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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书香门第不可能用《三字经》《弟子规》开蒙，对他们来说太掉价了，一般直接上《论语》《孝经》
尽管相比今天的大学录取率，从隋唐到明清，科举考试的能考中最低一级的功名的人，数量最多时也还是非常少的，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幸存者偏差，很容易吸引略微具备读书条件的人，就选择读书应考。而一旦走上了读书这条不归路，人生选择实在就不多了：如果不能考中，许多人也不甘心回到躬耕务农的生活中去了。而前现代社会的职业选择又不是那么丰富，那么很可能，这个只考取最低一级功名，甚至秀才也没捞到的落榜生，会选择去成为一个教书先生，于是培养更多的读书人。 当然，也有很多人学习并不为考试，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定合同，记账目，也促成了很多人愿意去识几个字，甚至读点书。中国古代的识字率，全世界范围内看长期是领先的，罗友枝（Evelyn Rawski）以“能计算数目，写简单信函，不受人欺蒙”为标准，认为清代的男性识字率达到了30%~45%，女性则是2%~10%，这个数字应该是高估了，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可能的。 今天还流行的大多数蒙学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之类，就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诞生出来的。 我们以清代为例，说说这些书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 当时和教育有关的组织，大致是下面几种： 第一是“学校”，但古代学校的含义和今天完全不同，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的府学、州学、县学等等，教学工作都不居于重要地位。学校建筑就是各地文庙，是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意义在于向全社会彰显纲常名教的存在感。 第二是“书院”，书院是各地知识精英聚集的地方，换言之，和蒙学没太大关系。 第三是“社学”或“义学”，这些概念有时会和书院混用，但更多时候区别还是明显的，书院面向“成材之士”，社学、义学面对童子，换言之，这属于童蒙教育。 社学和义学这两个词不断有人试图加以区分，但这两个词真是混得分不开了。 大致说，义学的特点是，由地方官牵头，本地士绅出资，建设教学场所，物色教师并支付工资，而学童入学不收学费。 也就是说，它带有较强的官办和公益色彩。 但是对于地方官来说，他的考绩，重点是收税和司法方面的表现，教育方面不是那么重要。官员不重视，义学的质量通常也就很难保证，家境稍好的人家，都不愿意送孩子去义学，担心书没读几本，却惹了一身坏毛病。 说中国人爱贪小便宜，但碰到孩子教育的问题，就一向很明白“免费的才是最贵的”这个道理了。 第四是各种收费的民间学塾，清末以来习惯上称为“私塾”。——其实私塾这个说法，是现代化的学堂出现后，才流行起来的。因为学堂是官办的，这些学塾的私立属性就凸显出来了。 私塾是传统蒙学教育最重要的场所。 塾师数量有多少呢？因为中了秀才的人，几乎不愿意去从事其他职业，所谓“儒者不为农工商贾，惟出仕与训蒙而已”，所以很大比例的秀才都成了塾师。 学者们估算，清代中期以后，同一时期内，天下大概总计有秀才五万人。 但塾师总数远远不止这个数。秀才代表塾师里的较高水平，算是塾师里的精英。实际上没有功名的普通塾师数量要多得多，大概是秀才塾师的好几倍。 从教学内容的分工来说，当然是秀才塾师讲授比较深奥的内容，带着学童读四书五经，教写八股文。秀才考举人的乡试，是科举体系中最难的一个环节，往往是一百多个应试者才取一个。水平挺高而就是考不中的情况，确实是有的，这种秀才如果不是运气太坏，在教育市场上也会很受欢迎。 而普通塾师教识字，讲讲三百千，最多讲到四书——其实往往也不讲，就是监督背书。 现在常有人说，传统蒙学书“其中包含着五千年传统文化精华”，这无疑不是事实。 条件较好的人家，一般不会让孩子在蒙学书上化太多功夫。有些士人家庭，家长本身文化水平高，会嫌弃“三百千”俚俗，会要求老师让自家孩子跳过这些，直接背《论语》《大学》。——因为《论语》的文字其实也并不难，前面说过，汉朝曾经就是当蒙书用的。 恰恰是在条件糟糕的义塾、私塾里，一个注定没什么前程的先生，教着一群父母也不指望他们有什么前程的孩子，教学活动更依赖这些蒙书。 清代流行的蒙学读物《幼学琼林》，其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师生关系的文字： 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孔子居杏坛，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称教馆曰设帐，又曰振铎；谦教馆曰糊口，又曰舌耕。师曰西宾，师席曰函丈。学曰家塾，学俸曰束脩。桃李在公门，称人弟子之多；苜蓿长阑干，奉师饮食之薄。冰生于水而寒于水，比学生过于先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谓弟子优于师傅。未得及门，曰宫墙外望；称得秘授，曰衣钵真传。人称杨震为关西夫子，世称贺循为当世儒宗。负笈千里，苏章从师之殷；立雪程门，游杨敬师之至。弟子称师之善教，曰如坐春风之中；学业感师之造成，曰仰沾时雨之化。 介绍古代的名师，解释一些和教学相关的术语，是应有之义。有意思的是，其中夹着一句很不正能量的“苜蓿长阑干，奉师饮食之薄”，老师在跟学生哭穷。苜蓿是和西域的骏马一起传入中原的，事实上也往往就是用来喂马的。今天的人甘脆肥浓的美食吃多了，来点草头（江南对南苜蓿的称呼）吃吃，觉得很清爽，但本来饿着的人，见面前只有这么一份乱糟糟的马饲料（阑干是纵横杂乱的样子），心中悲怆，可想而知。 普通塾师的收入确实比较有限，有一种推算是，可能也就相当于长工的一点五倍。 文人表达欲是非常强的，今天我们可以从各种笔记、小说还有笑话集之类的书里，看到大量关于明清时代教书先生的内容。很多人心态都很糟糕，因为教书这个职业，本身就是他考场失败的见证。收入微薄，饮食糟糕，学塾离家很远因而生活孤寂，面对熊孩子导致心情烦躁……所有这些，都很容易让这位先生孤愤满腔。 他们的教学方式大多也很粗暴，民国时人写回忆文章，说到小时候念私塾的经验，往往咬牙切齿。这种怨愤，固然有革命年代的加成，但小时候被呵斥打骂的经历，也确实只能是痛苦的记忆。 另外，教书先生也很容易被视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主要打击对象，通常也不是大学者，而正是这样的底层文人。其实看《水浒传》也可以知道，谁的犯上作乱欲望最强呢？林冲、武松这样的好汉，是被逼上梁山的，宋江也为要不要当强盗纠结了很久，只有一个人虽然无力带头，但成天憋坏主意想撺掇别人造反：那就是秀才也没考上而当了教书先生的智多星吴用吴学究。 等到落第秀才多到社会根本无法消化的时候，一般说来其他社会矛盾也差不多积累到临界点了（许多因素是环环相扣的），大崩溃就该发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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