归于寂。你来看花时，花的颜色便一时明白起来”。山水就算赏爱了你，但你内心并非纯粹的赏爱它，只入你眼，未入此心，又如何能“与天地为一，融于自然”呢？
后世的辛弃疾词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虽未至渊明的“悠然忘我”之境，但真正做到了“情用赏为美”，与青山两情相悦，互相欣赏。
谢灵运的心境不到家，还跟他的狂妄有关，陈郡谢家乃是天下第一望族，他生来高贵，才华绝世。显赫的身世带来无上的尊荣，横绝时代的才华更是底气与骄傲。因此，某种程度来说，他比李白更狂。他曾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在他眼里，那个时代没有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连宋室皇族也曾是谢家的府兵。
但一个人，越是出身尊荣，越是才华横溢，就越应该谦逊低调，中国有句老话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果一个人的修养与他的身份才华不符，那命运也不会偏袒他。上天给一个人的物质也好，才华也罢，是让人合理运用的，而并非是狂妄炫耀的资本。《诗经·淇奥》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秦风》也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做人的道理，就在这些诗中。诗经之所以思无邪，是因为思想价值观的中正平和。现在很多人，都更喜欢厚黑学，世道就在人们无穷无尽的算计中慢慢变坏。
谢灵运也曾努力地寻找心灵解脱的途径，他学过佛，也曾清谈老庄的玄理，但始终无法得到宁静。他想不通，才华、金钱、人脉都有，为什么就要屈居人下呢？何况他的祖先曾有无上的光荣，他的祖先谢玄曾在淝水之战中大破前秦，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人的欲望和渴求都是无穷无尽的，拥有了才华与物质，还想建功立业，或者手握大权。谢灵运始终摆正不了自己的位置，认不清现实，没有自我定位。宋诗皇庭三次任命他做官，他每次都不理政务，徜徉于山水之间。他不甘心屈尊刘氏皇帝身边做个陪侍文人，也不甘避世趋害。他虽有意识的进行山水诗歌的创作，却又不肯完全抛心力于此。诗歌是他施展才华的方式，也是排忧解愁的工具，却并非他的最高追求。
所以谢灵运几番折腾，最后竟因造反被杀。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读一个人的诗，首先得了解这个人，才能知其诗歌的关键所在，其优缺何处。钟嵘在《诗品》将谢灵运的诗评为上品，说他“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
我不反对钟嵘的评语，因为他是以辞采为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谢灵运当得起“元嘉之雄”。我前两天说王维的诗是贵族底色，谢灵运也同样，甚至更高华富艳，是纯正的雅语。
但以我的评价标准来看，辞采不是衡量诗歌高下的最重要标准，而是其美学境界。美学从属于哲学，中国的古典美学与儒释道密不可分。
因此，在我看来，谢灵运的诗歌虽然辞采富艳高绝，或有清新天然之佳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等。但整体而言，他的诗歌没什么感发，也没什么思想境界。
我们看一下他的那首著名的《登池上楼》：
语言就不说了，貌古词深，从诗歌的结构、技巧上而言，是非常好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一清新可喜之景，将忧郁烦闷的心情置于春日物象的律动之中，达到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效果，诗歌前面忧烦的情绪到这里为之一转。
但诗歌的后面六句，仍然面临着一种问题。他并没有从春日景色中得到安慰和解脱，他感受到了春景风物的律动，但又不能从中得到一种感悟。情绪又转回了伤感色彩，他说：“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他有感隐士的生活，想离群索居，但又觉得这种生活枯燥漫长，难以安下心来。内心的矛盾显露无疑。
诗最后云：“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他说坚守节操岂止古人能做到，在今人身上同样可以得到验证。你看，谢灵运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仅内心矛盾，而且都是说明，强行解脱。上一句还“离群难处心”，这里就又下定决心了。
他诗中虽然说要下决心归隐，但我是不信的，结合其人生经历来看，也的确如此。
所以他诗中的情感不是真挚的，所以打动不了人。固然可以说，他如实反映了内心的摇摆与矛盾，诗歌也有句有篇，但其没什么思想境界。
有些论者认为，今人不爱谢诗，乃是因为文言水平低，诗歌素养和审美能力低，我不置可否。谢灵运的诗歌语言，的确给大部分读者造成理解障碍，但其诗不被喜爱，更多是因为其缺乏一种真挚的感情，抒发的多是个人的负面情绪，没有思想境界。
我觉得作为一个享受着钟鸣鼎食生活的文人，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忧愁，不关心时事和百姓生活，也不关注现实，只担忧自身，每天在归隐和出世之间取舍，实在是很可惜的。他有十二分的才华，其实只花了8分在诗歌上。他能写出那些天然语，我不觉得是他的努力，而是其诗歌的天赋高。
如上，看似对谢灵运批判过多，但我其实是肯定他的。他开创了山水诗派，取得了巨大突破和成就。虽然他的山水诗，常掺杂自己的负面情绪，营造不了和谐的美学意境。但作为一个开创者，能够有意识去描写山水，有意识的将山水纳入审美的范畴，这是了不起的。
从文本上而言，陶谢之诗，各有秋千。虽然严羽《沧浪诗话》曰：“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我认为，精工富艳是美学的一种，质朴自然也是美学的一种，不一定要分出优劣，只是各擅胜场而已。倘若都去追求质朴，那诗歌很可能走向浅显滑易。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美，这样才能丰富诗歌的整体面貌。况且，精工富艳，今人实在是不擅长的。
人们常鼓吹文质朴实更好，但忽略了一个前提，你都没有华丽过，如何质朴呢？质朴不等于平实，也不等于浅俗。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你的文字都没有豪华过，还没驾驭住文字的精细变化，如何见真淳？所谓“返璞归真”，你得“璞”过，才能归真。就像李白，他掌握了所有诗歌的形式，才能打破形式，不受语言的拘束。
《论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说的是做人的道理，可也是文学的道理。如果质朴超过了文饰就显得粗野，如果文饰超过了质朴就显得虚浮。
就像谢灵运的辞采富艳高古，可照样也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等自然之句，他同时具备富艳、高古、质朴等三种美学特质，这也是他语言艺术上的成就。
所以，正确认识美学很重要。质朴并不优于华丽、富艳，而是两者之间的平衡最好。我们一定要对文字有很强的敏锐性和审美能力，譬如很多人夸赞金庸武侠小说的文笔好，我不这么认为，他并没有达到“质朴”的境地，相反，比较“粗野”，细节也不够，他的成就不是语言艺术上的。
从美学境界上而言，陶高于谢。作为同时代人，陶谢身份悬殊，一个富比王侯而不知足，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种豆南山。一个在出世和退隐之间摇摆不定，一个完全隐居内心平静。心性不同，不仅决定了两人的命运，也决定了其诗歌的精神面貌。
当然，我不是扬此抑彼，如果进行古诗词创作，我仍会从谢灵运的诗歌中汲取所需要的养分，但在心性境界上，我会努力向陶渊明靠近。当然，我不会写谢灵运那样的诗歌，一来做不到，二来没才华，我出身寒微，不是贵族，没有那种底色。就像李清照评价秦观，说他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正如前文所言，人贵在自知之明，找准定位，不能好高骛远。少游虽少故实，但其词之情致风流，不正是其词最大的美学价值么？周美成倒是音律、辞采、典故、技巧臻于纯熟，不也有思想性不高，题材略狭的缺点么？所以人不仅得找准人生定位，还得找准自己的艺术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