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城的那些事
古罗城在屈原区的眼皮底下，已经埋藏了近2000多年。这个附属于或者融合于楚文化的罗城，却很难找到完整的历史记载。 罗子国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国，它像一粒尘埃足可让历史的风将它吹散。但因为伟大的爱国诗人“诗祖”屈原在此地定居九年，最后在罗渊河泊潭自沉殉国，使汨罗江成为了世界名江，成就了一个“万古传闻为屈原”的端午；后来“诗圣”杜甫魂归此处，从而让古罗小国之名广为知晓。 前几年《芈月传》全国热播，“天底下，没有一条江有汨罗江那么美!多少回，我在梦里回到家乡”的经典台词，又将探寻芈月与罗子国的关系推向热搜。 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罗子国于此建立楚国在湖南的第一座都城开始，以罗子国遗民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楚文化和三苗、扬越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发展，参与进华夏文明的进程，也成为了湘湘文化的主流。 近年来，楚文化及洞庭湖文化研究的深入，这个古都再次引起考古专家们的关注。一路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跃升到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因此追寻古罗楚文化，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 古罗城：楚国一统湖南的历史见证 楚、罗先民都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 屈原《离骚》云：“帝高阳之苗裔兮”。《山海经.海经.大荒北经》说：“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颛顼(公元前2342-公元前2245年)，姬姓，高阳氏 ，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上古部落联盟首领，“五帝”之一，人文始祖之一。 据历史记载颛顼辅佐少昊有功，封地在高阳(杞县高阳镇)，故号高阳氏 。少昊死后，打败争夺帝位共工氏，成为部落联盟首领 ，自号“高阳氏”。颛顼去世后，由黄帝曾孙帝喾继位。在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中，颛顼是主管北方的天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 有专家考证距今4600年前，三苗成为江汉平原的主导人群。在炎黄与蚩尤涿鹿鏖战之后的五千年中，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苗族由北到南，由东到西，从国内到海外，经历了5次规模较大，范围较广的历史大迁徙。 《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东）彭蠡之波，右（西）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古衡山指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溧水县和安徽省当涂县交界处横山。《左传》襄公三年(前570年)：“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即此。 古文山一说在在今江西省吉安市东南。一说在今广西全州县北三十里。《方舆纪要》卷107全州：文山“洮水出其下”。说明洞庭湖以东、江西以西的地方曾经是三苗聚集的地方，古罗地正好在此中间。经过若干年的发展，苗族才以“南蛮”、“荆楚”或“楚荆”的名称又出现在中原文献史料之中。 在春秋至战国的四百二十四年里，三苗发展成“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主体居民。楚国、罗国成为苗族自己建立的国家。楚国这一支三苗分支，在同华夏族群的不断冲突和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楚文化。 从相关历史的记载中，罗国本是一个善于捕捉飞禽走兽的部落。 罗（羅），汉字的原意为捕鸟的网，是顶部挂在高处的锥形网，故有“天罗地网”之说。 相传，公元前约２1世纪初期大禹建立夏王朝时，因罗氏先祖祝融之后陆终跟随大禹治水有功，封陆终第六子季连于河南罗山。 河南罗山是大别山的支脉，山高林密，众多飞禽走兽出没。山丘用于农耕的土地稀缺，因此罗人的生物链条就接在了捕鸟打猎之上，而练就了罗人善于用罗网捕获鸟兽的本领。汉桓宽《盐铁论·通有篇》云：“罗人设机陷，求犀象；张网罗，求翡翠。” 商末，他们的先祖就有人被选用到周朝掌管鸟兽，收纳四方诸侯贡献的奇珍异兽，被称之为“大罗氏”。 公元前约1046年，荆楚部落首领鬻熊，罗部落首领匡正，均率族投奔周文王，参与了灭商战争。西周建立后，鬻熊的曾孙熊绎被封丹阳，建立楚国。罗部落封地为鄢（宜城），建立罗国，虽然两国都只是个方圆50里的弹丸小国，但他们的地位获得“国”的认同，因此对部落未来的发展还是充满了信心。 罗子国在受封之后继续担任王官，世守罗氏之职务。《周礼·夏官·罗氏》载∶“罗氏，掌罗鸟鸟。蜡，则作罗耦。中春，罗春鸟，缺鸠以养国老，行羽物。” 罗氏的编制在《周礼》当中有明确记载∶“罗氏，下士一人，徒八人。”郑玄注曰∶“能以罗罔捕鸟者。《郊特牲》曰∶'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周礼》及《礼记》均记载了罗子国君主担任过周王朝的捕鸟之官的职务，则是春秋战国时的共识。 罗人本是楚人的分支，共同先祖是祝融（吴回）后裔季连穴熊氏之芈姓，以羊为图腾，所以罗部落一直与荆楚如影相随。 罗子国受封的地域较楚国为北，较为靠近中原地带。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时期全图》可知，罗子国旧址依据时间顺序依次有三处，第一处是襄阳市的宜城与南漳县域，第二处是在枝江市，第三处是在湖南汨罗（屈原管理区）。楚国的建都地址亦有三个时期，第一处是纪南城，第二处是楚昭王迁鄀都，第三处又回迁到纪南城。 春秋时期的罗国处于楚国的北部，罗国在春秋时期所处的位置与随、蒋等姬姓国家为近，较为靠近中原地带，在中原文化圈内。所以罗子国虽属芈姓诸侯，但与楚国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罗子国与姬姓国通婚，积极主动接受中原文化，而楚国则是仇视姬姓国，保持南方主体文化；二是罗子国吸收中原文化改造自身社会结构，形成崇法制社会形态，而楚国则是保持以氏族社会为主的社会形态。 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罗国到今汨罗江流域到秦国统一全国时近500多年时间内，中原文化、楚文化、三苗文化、扬越文化在古罗地交融、碰撞、发展、传播，成为了湖湘文化的主流，并参与了大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 史传熊绎建国时，连祭祀的贡品都没有，不得已只得到相邻的鄀国偷牛，从而产了“楚人偷牛”的典故。楚人在熊绎带领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苦创业，国力逐渐增强。罗部落虽然也有所扩展，但跟楚比较，在时光的流逝中已经慢慢变成了楚人眼中的“小弟”。 虽然罗国在楚国的身边名正言顺地生活、繁衍、平安发展达四百五十年之久，但历史的逻辑往往是不强则弱。在弱肉强食、七国争雄的时代，这样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 楚国日益强大，露出了争霸中原、回归中原的面目。为扫清霸业障碍，楚国首先做的就是不断茧食通途上的小国，以免后患。 到了春秋初期，楚武王国势更加强盛，向汉水以东和以北发展势力，罗国就首当其冲，因此遭到楚国的不断侵凌。楚武王基本占领汉水中游以西地区后，灭罗事宜因此而纳入议程。 与罗子国存亡相关的一个大事件是罗主动结仇于楚。《春秋左氏传》载：“（桓公十二年）楚伐绞，师分涉於彭。罗人欲伐之。使伯嘉谍之。三巡数之。”由此拉开了楚罗两国战争的序幕。 著名的桓公十三年的“屈瑕伐罗”之战，让罗国凭借与楚兄弟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改写的时代。 清人顾栎高总结武王的战略意图时说:“楚横行南服，由丹阳迁郢，取荆州以立根基。武王取罗、鄀，以鄢郢之地，定襄阳以为门户，至灭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这是武王早已考虑成熟的战略安排。 公元前699年春，楚武王派屈瑕伐罗，大夫斗伯比送他出行。 斗伯比在返回来的路上，对他的车官说：“大司马一定会失败。他脚步高抬，心飘浮起来了。” 于是面见楚武王，建议说：“必须给大司马增派军队”。根本没有把罗国放在眼中的楚武王听后哈哈一笑没有同意，回到宫中还把斗伯比的话当笑话告诉给夫人邓曼。 邓曼一听却急了，说：“大司马习惯了蒲骚战役得胜的战术，将会独断专行，一定会小看罗国。你对他如果不进行严厉的劝告，他将会不加防备。斗伯比大夫又岂不知楚军已经全部开出去了？这是骄兵必败啊！”于是楚武王派一名赖国在楚国做官的人去追屈瑕的大军，可惜没有追上。 果然，屈瑕刚愎自用，在行军途中还宣令三军：“对我进谏的人要处以刑罚。” 由于轻率布局，楚军到鄢水岸边后，不按次序渡河，过河后就没有序列了，加上根本没考虑到失利，常规的后退防备工事也没有修建。到达罗国后，就遇到了罗、卢、戎三军联合的两面夹击，楚军大败。 楚军败退到治父荒山谷后，屈瑕自缢。其它幸存的将领也自囚，等待武王处罚。 楚武王听到失败消息后痛哭到：“这是我的罪过啊。”于是对将领都免去了处罚。 鄢水一战，是罗王班公率领罗国之师，与卢、戎两国之军密切配合，取得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之战果。以“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而终结。 楚罗鄢北之战胜利之后，罗国臣民自以为大功告成，滋生了骄傲自大的情绪，沉浸在沾沾自喜之中，忘记了所处的危险环境，由骄而淫，加之罗夫人季姬“行淫辟，求利于外，不能亲亲”,罗王用人不当，不能很好地团结内部，以至众叛亲离。实际上怪罪于季姬，是有些冤屈的。因为这次事件并没有动摇楚灭罗的战略安排，所以“楚复伐罗，并其国，子孙以为氏。”《楚国大事记》中记载约前698～691年，武王以鄀俘观丁父为军帅，克州、蓼(己姓)，服随、唐大启群蛮。武王克权，使斗缗为权尹。楚国始建由楚王直辖的县级政府机构。斗缗据权以叛。武王出兵围而杀之，遂迁权人于那处，使阎敖为尹。武王灭罗。”有专家认为灭罗时间当为公元前698--695年前后，因为不先灭罗难以实施其战略；同时后命罗民修筑丹阳城，用时也不可能只用一两年。 武王灭罗后，为防北进时可能遭到罗民的干扰，也为了役使罗人修筑丹阳城，便把罗民迁到楚都丹阳附近的枝江，罗这时成为了楚的附庸子爵国。楚完全控制了汉水交通要道，为吞并汉东诸姬和北向中原，夯实了基础。 亡国之罗，子孙便由芈姓、熊姓改为罗氏，或罗侯氏。宋罗泌《路史·后纪》云：“罗……后入楚，有罗氏、罗侯氏。”罗人大部分溶入楚国，但也有一部分罗人不降向西越过神农架，进入四川定居阆中，成为楯蛮七姓之一；其中一支迁入今湖南西部融入土家族，一支继续西迁北胜县成为彝族人；另一支则迁入贵州东南部，与于越、扬越融合为布依族；还有一支又向西南迁徙，从滇南深入湄公河下游，建立了罗斛国，后来吞并了暹国而合称为暹罗国，而成为今泰国的一部分。 公元前690年，人到中年的楚文王继位，这位锋芒毕露的楚王加快了成就霸业的步伐，并占领了江汉地区。楚史载楚文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于郢。 因罗在枝江，逼近郢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为解决郢都的安全，公元前689年命令罗王率领归服楚国枝江罗族，迁至汨罗江流域。 迁罗保郢都安全，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巩固湖南东北部地区的势力，才把罗放入了长沙郡与郢都之间“南北夹击”之地，方便控制罗国有效开发这片土地，建设一个重要的东部军事要塞。 历史记载：“楚子以驿至于罗汭。”《水经注》：“汨罗口，春秋之罗汭也。”所以楚文王还在磊石山设立军事驿站，派出楚子监管。 《水经注·灵水》载：“江南罗县有'罗侯城’”。“罗侯”即罗国遗民中的统治阶级。据此可知，罗国迁湖南后，仍由其贵族统治，但臣服于楚政权。楚国迁罗与罗子国的建立，一方面解除了心腹之患，保证了郢都安全；另一方面又借罗子国势力屏藩楚边，镇抚和开拓湘东北“蛮越”“三苗”地区。 糜子国，本是两周时期楚的附庸国，“在今白河至郧县一带”。约公元前7世纪末或前6世纪初年，楚庄王灭糜子国，将其遗民迁于今湖南岳阳市东30里的糜城，即今梅溪大村梅子市。杜佑《通典》载：“巴陵糜子国。”《读史方舆纪要》载：“（岳州）府东三十里，相传古糜子国，有东西二城。”《左传·定公五年》载：“吴师居糜”，与楚苦战。吴师败后，楚昭王“使王孙由于城糜”，即于糜地筑城。可见，糜子国当时已成为楚国控制江南并与吴争战的重要军事基地，春秋未纳入罗县管理。 楚成王(公元前671-626年)奉行“北与中原结好，南则镇夷越之乱”的外交政策，加强对南方的军事扩张。至楚灵王（公元前541-529年）时，楚在洞庭湖西北岸的统治稳固后，先后又占领了今常德、桃源和沅江下游地区，并溯沅水而上。公元前523年，楚平王采纳费无极建议，“为舟师以伐濮”，将沅水流域纳入楚国版图，并折而向东攻占了资江流域，直达湘水中游，楚国在此设置黔中郡。这是楚人湘中政治统治初期，湘南的地位仍不稳固。湘中地区发掘出来的文物就体现了楚、越文化交织的特点，湘南地区则是越文化主导，楚文化局限于湘江沿岸据点。 公元前385年，楚悼王用吴起为相。吴起推行改革，楚国迅速强大。为了镇压湖南越族反抗，继续向南方扩张，吴起发动了全面征战，势力到达两广一带。史载“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并在湘水下游和上游分别又设立长沙郡、洞庭郡和苍梧郡。与黔中郡一起形成西、东、南三角控制整个湖南和贵洲部分地区的局面。 此后，楚国又将湖南作为继续南扩西征的基地。楚威王曾派庄峤率军溯沅水西上，征服且兰、夜郎等地，最后在云南建立楚人统治，史称“庄峤王滇”。 古罗城：楚国问鼎中原的后方重镇 公元前689年，罗王带着罗民，顺着长江、洞庭来到其祖先黄帝所登熊、湘山所夹的洞庭青草湖东汊，发现熊山磊石山下楚人建有祭祀龙王的龙王庙，凤凰山上有黄帝张乐洞庭之野的凤凰台，而湘山黄陵山上建有舜帝二妃的黄陵庙，一下就找到了先祖南土的家园感觉，于是选择在青草湖东汊东岸后人名马头槽的地方修筑罗城。 罗人在此定居下来后，就把㵋水（今汨罗江）改称为罗水，把对岸之山改称罗山，把河泊潭改称罗渊，把磊石港名为罗汭，统辖今天的岳阳、汨罗、湘阴、平江等地域。 郭嵩焘在《罗氏族谱》序记：“湘阴，古罗国。罗始国于宜城西，为楚所逼，徙之枝江，又南徙之湘。汨水东北流，经故城西，谓之汨罗。故罗小国，而东西流蔓千余里，后遂并于楚。历秦、汉，其苗裔无传。” 《通典》记“罗，秦县。汉属长沙国，后汉、吴、晋、宋、齐、梁属长沙郡。”杜佑《通典》称：“岳州，古罗国地”，是说隋开皇九年（589）以后建立的岳州，所辖地域大部分属古罗子国疆域。罗县自南朝宋元徽二年（474）分县西境建湘阴县，到唐武德六年（623）并入湘阴而罗县名消失。历时1312年。 罗子国在此，形成了汨罗江流域方圆5000平方公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对罗城形态清诗人徐柱描述：“春秋罗子国，土城峙江浒。高可二丈余,围丕三里许。按位关四门，两山蹲如虎。” 作为春秋战国遗存，事关古罗华夏文明荆楚文明南传之脉络；湖南文管部门先后在1957年、1985年、1992年都进行过小、中型的勘探发掘。2013年罗城遗址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2020年又再次勘探发掘，从出土的文物表明，罗子国城建于春秋中晚期，与历史记载的迁罗时间相吻合。 一眼望出，“皇城”建设地旧时就是一处四水环绕的广阔土洲，前有两条小河，隔断出四个功能区域，形成四门。主建筑背东远有高耸的幕阜山系，西面前有浩瀚的湘江南洞庭；西南三十里是狮子山、营盘山、湘山（黄陵）山系,西北是磊石山、凤凰台、玉笥山系及汨罗江；南北两条山系正好形成罗城的南北护卫，罗城、边山、磊石就这样形成了楚国东洞庭要塞。 2015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古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试掘；发现一座建于六朝时期的小城，其由东西并列的两个方形城圈组成，其东墙和南墙分别沿用了原战国城城墙，北墙、西墙则为六朝时期修筑。 考古人员认为罗城遗址内存在春秋时期的遗存，但城址的修建（或重建）始于战国时期，汉六朝时期城址继续沿用，六朝时期利用战国古城的东、南城墙兴建了一个包含东西两个并列城圈的小城。遗址主要由城址区及外围的聚落组成。城址区现大体可见长方形的城垣，东西长约 620 米、南北宽约 320 米，面积约为 20 万平方米。城垣的东、北、西三面挖有壕沟，南面为李家河。从以往调查情况看，在罗城城垣的外围，还分布有小洲罗、小洲熊、鸡公滩、马头槽等东周时期的遗址，从而构成了一处面积近百万平米的大型聚落。 2020 年，因罗子国城遗址保护利用设施项目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罗城遗址外的小洲罗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小洲罗位于罗城城址的北部，东、北两面临近汨罗江，南距罗城北城垣约250 米。发现了一批可能与制陶、制石等手工业活动相关的取土坑、陶窑和建筑等遗迹以及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灰坑、水井等遗迹，并出土了一大批年代集中于春秋中晚期阶段的陶器、石器等遗物。这些陶器与湖北江汉平原西部地区春秋时期的陶器几乎完全一样，而与湘江下游发现的以临湘大畈等遗址为代表的本地同时期文化遗存有较大差别，这说明此时罗城遗址的居民并非本地居民，而是一批来自于江汉平原西部地区楚文化系统的移民。 从此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在秦楚争霸中，汉水一线有大量楚民迁移来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在今汨罗城关的高泉山一带，曾发现过一批春秋时期较高等级的铜器墓。这是目前国内仅见的能够实证罗国移民史迹的唯一一处遗址。遗址出土的大量春秋中期甚至更早时期的遗存，属于湖南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批典型楚文化遗存，是楚文化大规模进入湖南的最早一处地点，可谓湖南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治理体系的起点所在。 2004年12月，一件带鞘铜短剑，从汨罗高泉山出土，髹漆的剑鞘和鞘柄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光依旧光芒四射，让人联想起昔日金戈铁马的战场。 高泉山出土的一戈上有铭文：“鄝叔义行之用”，为蓼国国君之弟义行所用之兵器。判断墓主是一位居于罗地的中下级武官，这是他在灭蓼国时的战利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楚成王四十年（前632年），“汉阳诸姬（蓼为其一），楚实尽之”。而墓主能带兵参战，说明罗国军队也一同参加了灭蓼之战。由此说明罗子国来汨罗江60年后，已经建立了一支高度服从楚国指挥的军队；也说明罗国子民在此地经60多年披荆斩棘、围湖而渔、牧马放羊、围垦湖滩、杉木造舟的艰苦创业，已经把这儿变成了楚国兵源粮草供给的后方基地。 楚庄王时，打败郑国、晋国，成功“问鼎中原”，进入楚国鼎盛时代。楚宣王时“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到楚威王时，楚国进入最鼎盛时期，纵横家苏秦夸赞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 大约公元前337年，就是秦宣太后芈月出生那年，楚国出于为北扩挺进中原而建设稳固的南方兵源粮草后方基地的需要，楚威王控制长沙，并将罗子国改国为县纳入长沙郡管理。（从包山楚简记载有罗县来看,楚国设置罗县的时间至少在公元前 316 年之前。）为防罗子复国，把罗国牢牢抓在手中，同时在罗汭（磊石）建立了湘水流域洞庭湖水军训练基地。 近年发掘的高泉、罗城桥、罗山疑冢等东周古墓葬群，年度跨越近2000多年，均以楚文化特征为主。考古成果也表明古罗城的建设年代跟史料记载的基本一致。出土的文物有大量的生活器具，也有大量的兵器，可见此地是亦军亦民的一个区域。 罗山（清代后附会为汨罗山）数量众多的大中小型春秋战国墓葬，是罗子贵族的墓葬区，屈子祠从河泊潭迁移后，后人传为屈原十二疑冢，屈原墓古史记载的地方可以确定在河泊潭西边山上，这是最早名为汨罗山的地方。《元和郡县志》记载：“屈原墓在县北七十一里”，《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湖广六有明确记载：“玉笥山，在县北七十里，汨水西流经其下，有屈潭，亦曰罗渊。屈原放逐自投于此。隋置玉州，盖以山名。其相连者曰汨罗山，以下临汨罗江也。又磊石山……”，可见汨罗山与磊石山相邻。 考古专家在罗山发掘的有传世文物“罗国青铜器罗子戊链壶”，是春秋早中期的遗物。高泉山大型楚墓内出土的铜盘内有铭文“隹正月初吉乙亥罗子箴择其吉金铸其盥盘子孙用之。”这两件文物说明是名“戊”“箴”的罗氏子爵继承人所使用的生活器具，这是已发现的两处罗子国王之墓，说明罗子国保留了楚国子爵国的待遇。 更加让人惊叹的磊石江北坡开河和江南堤修筑时发现了大量商周时代楚青铜罄乐，其中有猪罄、凤罄等，有专家认为可能是《拾遗记》中楚怀王到磊石洞庭山作潇湘之乐时所留下的物件，证明古罗地的文化艺术也到达了相当的高度。 楚怀王即位初期，内部任用屈原等人进行改革，外部与六国合纵，牵头打击日渐强大的秦国，干得还像模像样。但后来由于楚怀王误用佞臣，流放屈原，加上老是被秦国欺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约楚怀王到武关会面议和，楚怀王不听特意跑回来的屈原等人的阻止，前往武关被秦国扣为割让黔中郡的人质，怀王宁死不从，三年后命丧秦国；屈原因力主接回怀王，也被接位的顷襄王再次流放。 公元前280年，秦国分三路攻打楚国，两年内先后攻陷黔中郡、巫郡、郢都，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淮阳）；公元前278年，在罗子国已经定居9年的屈原获讯郢都城陷，自沉罗子国罗渊（河泊潭）殉国。 公元前276年，楚国趁秦国攻打魏国之机，调集洞庭东部洞庭郡十余万兵力反攻失地，收复了长江以南15座城池。罗子国军队在此行动中是主力部队，因为受屈原殉国沉江影响，个个勇敢杀敌，展现出楚军“不畏死”的气势。因之罗子国城周边发现有大的士兵合葬墓，应该是此次战斗后集中安葬的。 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战国时期罗县城是在春秋时期罗国遗民聚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罗县是楚国南方的重镇，战国晚期更是成为楚国的战略大后方。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在（汨）罗山、归州山、高泉山等地发掘的墓葬来看，战国晚期时罗县的人口出现井喷式地增长。在（汨）罗山墓地发现了许多至今保存高大封土的高等级墓葬，当地民间传为“屈原十二疑冢”，经过勘探证实应是一批战国时期高等级的楚国大墓。 公元前263年，楚考烈王继位，楚国一度复兴。但公元前241年，由楚国牵头的最后一次合纵被秦国击败后，楚国再也无法阻挡秦国统一的步伐。楚考烈王甚至不得不再次将都城东迁至寿春。公元前223年，秦国发起灭楚之战，俘虏了楚国第42代君主熊负刍，楚国灭亡。 秦国统一天下后，黔中郡并入洞庭郡。作为秦楚百年交锋前线的黔中郡，从此不复存在。罗子国也变成了洞庭郡的“罗县”。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在（汨）罗山、归州山等地还发掘一批秦汉至南朝时期的墓葬。结合文献记载来看，《水经注·湘水》、《汉书·地理志》、《通典》等均明确记载秦汉时期的罗县城在汨水以西。《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湖广六》更指出：“罗县......秦置县。汉、晋皆属长沙郡，宋、齐因之，梁置罗州，陈罢为罗郡， 属南荆州，郡寻罢。隋初，属玉州，寻属岳州。大业中，属巴陵郡。唐武德六年，废入湘阴县，亦谓之罗川”。从时代与地望看，罗城遗址与文献记载的秦汉以来的罗县高度吻合，因此专家认为罗城遗址同时也应当是秦汉至六朝时期的罗县。 从城市考古的角度来看，由于城市功能的变化，南方地区战国、秦汉、六朝时期县城有一个从大到小的变化过程。罗城六朝小城的规制与汝城、宁远等地发现的六朝时期县城规模相当；而在原来已有城市的西南另辟六朝小城的做法，在湖北荆州的郢城遗址中也可以见到。因此，罗城遗址是秦汉以降南方地方城市发展的代表，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因之专家们认为罗城遗址的发展历程是湖南华夏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对研究江南的开发、湖南的早期历史以及湖湘文化的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罗城：楚国文化集成的精神高地 古罗城的文化意义是巨大的。 这个巨大的意义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最后的人生岁月在此地度过九年有关。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省秭归县 ) ，名平，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号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在楚国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他正确主张对内力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受怀王稚子子兰及靳尚等人谮毁而革职，被流放沅、湘流域，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于汨罗江，在其“屈潭之左的玉笥山”三闾寺故宅一呆九年。他时常披发行吟汨罗江边，有时登上磊石山、汨罗山（汨罗口、南北朝汨罗戍地在今凤凰山西南角对应磊石山，此处有罗汭之交通港）、凤凰台、玉笥山，北望郢都，思念祖国，在此愤然写下了《离骚》《九歌》《天问》《哀郢》《渔父》《怀沙》等许多爱国爱民的诗篇。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屈原听闻后，感觉国家将走向亡国境地，他无力挽救楚之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他决定效法先人以死殉国，唤醒国人救国之意识，写下绝笔之作《怀沙》后，遂选择在楚人五月端午这一重大的祭龙之日，怀石自沉汨罗渊（河泊潭，今春（川）江嘴河道）殉国。 《楚辞》在古罗集成。《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总集，是后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而《楚辞》是屈原在古罗地完成了《九歌》《离骚》后最后集成的，也在此留传后世。 《楚辞》表现了楚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民族精神内核，张扬的是爱国的热情；表现了楚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的历程；表现了与楚地的民歌和地方音乐与方言的密切关系；保留了楚地盛行的巫教元素，使其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姜亮夫先生说：“楚辞是楚民族文化的精华。以楚国的历史、制度、风俗、语言来创作楚辞，这是楚辞创作的特点。”综观《楚辞》，是受北方文化、南楚文化、楚歌楚声、巫风、地方方言及地理环境等影响，可以说《楚辞》是多种文化的交融。 《楚辞》有史料意义。它不但是楚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而且也是远古历史的印证和补充。如《离骚》、《九歌》、《天问》等篇保存了较多的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楚辞》有政治意义。《离骚》是屈原政治抒情诗，表现了屈原的理想、美政、廉洁、民生、爱国、求索等思想，这些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楚辞》有民俗文化意义。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九歌》，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等的神话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贵资料。《楚辞》有科学精神。《天问》是一首长诗，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反应了屈原的科学求索精神。《楚辞》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楚辞》文化意义，被余光中誉为“蓝墨水上游”，它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黄伯思云：“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楚辞》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屈原从而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我国最早的爱国诗人；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评定了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 屈原从此成为了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他创立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不但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也开创了中国文学开始走向民间的传统，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积极影响，成为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屈原因此被后世尊为“诗祖”。 汨罗名从罗地诞生。汨罗本是专门用来纪念屈原的一节水名，屈原《怀沙》云：“浩浩沅湘，分流汨兮”。后人把屈原沉江的罗渊称为屈原潭，简称屈潭，纪念屈原。贾谊《吊屈原赋》：“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这个汨罗指的就是沉江处。司马迁《屈原列传》：“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应劭曰：“汨水在罗，故曰汨罗也。”意思是说汨水在罗地的原故，所以把屈原潭称作汨罗。 后世解说屈原沉江的具体地点时都以古罗城作为地标进行标注。 南朝宋的盛弘之《荆州记》：“罗县北带汨水西流注湘，去县城三十里名屈原潭。”说明屈原潭离罗城三十里。经考为今凤凰山春江嘴处，东河泊潭、西黄金潭。《水经注》“……汨水西迳罗县北……水亦谓之罗水。”“汨水又西迳玉笥山，……汨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沈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 汨水是湖南省东北部从江西黄龙山流来的一条河，经过平江、进入古罗城北，分流为两条主河，北为罗水南为汨水，在屈原区境内河泊潭复合后进入屈原潭合称汨罗江，汨罗江向西汇入湘江。《一统志》：“汨罗，江名。……一南流，曰汨水。一经古罗城，曰罗水。至屈潭复合（复是第二次汇合），故曰汨罗，西流入湘。” 屈原潭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清光绪《湘阴县图志·卷二十二·水利志》载：“河泊潭在鸭舌港西北，见洪武册，一作河步獭潭，据盛宏之《荆州记》：罗县北带汨水西流注湘，去县城三十里名屈原潭，《水经注》：汨水又西为屈原潭，即罗渊也。今河泊潭，距古罗城三十里，正古屈原潭也。”而将汨罗称为汨罗江最早见于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屈平沉沙之处曰汨罗江”，当代则将汨水都泛指成了汨罗江。 龙舟从罗地划向世界。 屈原沉江后，《拾遗记》记载：“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存。”由于缺少史料依据，其具体地点可能是磊石庙或者是渊北河泊潭三闾祠，汉代开始在河泊潭（渊北）建三闾祠（相沿称汨罗庙）纪念屈原；今天的屈子祠是清代从河泊潭移建的，屈原像前供奉着“三闾大夫屈原之神位”。 当年屈原沉江后，罗地的楚国士兵和沿岸百姓，纷纷驾舟抢救，沿水招魂，并将粽子投入江中，以免鱼虾蚕食其身体。屈原尸体打捞上岸后，民众将其安葬在故宅地河泊潭汨罗山上，并在其右建三闾祠（汨罗庙），南北朝此山是“汨罗戍”地。河泊潭从此出现史册中“汨罗、汨罗渊、屈潭、屈原潭、故渊、罗渊、江潭、汨罗山、玉笥山”等系列纪念屈原的名号，汨罗江从此而“一江千古属斯人”。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河泊潭），士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急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 2300多年来，这个驾舟相救场面被沿袭演变，成为每年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从屈原投江之日起，端午便被古罗楚民交给了屈原；所以唐代诗人文秀云：“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端午龙舟竞渡之楚风到公元前250年已由汨罗渊境域向全国各地传播，在魏、晋、南北朝时逐渐成为南方尤其是楚国民间纪念屈原的节日，同时向北方和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区传播。至今已成为全球华人及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人民共享的传统佳节。 古罗地也留下了大量的屈原文化遗存。其中屈原最为丰富，清前遗址全部集中在屈原区境内。在磊石山和凤凰山屈潭处有屈原故宅三闾宅（明代整体移建到河市翁家洲名南阳寺），有屈原墓，有纪念屈原的磊石庙、三闾祠（汨罗庙）、屈原行祠（磊石、刘溪港）、屈子庙、屈原塔、招屈亭、独醒亭、濯缨桥、汨罗书院、钓鱼台、香炉湖、姊归山、剪刀池、贾谊吊屈台、司马迁吊屈潭、晒尸墩、雅步园、琴棋望，有屈原沉沙地（沉沙港、屈原潭、汨罗渊、河泊潭、故渊川江嘴，实为一地多名），尸体打捞地晒尸墩；有屈原写作地落卷坡、笔架山、玉笥山、磊石山、凤凰台、黄陵庙、沧浪河，有龙舟发源地汨罗渊，有龙舟竞赛地龙船坡、龙船头、龙船港等等，有今建的怀沙亭、屈子诗园。汨罗市有清代移建的屈子祠和清前民间传说的罗山屈原十二疑冢，有今建的屈子文化公园。 屈原在凤凰山南汨罗渊左玉笥山落脚，在汨罗渊沉江，在汨史戍安葬，完成了屈原在汨罗江完整悲壮而又辉煌的最后人生，自此也产生了一个“自古端午为屈原”的节日，古罗地也成为屈原灵魂的归属之地。 南北文化在古罗地交融。因为“汨水在罗”的原故，汨罗地就成了屈原文化的集聚平台。其典型代表楚有宋玉、唐勒、景差，汉有贾谊、司马迁、刘向、南北朝有颜延之、唐有杜甫、李白、韩愈、柳宗元，宋有黄庭坚、张孝祥、辛弃疾等等众多历史文化名人、文化巨匠都曾亲临河泊潭纪念屈原、弘扬屈原精神，集聚了一部厚重而浩如烟海的屈原文化纪念史，也成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之地。 唐代后屈原被历代朝廷加封，成为国人学习榜样，屈原的爱国精神得到弘扬。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关头发挥了十分重要的鼓舞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高度评价屈原的爱国精神，并为他创作了大型历史剧《屈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屈原精神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近代湖湘人的身上；如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毛泽东。屈原坚贞不渝的爱国情怀，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文化原型与精神典范。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数千年，历久弥新，经久不衰，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珍品。 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赞赏了屈原作品中的“刀子”精神，以“万里涛”言其跃得远，以“冲”言其勇猛，歌颂其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惊世之举。寥寥28个字，却深刻形象地刻画了屈原的爱国情怀、浪漫气质，更揭示了其文作匕首、以死醒世的战斗精神！ 所以“因汨在罗，故曰汨罗”的汨罗渊、汨罗江变成了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和精神高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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