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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明 【摘要】本文通过介绍清代奉天地区私塾发展概况及教育内容，探究私塾作为封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扩大受教育群体、提高群体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清代；奉天；私塾；教育 一、清代奉天私塾发展概况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相对由官方营建的官学而言，由私人办理的学校或教育形式称之为私学。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历时二千余年，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私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便是私塾，传授儒家经学知识及医学、阴阳、商业等科学技能知识。 本文拟将清代奉天地区私塾分为三种形式来进行介绍，分别是私人设帐授徒的教育形式，个人或团体捐资办学的教育形式，以及以家庭和家族为核心的教育形式。 （一）私人设帐授徒的教育形式 私人设帐授徒的教育形式在奉天地区较为普遍。首先创办此类私馆的为谪居奉天的流人群体。“奉省昔属边徼，由内陆迁谪诸人，多寓于此。”流人群体“止礼让，化风行”，以“诗礼传家或，以教化训俗”，对当地的教育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著名的有郝浴创办的致知格物学堂。顺治十一年（1654），湖广道御史、巡按四川的直隶定州人郝浴，字冰涤，被吴三桂诬以“冒功妄奏”罪，流放铁岭。郝浴于铁岭建书屋三间，题“致知格物之堂”。一时，流人士子邀集于此，从学者十余人。郝浴创办的致知格物学堂主要传授朱熹理学，为私塾的高级阶段。康熙十四年（1675），郝浴被赦回京，书屋更名为“银州书院”，成为奉天地区最早的一座书院。 康熙二十年（1681），福建人陈梦雷被发至盛京给披甲新满洲为奴，奉天府尹竟使其脱离奴籍，以优礼延至府中，主持修撰盛京通志等地方志。陈梦雷学问功力深厚，精通满文，流放期间，公卿子弟多从之受业。奉天的官吏也不乏招徒讲学之士。 海城候选知县王耆龄“幼孤，事母最孝，设教多年，又主讲盖平辰州书院，以敦品励行训士，校规极严，从学者日众”。 辽阳知州张鼎镛亦授业课士，善书工诗文的刘元芝开始便受业于张鼎镛。官员归家不仕后，多设帐收徒。 锦县人朱自新，“家贫嗜学”。嘉庆二年进士，选宣化府学教授，后告养归奉天，“教读于家，一时英俊多从之”。 高步瀛，字仙舟，锦县人，“少有才名，读书无不记忆”。锦郡初试古学，即于童子中夺冠，遂入泮。“道光丁酉科中选拔以直隶州州判，老归而教授生徒，朝阳、义州一时俊秀多从之游。”“课余之暇，时与三五同志以诗律相赠答。”尤复研究理学，设帐四十余年，循循不倦，戚族有贫乏者周恤之，风义之高，士林称美。 京都镶黄旗訥泰，由文生致取笔帖试升通判，嘉庆十四年（1809）调任岫判，“后以微谴罢去，惟设帐授徒”于乡里。 同时，接受封建教育取得功名或具有一定学识的当地读书人也纷纷投入到私塾教育中。 如宁远人李延龄，字介梅，乾隆乙酉举人。“家贫，设帐授徒，学规严肃”。 锦县人王三聘，字仲伊，道光乙酉科举人，任涿州学正。“理境渊深，经学邃密，一时俊秀多出其门。” 岫岩蒙古正蓝旗人李克昌，字子骏，居邑北沙里图。“能文善诗赋，由优贡取汉教习，与上达堡多隆阿，木耳山许文运，时称为岫岩三才子，教授乡里以终。 张德伦，汉军旗籍，“少患咳血而读书不辍，病剧，居家仍复手不释卷。虽“领乡荐，后不求进仕，惟居乡里设教以奉老母。”胡鼎元，附生，居辽阳邑西，“初入庠，后设教于乡”。 吴三多，原籍凤城蒙古镶黄旗人，清光绪八年（1882）迁居安东榆林村太平甸，幼失故，家又寒，素赖教授为生。 安东榆林村太平甸人李长祥，“通小学、四书、诗礼及短篇古文，年十四始出就外传，十八以家贫亲老，就近村训蒙以为养，课余之暇，专究心于易”。 海城人王献章，字瑞图，岁贡生，经学为一邑之冠。“父殁，设童子帐以自给”。 地方志中此类记载很多，本文不一一赘述，但从记载中可以看出，童试后取得功名或有一定儒学功底的人，一边以教职谋生，一边继续参加科试。他们多承载地方的蒙学教育，成为奉天私塾教育的主体人群。 （二）个人或团体捐资创办的教育形式。由个人或团体捐资创办的义塾、义学则具有明显的慈善属性。 如辽阳人王世芳，字正儒，祖籍山东。“出义地，修文庙。又设义塾，冬设粥厂。其子君义，字延翰，克承先志就义学创设襄平书院。” 盖平和美村人崔崇龄，“字九峰，恩贡生，家境殷实，往往施衣食，立义塾”。 沈阳人，董宗舒，字辅臣，光绪壬午举人，候选知县。“大饥，宗舒于本村设义仓”，“附设义学教育贫家子弟”。 朱登甲，字晓楼，居辽阳城内，由武庠生加捐守备以办商团，在城北望水台自立义学一处。 辽阳人李毓芬，字香圃，光绪初每冬舍棉衣，设粥厂。又捐银二千两发商生息，每年以息金设义塾一处。后由其胞侄文发经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义塾基金统交于辽阳县劝学所，以常年息金改设李氏私立学校。 清光绪十七年（1891），知县潘文铎创设义学两处，延师训课。“此为安东官立学塾之初。安东县内未建有书院，惟有义学两处，一坐落于家沟里，草房三间，塾师贡生张春樵，学生无定额，一在元宝山前大桥头北汇海居，草房三间， 塾师增生于鸿藻，学生无定额及日俄战起同时废 止。” 光绪十三年（1887），岫岩知县金作埙于县城关帝庙内设“腾姣”、“起凤”、“登瀛” 三座义塾，招收贫寒子弟就读。 值得注意的是，奉天地区的义塾，既有由官方出资兴办带有官方色彩的义学，如安东义学、辽阳义学；又有民间独办的，如李氏、王氏、崔氏等族塾、义塾。其中规模较大的义学均有人数、学业、经费等明确规定，公举绅董进行管理。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个人慈善助学行为。 如承德县人兰天成，字汝平，“每岁欠输，倡义赈，施粥梁，舍衣药。尝修学宫，建义塾，助书院肄业生童膏火。” 义州汉军正白旗人洪兆麟，光绪壬辰进士，家贫无力求 学。“本邑耿廉池庆泉许为有造之才，进而教之，兆麟感师恩，终身父事之。” 洪赞廷，附贡生，性孝友敦儒术，“家居讲学以文章经术相砥砺，贫士来学每不收束金”。李上林，从学师友多名流，“戚族中无力读书者，必代筹学费，且供薪米。” 义州人李锡文，字子寿，家贫，无力就学。“闻村塾书声徘徊不忍去，塾师张某奇之，不取束金，授之读”。 （三）以家庭和家族为核心的教育形式。清代富家巨户常为自家子弟延师设家塾，亲邻子弟亦有附学。 奉天地区各地望族多设有家塾。如诗文字赋均为士林所称的刘文翰，字西林，家贫，初受雇于郭氏家塾。负责洒扫，“兼司先生，撰师生所讲读”。文翰一一能记诵讲读内容，学生所不知者均向其请教。郭家遂聘其为主讲。“学三年而甲其他所作诗文，塾师无以易也。”上文中提到的李上林所设私塾既有家塾性质，其“延师课诸弟读，日与讲学，称益友焉”。学生中有戚族、有邻人，“儒者为之讲学，业农商者勉以勤俭，于人无指摘。” 代代相授、父子相传的家学在奉天地区较为普遍。本文视家庭教育为私塾的特殊形势加以介绍。 如盛京工部正黄旗人，佟汉源，字镜泉，居辽阳西南马驿屯。“父德风，字子春，岁贡生，以诗书传家，汉源幼受庭训，长从董琪书游，中式道光乙亥科举人。” 盖平人崔学让“ 曾撰家训数则，以遗后人。” 沈阳人刘纯善，性格忠直朴厚。有六子，在家传教育影响下均“业儒”，“长子岁贡生”。有孙四人，均习儒术。增孙广涵丙午武魁。后世子孙多为岁贡生、廪善生。 值得一提的还有沈阳人梁凤鸣，其父为庠生。作为长子，其天资颖邑，笃志好修。“初太宗皇帝设立学校即补博士弟子，以病乞退居林下，惟课子训孙为事。”在其教导下长子梁述祖，中顺治甲午科举人，戊戌充御前侍卫兼管佐领；次子梁光祖，善骑射，精满语，康熙 甲寅以署参领随征；三子梁继祖，年十九领顺治辛卯科乡荐，初任山西五台县知县；四子梁耀祖，凤鸣，重厚寡言，制行端方，精通清书满语，处授九门提督；五子梁显祖，自幼力学，为文敏瞻，应院试一日八艺，入泮后八旗科目停止，肆习清书翻译，考授翰林院笔帖式，官至秘书院撰文中书，内外章奏密疏翻译皆出其手；九子梁敬祖，精通满汉，初任贵州黎平府永从县知县，三十七年奉召赴京候补部员。其后世子孙无论在学术还是功名上均有成。沈阳科举家族缪氏，不仅成其家学，对地方文化发展上贡献巨大。 二、清代奉天私塾教育内容 奉天私塾教育高级阶段围绕科举应试开展考试培训，或针对儒家经典继续学术深造。童生应试以前教育为启蒙和基础培训阶段。童生应试后，入庠泮官学或取得功名的生员进入高级阶段的学习。低级阶段的教育内容为启蒙教育，主要授以八股以及生活实践中识字、运算、识药等基础知识。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将辽宁各地方志中记载奉天童生科举考试内容加以梳理，以了解清代私塾教育的主要内容。 清代奉天府尹下设教授一职专管教育事务。奉天地区各州、县设有学正、教谕主管学校事务，并设训导协助管理。“州学生每科岁童子试，民籍先由州试，由省录取文生。民籍定额六名，又拨府学一名，旗籍分满合号，由府院试满号，全省额二十一名⋯与岁试而无科试已录取入学者为附生。所试科目设有八股文与试帖诗⋯⋯清末文生改试经义、策论。”康熙三十六年（1697），定例考试童生用小学论。康熙三十九年（1700），“改用性理、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一并命题。”康熙四十五年（1705），“仍定用小学论”。雍正六年（1728），“改定论题用孝经”。乾隆元年（1736），“定论题一道，孝经与小学兼出。致是复定各省学正岁科两试及府州县试于复试时用四书题作时文一篇， 外仍用小学命题作论。” 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定考试童生文艺之例”，将常规出题范围中“四书文二篇，经文一篇”，裁去书文一篇，增试排律，以“一书，一经，一诗命题”。 清代奉天地区私塾的高级阶段，如名仕专馆、大馆以授诗 、书、礼、易、经、义等封建文化，进行书法帖阔和八股作文等举业训练为主。即“以读书、作文、习字为主，读书于诵读诸经及解释经义而外，尤注重时文以其利于科场也。”科举考试改试策论后，各塾经史古文兼授，间及算数、舆地、格致诸书，时谓之西学作文。锦县人朱自新所授私学，以理学为著。“晚年学益进，浸淫含咀于枟朱子全书枠枟理学宗傅枠诸书，文式品格，尝称之为锦县理学第一人”。学生中以德惠和杨宗程成就为最。德惠理学益深，为诸生冠。锦县人王三聘，授业对象为一县“俊秀”，主讲性理与经学。马琈林，“字仲玉，居辽阳，文端心存知之⋯⋯博群书，交结四方之名士，尤嗜吟咏工篆，多收古今金石文器⋯⋯晚年筑精舍，院东额曰养花种菜之 居汲汲焉”，以育才为己任，传授封建文化。刘文翰无论在私塾中学习，还是独自设帐均以诗文、字赋著称，“诗文、字赋”为私塾的主要内容。 私塾中的低级阶段，如村塾、义塾等则注重传授启蒙知识，同时为童试打好基础。期间，八至十五岁儿童学习封建道德伦常，掌握认字阅读能力，具备一定的自然知识、生活知识与历史知识。教学内容以枟弟子规枠枟圣谕广训枠枟千字文枠枟百家姓枠枟三字经枠枟唐诗三百首枠等韵律自然、通俗易懂、易于记诵的蒙学教材为主。同时枟笠翁対韵枠枟声律启蒙枠枟古文观止枠等八股行文的基础教材也是低级私塾中常见教学内容。据枟辽阳县志枠载，蒙童入私塾以“四五年为限，教科以三字经，百家姓，起而四书五经以次。及间授唐诗、古文，亦有由孝经小学起者。然一二年学生均以诵读为主，三四年生始授讲解词句。”村塾中亦有“授以农工商杂字及珠算、薄记者”，“习字亦私塾教授之主科”。海城人王献章，设童子帐教授学生启蒙知识，以图生活自给。 义州人李锡文，性聪颖，进入私塾学习七载，主要内容包含经、子、史等蒙学内容。洪赞廷，幼读蒙学之“书目数行”，后流畅行八股文，参加童试“则冠军”。沈阳人戴格，经常游走于远近村塾，分售大学图等蒙学用书。 以家庭和家族为核心的教育内容则更为丰富，主要分为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两方面。奉天地区条件优越的家族或家庭，以家训、家学教育后人文字、经史、诗歌、词赋等知识。“盛京工部正黄旗人佟汉源，居辽阳西南马驿屯，父德风，字子春，岁贡生，以诗书传家。汉源幼受庭训，长从董琪书游，中式道光乙亥科举人。”锦县人陆勇格，“光绪乙酉拔贡，幼喜学书，其兄善格，指授用笔之法”。辽阳人翰玉书，字仲麟，“少承家学，喜为诗歌古文词”。义州人李锡文，居家以实学课子，“子如兰，侄如芝，孙国璋皆承家学入邑庠”。张斗垣，“光绪丁酉考取宗室学汉教习，少承家学，早岁通经工诗词篆刻”。韩玉书，“少读书，承家学，喜为诗歌、古文词”。刘纯善，“性成朴厚传家，子六业儒，长子岁贡生，孙四习儒术，增孙广涵丙午武魁，后世多为岁贡生、廪善生。”家庭道德教育宣扬敬祖、忠君、孝悌等封建伦理，及吃苦耐劳、起居有时等生活内容。刘汝敬，“岁贡生，同治元年举孝廉方正，敦品励行讲学，传家夙礼好施与。”凤凰城驻防满洲正黄旗人副都统爵瑚图之子贾坎，席祖父余荫而能折节读书，喜诗画，“居家以诗书教子，尊师重道为务”。盖平人崔学让，“秉性樸厚，世业耕读”。其六子崔中环，字玉堂，“幼承庭训与人无忤，有长者风，喜读书且擅书法，起居有常度以设教终身”。妇女在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妇女知书识礼，亲自教授子女。叶氏，奉天人，“为嗣教之读书，助其膏火，以底于成，母教之力居多”。李文耀之妻田氏，“读书通大义，青年守节，家贫设馆课蒙以自给”。 王国辅妻孙氏，“夫殁，遗一子，朝夕督课，教育有方，后袭佐领”。王兆银妻于氏，“幼习书，明大义”，教育遗腹子王庆山。普通妇女在对子女的教育中，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在经济上和情感上激励子女完成学业。“世荣，字仁甫，蒙古土默特氏，奉天抚顺县人，三岁父殁，母叶氏励节抚孤，纺织易缗钱营子，母以成其学，中光绪癸巳举人”。 海邑大新屯人尚维瀚，“家贫，母陈氏以纺绩佐学资”。辽阳县张万全妻张氏，“年十九岁归万全，次年夫故，遗腹子名玉珍，家故贫，氏以纺绩度日，教子成立”。苏尚允妻刘氏，“汉军正黄旗刘克忠女，年十九嫁给苏尚允，二十九岁夫故，遗二子，氏教养孤子，长子聘入邑庠，次子有志未偿”。王清源妻邵氏，“遗二子，无寸土，甚至日仅一餐，以纺绩缝纫之资供子读书。”赵鸿飞妻李氏，“教子有方，以慈母而有严父；张玠妻李氏，教子款中有严，力戒浮华。”王熙辰妻李氏，“夫故以氏夫兄子为之嗣，年五十岁继子与媳又相继逝世，遗孙二人，家道中落，氏勤俭持家，延师课孙”。王延仕妻巴氏，“夫、翁姑故，遗夫妹十一，夫弟六岁”，巴氏辛勤劳作为他们“备妆遣嫁，延师课读，夫弟入邑庠”。 三、奉天私塾教育的社会功能 奉天地区，辽金时代文物颇兴，明代教育机构已相对健全。清朝定鼎中原后，奉天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至清末其教育水平已近关内，恰是在这一基础上奉天地区的近代化教育得以成功转型。私塾教育作为清代奉天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奉天学术名流提供了交流平台，承担了全部启蒙教育、部分社会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丰富了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体系。私塾虽有办学规模、塾师资望等差别，但均发挥了扩大受教育群体，提高群体文化素质等社会功能。 清代私塾教育扩大了奉天教育范围，与官学一道成为教育体系中必要组成部分。奉天私塾教育几乎承担了全部的蒙学教育，即近代教育体系中的幼儿园、小学阶段教育。清代文献中罕见涉及奉天私塾的详细统计，但根据近代教育改革档案，我们可以了解私塾的覆盖范围。近代学校创建的重要前提是培养新式教育师资和招收适龄学童。师资一方面来自师范学堂毕业生，另一方面便是对原有塾师的培训再上岗。 塾师通过考取师范学堂或师范传习所的方式融入到近代学校教育体系，私塾中的学生亦并入小学堂学习。同时，大部分未列入官方统计的私塾、私馆等零散私学机构的学龄儿童一并招入新式学堂学习。例如辽阳第二民力学校，其校址在辽阳城东南街文庙束东院，文昌庙旧址。清宣统元年（1909）二月成立，学董张东壁独立创办。“其始只有初等小学二十八人，复归并私塾生共计七十三名，二年（1910） 改初小为高小”。从新式小学堂首批入学生源中可见奉天地区的私塾为旧式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力量。根据民国十七年（1928）辽阳县志记载，清末成立的小学校有172所。清代辽阳官学仅有辽阳州儒学、辽阳义学、辽阳襄平书院等几所教育机构机构，而且学额极为有限。岫岩地区虽有厅治，但未设官学。据枟岫岩县志枠记载民国十五年（1926），岫岩县共有小学堂192所，村立小学52所均为民国之后开办，区立小学校140所，除去23所学校建立年代缺失，有创建年代的区立小学校 117所，其中清代创办的小学校39所，占总数三分之一以上。加之未记录在籍的63处私立小学校，这百余所小学校的生源和大部分师资均来自当地私学的贡献。从教育机构的数量上来看，奉天私塾占教育体系的绝大部分。 清代私塾提高了奉天地区的教育质量。清代教育制度中以官学为科举入仕，培养封建治士人才的主要途径。官学“教官召诸生于学宫明伦堂，讲述经义”只发生在节日、祭日等特定日子。学子前往官学举行完祭奠等仪式即可离开。官学仅存其名，“其实地求学无论生童均在私塾”。如德惠师从朱自新，道光五年壬辰科中会魁，“内用转外班，官至翰林院侍读”。“王自镕，字锦堂，少从朱自新，道光二十九年，乙亥恩科举人。”盖平人李建牧，“同治时优附生，有学行，设帐于乡门，多桃李，举人李多三，附生董毓璋，王寅峰，钱英智，王子飞，崔政仁皆其高足也。”义州汉军正白旗人洪兆麟，设帐多年，“其高足或贡成，或选拔或登闲书成进士，义邑人才半出其门”刘青藜教授生徒专为举业，“每岁科试获雋者恒出其门”。“朱镜涵，宁远州朱家屯人，受业吴景春，道光间岁贡生。”岫岩人许壮观，“每夜自塾归，其父于灯下命题限一炷香，援笔立就谓之灯香草，中式咸丰乙卯举人，官内阁中书。” 私塾教育亦普及了封建思想文化，提高了奉天居民的文化素质，为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贡献。私塾教学形式灵活，所授内容政府控制较少，势必成为学士究研义理、畅谈古今的阵地。同时，士、农、工、商各行人才均通过私学打好基础。董琪树，海城安家堡人，“早岁列膠庠，精四音书， 尤达于易，以理学著”。辽阳人刘文麟，经私学教育“九岁能诗，道光丁酉戊戌联捷岁进士，广东即用知县，总督林则徐器之 。”复县马厂人马延龄，“品端学博，同邑张振甲、刘振铎、高云峰、杨基赢，辽阳进士张平格皆得其传。”辽阳南七岭子村邓则孟，家贫，在蒙学阶段接受良好教育，后“考取觉罗学汉教习”。怀德人魏奉璋，“初入吉林学时，开垦未久，昌图厅亦未设学，居民力穑鲜知诵读，奉璋家居教授，以启迪后生为务，一方文化实提倡之，尤子晋祯由进士官至即补道，门下士承其指教有至开府者，士论称焉。”刘东烺，铁岭人，“父临终嘱东烺捐图书，集成于银冈书院”。 光绪十六年（1890），刘东烺主办银冈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首捐书籍创办学校，劳怨不辞，全境学校百数十处多其提倡，尤注重女校。”法库人梁万昌，经私学读书明智，“后经商致富，周济邑中书院、学校。法库人王安通过私学掌握蒙学知识，后“入药肆，精医术”。满洲正黄旗陆福，字善一，世居辽阳城西常家庄，“少贫读书数年，入旗充差”。辽阳人梁国玺，“字半农，居邑西朱家堡子，少业农，粗知诗书，性慷慨”。辽阳人顾德昌，“字子阳，世居邑东南甜水站，稍读书，颇好学，有胆气，庚子变乱，组织乡团以抗匪”。塾师设椅坐于孔子神像前，“学生辈皆整容读书于其下”，惴惴不敢旁视。塾师“矩步规行，非礼不动”均可示范村邻。有私塾的乡里发生“争讼”，乡贤、耆老调节后即可“息讼平争”。私学在易一方风俗之弊，化愚民守法知礼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
（作者系辽宁鞍山人，鞍山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硕士。辽宁鞍山114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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