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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干河从管涔山上流下来，像一匹烈性的马。她在峡谷里，如箭离弦，大声吼叫着直冲下来；到了平原上，河水在阳光下金波灿烂，两岸树的倒影，随着微微的波浪在水里荡漾，连枝杈间的鸟巢都可以看清楚；雨季一到，涌起吓人的浪头；到了冬天，在茸茸的积雪下，汩汩细流。她经宁武县、朔城区、山阴县、应县、怀仁县、大同县、阳高县，之后由阳高县出山西境进入河北省，进入河北省的第一处就是阳原县，之后在河北省西北部入官厅水库，全长三百六十四公里。 蜿蜒的桑干河所经之处，大都能引起我美好的回忆，如故乡山阴县，古塔之乡应县，插场之地怀仁县，负芨求学的阳高县，而最令我难忘的是阳原县——她是我母亲的故乡，她是我出生的地方。所以，她和我的姓名紧紧融合在一起，今生今世不分离。 阳原县桑干河灌区，有一条支渠从东井集镇咀儿图村的街心流过，外祖母门前的菜园数米之处就是这条小溪，这条如带的蜿蜒清澈的小溪，没有涟漪，没有波涛，明明亮亮，平平静静，外祖母平时浇园即从小溪提水。幼时，皎洁的月光下，父母亲给我们兄妹讲地理、历史故事，曾用充满遐想的语言说道：假若桑干河有大水，夏天咱们全家划一条小船，冬天各穿一双滑冰鞋可直达姥姥家。 一条桑干河，把晋冀两省连在一起，把父亲和母亲连在一起。人们常说，千里姻缘一线牵，我觉得，桑干河就是我们常说的红线。 阳原县东井集镇咀儿图村赵姓是大户，也是名门望族。我的外祖父叫赵晋仁，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幼时，家业颇丰，有铺面、粮库、碾房、磨房、马车。上辈人供他们弟兄读书，花光了积蓄，民国中期，家道开始中落。 外祖父的大哥村人称之为大掌柜，二哥称之为四掌柜（和几个叔伯兄弟排列）。三哥是民国时期少有的大学生，和中共元老薄一波是同班同学，但毕业后因在阎锡山的省政府里任职，所以一生多遭挫折与磨难。外祖父人称六先生，也是旧中国少有的文化人，高小毕业，是村里的私塾老师。我的母亲记着幼时，常和一群小姐妹们跟着外祖父在逢年过节时闹红火，外祖父编写剧本，我的舅舅多才多艺操作乐器，母亲和一群小姐妹们则手舞足蹈，很受村民的欢迎。每年春节临近，常常是外祖父最忙的日子，连续几天给乡亲们写春联。母亲不停地磨墨，春节之后膀子还是酸困的。外祖父还会画窗花，母亲至今记得外祖父指着画好的窗花给母亲讲《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外祖父不重男轻女，男孩女孩都让念书，我第一个舅母她是个文盲，外祖父就让我母亲教她认字、念书，后来又把她送到扫盲班。我的大姨也是知书识理的，可惜婚后数年病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祖父担任了村里的夜校教师，每天都要把大群的文盲集中在一块教字学文化。有的人不想去，外祖父便在教字前先讲一阵《三国演义》或《水浒传》里的故事，从而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人。通过听故事，达到了识字的目的。那个扫盲班因外祖父独特的教学在阳原县也是颇有名气的，还受到县里省里的表扬。不幸的是，当我还在母腹的时候，外祖父英年早逝。我没有见过我的外祖父，外祖父也不知母腹中的我是男还是女。外祖父九泉下有知，借此文寄托我的一腔哀思。 我的三弟和两个妹妹与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是阳高县西小村人氏，名周玉兰，有两个兄长，三个姐姐。和外祖父一样，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外祖父与外祖母共养育了二男四女，长子十二岁时夭亡，之后陆续有我的大姨赵秀蓉、舅舅赵沛、母亲、三姨赵祥蓉、四姨赵兰蓉。 外祖母早年丧子，中年之后丧夫，是很不幸的。但外祖母有一个很好的晚年，一九九二年外祖母病故，年近九旬。 我的母亲生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二日（阴历六月初五），六、七岁时外祖父在安家皂乡公所谋生，便带上全家迁往此地，母亲和赵沛舅舅、赵一新舅舅（外祖父三哥之子）均在该乡读小学。 安家皂学校的对面驻有日军宪兵队，站岗的鬼子兵每天牵着狼狗凶神恶煞地盯着过往的中国人，每个人走过去必须鞠躬行礼。某日，母亲不愿行礼，鬼子兵便放开狼狗在母亲腿上咬了一口，母亲被吓倒在地，鬼子兵则在一旁大笑。两位舅舅把母亲背回家，伤口很长时间未愈，也没有再去念书。从此母亲从内心深处狠透了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投降后，外祖父在山西省天镇县参议院工作，便携全家到了天镇县生活，解放战争期间的一度时期在张家口居住。因战乱频仍，生活无着，在张家口时我的外祖母和大姨在裁缝店揽了锁扣眼的活，母亲和同院的一群穷孩子（大多数是三轮车车夫的子女）去郊区的菜地或城里的菜摊上拾人家扔弃的菜叶、瓜皮，洗净后食用。驻地附近有一条河，对岸是大片的瓜地，去的次数多了，瓜农也认识了他们。看到母亲在一群穷孩子里年纪最小、个子最低，就把小的、生的瓜专门给母亲留着，每天都能往回背好多，除了当天食用外还把吃不了的瓜皮晾干贮藏起来备冬天食用。 张家口解放后，外祖父放弃了政府的留用安排，雇了一辆牛车全家回到咀儿图，过起了稳定的田园生活。尽管生活不太富裕，但是生活平静。农忙时种地，冬闲时则背上一些纸笔到周围村庄的学校销售，换几个零花钱。母亲和我的舅舅在学校念书，为了节省开支，省下买书的钱，母亲就把外祖父贩的纸订成本子抄书读。后舅舅去定安营念书，大姨出聘，母亲在农忙时便帮助外祖父点葵花、种大豆，误下的课抽晚上的时间找老师补课。郝印杰、田守印老师因为和外祖父熟悉，只要母亲因误课来补，都会一节不误给以补上。两位老师视母亲如他们的孩子一样，有时还留母亲在学校吃饭，并让母亲主厨。母亲不会做，不是盐放多就是放少，两位老师也不说什么，边说边笑着吃完。如遇过节，离开时还把其他学生送的粽子、腊八粥让母亲给外祖父带回去。母亲不肯，他们就说交换着吃，来的时候从家里拿上咸菜、大酱即可。 因为刚解放，反动会道门一贯道很是猖獗，半下午一到，大人小孩就不敢出门。晚上，人们也不敢在屋里住，纷纷搬到屋顶上。后来一家一户也不敢住 ，便几家人同聚在一个屋内，还安排胆大者在屋顶站岗放哨，一有风吹草动，众人齐声喊叫：“来了，割蛋的来了。”以壮声势，反动教徒便惊吓而走。在这样的形势下，在有月亮的晚上，母亲就在皎洁的月光下背书。第二日老师检查，别的同学借故都背不过，唯有母亲背诵如流，老师惊问，得知真情后便让全体同学学习母亲的精神和做法。所以在同班同学中，虽然母亲的年龄最小，但学习成绩却最好，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一九四九年儿童节，不是“六·一”而是“四·四”，每校选拔五名优秀学生在中心校咀儿图学校进行文化考试，还要进行霸王鞭和秧歌舞、演讲比赛，母亲的文化课考试与演讲比赛在全乡获得了第一，奖了一块石板。那时此类活动是空前的，很隆重、也很热闹。附近村庄的人们相伴着去看，像过庙会一样。从而村里的乡亲们都认识了母亲，外村的学生也认识了母亲。熟悉的乡亲们见母亲获奖，齐夸外祖母有一个好姑娘，外祖母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外祖母在世时，我的两个妹妹缠着老人家讲母亲年幼时的故事，外祖母就讲过母亲获奖一事，说：“那么小的一个个儿，站在桌子上讲话，一点都不怕。离得远，我也听不清说啥，完后人们就拍手。” 咀儿图学校当时只有一至四年级，四年级念完后，郝印杰先生带母亲和赵堪、任俊（后成为我表弟赵福清的岳父）、赵汉民等四人去东井集镇考五年级，四个人全部考中，年幼的母亲又开始了一轮新的生活。 母亲当年在东井集念书时，学校食堂是收小米做饭，所以每个学生返校时，都背着沉甸甸的米袋子。交的是小米，吃的当然还是小米饭。没有菜，外祖母便给母亲做了可口的豆瓣酱。天天如此顿顿如此。住宿上，全校只有母亲一个女学生，所以就安排和一位教一年级的女教师同屋。每天下课后，数学老师牛先生均要给母亲另外留五道习题，做完规定的作业，母亲就再做这五道补充题，另外还要写一张仿。个别题母亲做不来，便请教同屋的老师，有时她也做不来。因为牛老师长期的偏饭，所以母亲的数学基础分外扎实，成为该校颇有影响的好学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任山阴县委常委、法院院长的王秉和同志来一中，时隔三十年，竟认出了比他低一年级的同学——我的母亲。 外祖父家因为舅舅和母亲两人同时念书背米，很快陷入困窘的境地，母亲便和同村的赵汉锳（后转来的）在一处车马大店（店主是外祖父的朋友）的后院合租了一处三间房掏空的大屋子，放学后自己生火做饭。小米不多，便胡乱掺杂一些蔬菜、山药蛋。隔壁住着另一家人，前院仍开着店。有一个周末赵汉锳回家了，夜里邻居出去喂猪，听到猪在嚎叫，大喊“狼来了”，便招呼前后院的人们驱赶，母亲用被子蒙头不敢出声，吓得冷汗涔涔，后来听到无声息了，便问同排的那家人：狼在不在？答：不在，你别吓，要不过来和我们一块住。母亲未去，但一夜未合眼，至今思起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万物萧条的冬天来临后，母亲的二姑带小儿子和一个小孙子也来东井集念书，便把母亲也叫了去，大伙住在一处，饭也有人做了，虽说仍是些粗茶淡饭，但不用担惊受怕，直至六年级毕业。 小学毕业时，母亲昔日的老师、时任县教育局局长的田守印先生带监考老师来东井集学校监考。考数学时，母亲的试题做的特快，数学老师曹喜胜先生是该校的校长，便向田局长介绍：这是位好学生。田局长点头道：我知道。不知是听到表扬有点飘飘然，还是忙中出错，结果数学仅打了八十分。考试结束后，田局长对学生们说：大同师范、大同女中、张家口也有几所学校现在开始招生，你们报名考去吧。因田局长和外祖父熟悉，便问母亲下一步怎么走，母亲闷闷不乐，低头回答：家里穷，念不起，想早点工作帮家里挣钱。田局长见状，说：“银行里要人，要么去教书，你回去和家里好好商量商量。” 不久，一块的同学纷纷参加升学考试，母亲看着一个个兴高采烈离去的同学，只是一个劲地抽泣哽咽。参试的同学后来大部分考中，连一些学习成绩很差的也没有名落孙三，母亲更是难受，委屈，双手掩面，嘤嘤啜泣不止。田局长等关心母亲的老师们便相随着动员我的外祖父，说：“你女儿是个人才，才十五虚岁就让她工作，太小了，不好。”讲了很多大道理，外祖父叹道：我内心是想让她继续念书的，只是家贫，再说她又误了考试怎办？众人纷纷叹息而去。正当母亲死心踏地准备参加工作时，一块儿的同学们到了开学的日子，又专程到咀儿图村与母亲道别，有的建议母亲同行，不谙世事的母亲在没有参加考试的情况下，懵懵懂懂地带了一卷简单的行李踏上了求学之路。 当天夜里母亲住东井集镇同学家。第二日一块去了位于大同市师校街的大同女中。当相伴的同学们按通知要求分别找到了自己的班级后，母亲则如一只迷途的孤雁在校园徘徊。这时，女中的学生会主席恰好经过，她在天镇时曾和母亲住同一个大院，见到母亲背着一卷行李东张西望，茫然若失，马上认了出来，便关心地问：“你在几班？”母亲答：“我没有班。”说罢放声大哭。同学们七嘴八舌诉说详情，这位大姐是位热心肠，便把母亲引到教导处，找到教导主任孙海民老师。同学们见了孙主任，一个个像见了救星，纷纷出面说情：她是我们学校第一名的学生，她比我们都好……孙主任见状，当场出了几道数学题和一个作文题。母亲不一会儿全做对了。作文题也让孙主任很满意，当时就答应留下，并宣布分配在女中师四班。母亲这才一扫一路的沮丧，欣喜之状犹如黑夜的迷路人看到火光一般，兴奋异常。 我的母亲穿着自己做的花衣服与王秉莲、吴卓伦（老师）、戎有枝、张辅、孟兴华同学合影 大同女中的伙食很好，比起在家里简直如天堂一般。虽然母亲破旧的衣服难登大雅之堂，但母亲对这些毫不在乎，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当时同学们的年龄相差很大，有已结婚成家的，而母亲是除孟兴华同学（十四岁）外第二个低龄学生，还有一名叫海玉美的同学年龄相同（海玉美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大同女中的几年里，母亲在每学期的期末考试，都是稳稳的第一名，孟兴华、海玉美、张辅等同学则在第二、三名上轮流。她们四人，同学们称之为“四姐妹”“四大家族”。好学生是受老师青睐的，教物理的宋老师是阳原县人，每天都要给东井集去的同学们多出几道题去做。地理老师讲完课下去检查，见母亲的笔记、作业做得特别好，记得也好，当场宣布当地理课代表，后来又送给一支蘸水钢笔（此笔一直用到毕业）以示鼓励。 母亲不因学习优异而瞧不起她人，同学们也不因母亲家庭贫寒而小看，母亲和同学们的关系处理得很好，穿的鞋烂了，露出了脚丫，海玉美同学便把自己的鞋给了母亲，滴水之恩让母亲至今难忘。 中师时，有一年嘴儿图村组织一批人去宣化揽工，我的外祖父担任会计，工程结束返时路经大同，外祖父给母亲带去一小花棉裤，母亲穿上后众人大笑，母亲毫不在意。此前母亲的旧棉裤破得已无法再穿，是王秉莲同学把自己多余的裤子给套上才继续穿用。 我的母亲和大同女中五姐妹合影 大同女中是姑娘们的世界，夏天一到，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母亲只穿了一件外祖母用手工缝的列宁服，又宽又大，还是自家用白布染成的，颜色都退了。一直到大同师范，才用节省下来的助学金买了一块花布，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做了一件花衫子，尽管缝得不好，剪得也很不合适，但母亲十分高兴。因为这是一件自己动手做的第一件花衣服。随后还照了一张像作为纪念。 孟兴华同学至今与母亲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几十年里母亲每次去太原，总要去孟姨家看看，叙叙同窗之情。我的大妹生孩子时，医院离孟姨家近，兴华姨得知后，不仅给做了热饭，还把行李也拿去。 因家里贫困，母亲在女中第一学期，只上过一次街。第一个假期回了一次家；之后即使过年也很少回家，留校帮助工作。母亲觉得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心情上，学校都比家里好。寒暑假到了 ，母亲虽然无法排遣对亲人的思念，也只是写封信问候。 一九五四年夏，母亲在大同女中第三学年的暑假里，回了故乡。偏偏在此时，大同师范从大同女中招生，学校给离校的学生们发出通知，让回校复习准备考试，但粗心的寄信人把阳原县写成阳高县，学校接到退信后因时间紧迫，改拍了电报，也许命运偏偏要和母亲开玩笑，“赵淑蓉”写成“赵士蓉”，村里反复通知赵士蓉去取电报，但因无此人一直无人去取。后母亲一个堂姐叫赵艺蓉的去了，发现是大同女中的电报，收电时间是本月十九日，二十一日考试，马上想到了是母亲。我的外祖父一看，肯定赵士蓉是女儿姓名的误写，二十日晨便送母亲去东井集汽车站。谁知汽车票早已售光，母亲顿时好像掉进冰窟窿里，心里从头凉到脚。正无可奈何之际，外祖父发现有一本家侄儿去大同，便把母亲着急回校参加考试的事情告诉了他。是外祖父人缘好，也是母亲命不该再次缺考。这位好心的我应称舅舅的人把票让给了母亲，母亲总算乘车返回了学校。 母亲当天下午赶回女中，一问早去的同学们，她们早已来了近二十天，最少的也有十多天，学校正有计划地组织大家复习，母亲一下六神无主，紧张得浑身如棉，没有一点力气。谁知命运又向母亲作了倾斜，原定二十一日考试因故又推迟一天，母亲就利用这宝贵的一天半的时间，争分夺秒地复习，甚至连吃饭时间都免了。走时外祖父给带了几个蔓菁，母亲瞌睡时就咬几口，匆匆忙忙自己也不知记了些啥。 二十二日的考试，其它课都是基础知识，母亲答得很顺利，而历史考了一些年代解词，母亲没有记住，答题时是张冠李戴，考完回到学校就向孙海民主任哭诉：别人复习了二十来天，我只一天半，历史没考好。孙主任劝道：不要哭，等几天看榜上有没有，我估计你没问题。数天后校方通知被录取，母亲才破啼为笑。当时母亲觉得如果自己学习差，考不住也无所谓，而第一名的学生若考不住 ，心理上的打击太大了。孙主任笑道：不哭了吧，你的基础扎实，不用复习也能考住，自己不相信自己，我们相信你。 大同女中师四班毕业留念 从此，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走到了一起，成为大同师范同班同学。 大同师范高师班（后称中师班）是从大同女中和大同师范初师班里选出的优秀学生，但母亲的学习成绩仍旧名列前茅。开学不久，学校向各班要一名诚实的学生担任图书室的管理员，九班班主任老师和任该班班长的父亲便推荐母亲从事这一工作，负责为同学们借书、还书。这项工作虽然很累、很烦，但母亲想到这是老师和同学们对自己的信任，干得很有兴趣。在浩如烟海的书山里，母亲也看了不少此前听都未听过的书，但从没有利用小小的职务之便把自己喜欢的书据为己有。假期母亲仍旧不常回去，协助学校一名姓张的图书管理员整理图书。 大同师范附小代课离别合影 母亲在大同师范学生会任学习部干事，部长是八班学习成绩排第一的杨兰珍同学。学生会共有五块黑板，母亲负责其中一块稿件的审批、排版，每周出一期，还要进行评比，母亲负责的那块每次评比都获第一，不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母亲都是绞尽脑汁的。 二年级第二学期，师范附小四年级有一位老师坐月子，一时找不到代课老师，学校研究后让母亲和杨兰珍同学去代课，母亲担任班主任教语文，杨教数学，时间是两个月。母亲开始担心自己胜任不了，后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在这两个月里，母亲还举办了座谈会和家访活动，和学生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两个月结束，照合影像后，学生们拉着不让走，一些同学还流泪不止。这两个月，母亲除圆满完成了教学工作外，自己的学习也没有误下，都是利用零碎时间完成的。这次代课是有工资的，母亲至今记得是二十九元，用自己平生挣的第一份工资除自己买了一条红头巾外，还给外祖母买了一条被面，给我的三姨买了一块花布，余下的都寄给了正在张家口医专读书的我的第二个舅母。 母亲常和我们讲起东井集的老乡吴玉同学，说他是位不错的大哥，在学校时就入了党，懂得关心同学。二年级暑假，他们结伴回乡，为省几元路费，徒步走了一百三十里。早上从大同师范出发，中午在一小店胡乱吃几口，好心的吴玉同学还让店掌柜给母亲热了洗脚水烫脚。半下午时走了八十里，到了一个叫许堡的地方，找到一车马大店。吴玉和一群车倌住在一起，母亲和老板娘住一屋。次日晨天还未亮，马嘶人叫，车倌们早起赶路，母亲和吴玉饭未吃早早出发。天色幽暗，南山上早起的人家亮起了灯，一闪一闪的，母亲以为是鬼灯笼在闪，一路小跑直至天色发亮。吴玉问：那会儿跑那么快干啥？母亲道：那会儿不敢和你说，南山上的鬼灯笼吓人，我跑在前面，鬼来了，有你在后面顶着。而早已入党的吴玉则是一阵大笑，他给母亲讲刘胡兰、保尔、吴运铎的故事，一路不觉寂寞。 饿着肚子走了四十里，到了一个叫大柳树的村庄，这里有母亲的一个大姨，此时正吃早饭，问母亲从啥地方来。母亲说：从许堡，没有钱，还没吃早饭。大姨生气又心疼，边骂边给安顿早饭。母亲休息了一上午，下午回到嘴儿图。刚进家门，鼻血就流了出来，我的外祖母伴着母亲的鼻血是心疼不已：以后放假还是不要回来了。 确实，那时我的外祖母家可以说一贫如洗，尽管母亲在女中和师范读书国家负担一切费用，但读医专的我的第二个舅母的所有费用都须自己负担，为了供她读书，家里把能卖的都卖了。母亲就是本着省一个是一个的想法去生活的，回家的第二天就又出地劳动了。 母亲在大同师范学习了三年，之后服从分配到了阳高县城关小学，一年之后去了友宰中学。 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爱，是早晨的太阳，轻而柔；爱，是午夜如水的月光，静静地在水中闪耀；爱，是茉莉花香，你嗅不到清香，却芬芳满怀。历史上歌颂爱情、赞美爱情的诗词篇章不可胜数，作为父母爱情的结晶，我把上面这几句话献给我的母亲。 一九六〇年我的父母亲结婚留念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在当初是令人不解的，家庭里、社会上、同学中，持反对意见者占多数，正如后来我的外祖母的说法：找一个富农的儿子，阳高有的是，阳原也不少，何苦大老远跑到山阴去找。上世纪五十年代，女性参加工作的寥若晨星，母亲的周围不乏追求者，阳高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也派来过说客，但母亲心中只有我的父亲，只有自己对爱情的承诺。当然，开明的支持者也是有的，我的舅舅就支持母亲的选择。 父母亲的婚礼办得实在是太简单、俭朴了。那是母亲利用修西册田水库劳动结束休息的几天，在“五一”劳动节去玉井中学举办的。父亲把全月三十一元的工资交给食堂管理员去操办，把全校教师请去吃了一顿在困难时期已算不错的饭。之后回安祥寺拜见了公婆，一星期后又各奔东西。 母亲在阳高县友宰中学工作时，我这个不安分的小东西就折磨开了母亲，外祖母得知后，派我的三姨去往娘家接。工作责任性强的母亲把自己与儿子的安危放在一边，先去安排每年一度的期末考试。三姨一连等了几天，母亲才请一名学生赶来了一辆小毛驴拉的小平车。母亲知道此时外祖母家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便把供应粮和一些炭装上车，然后挺着大肚子出发了。小平车上装了炭和粮后，已经很满，再也坐不下一个人。母亲怀着我，艰难地、一步一移地一天时间仅走了三十里，天色昏暗后到了大石庄，就再也迈不开步。幸亏此地有母亲的一个姨姐，权且住了一夜。次日晨走时，姨姐担心道：这么迟才回，又是步行，生在路上怎么办？ 终于一步一挪地回到了咀儿图，第二日晚上有了生产的迹象。当时，尽管穷得一无所有，但古老的风俗还得遵守，女儿不能在娘家坐月子，也不能在同姓人家坐月子，即使是他姓人家，也不愿接纳一个将要临产的人。这时，母亲称康二大爷的一位好心人，因年轻时曾给外祖父的父亲扛长工，和外祖父有很深的交情，他伸出了慷慨的手：不嫌冷，来我家吧。那是一间小西房，久不住人，外祖母和三姨简单打扫后，烧热了炕，母亲便搬去了。第三天，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农历一九六〇年腊月初二日），一个寒冷的冬日，我来到了人间。 我之所以这么清楚地记着自己的生日，并不是为每年一度给自己庆祝，我是为感谢我的母亲。 在拙作《难忘那段情》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一篇中，我这样写道：“我爱我的故乡，但更爱我出生的地方。为什么童年的情景在记忆里永不磨灭？为什么即使是痛苦的童年生活也使我产生无限的眷恋之情？是因为最熟悉吗？不完全对。有时候，对于越是熟悉的事物反而越是厌烦……我知道，当我刚刚来到人间，当我第一次呼吸到人间清新的空气，就是在河北省的土地上；当我在襁褓中第一次睁开无知的眼睛，最初看见的就是那里的光亮；于是，我的姓名里就有了河北省的简称——冀。原来，我那最初的感情的萌芽，就是在这种状态里生长。随着季节的变幻、年月的推移，我的摇篮啊，是你在不断地编织我的心灵感情的篇章，因此，我更加珍惜这短暂的幸福的远眺。我的眼、我的心在贪婪地摄取着燕赵大地上一草一木的颜色，也在吸吮着生育之地人民的每一个眼色、每一个手势所表达出来的真挚的情意。” 二十三年之后，当我去位于阳高县罗文皂镇的雁北农机校读书时，利用寒暑假数次去看望我的外祖母。当然，此时的我已是有八年工龄的工作人员，是带薪去学习，又未结婚，为了报答外祖母的深恩，我往往倾其所有，为外祖母买可口的食物。我有自己的打算：留几个路费就行了。而故乡的亲人们待我更是盛情，外祖母把平时子女以至孙辈孝敬的食物都给我留着，我的四姨夫赵宏生甚至把不到宰杀日期的肥猪宰了招待我，大冬天去桑干河灌区破冰捞鱼，姨哥张仲元陪我喝酒致我呕吐让外祖母一通好骂…… 我向外祖母提出要去看看我出生的那个破屋子，外祖母笑我：有啥看的，早就塌了，我也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但我是不会忘记的，永远，永远…… 我出生后，三姨给父亲拍了电报，父亲急速赶到了咀儿图。在外祖母家，父亲第一眼看到的是至今难以忘怀的一幕：煮着玉米皮的大锅里正冒着腾腾的热气，灶沿上烤着发焦的玉米芯、玉米茬。父亲奇怪，外祖母道：“烤干碾碎后加点玉米面，很好吃。”回想汽车一出山西进入河北境内满眼皆是剥了皮的树，父亲明白了：山西穷，河北更穷。所以，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找了一截绳子，扛着一个刮柴钯子去河滩上搂柴，背回来烧炕。那条炕也许是盘得不好，只有炕头一角能烧热，父母便把我安置在那唯一的暖处，不至于冻着。穷人的孩子命大，一个月之后，母子搬回了我的外祖母家。 学校开学后，母亲给一名叫武晨的学生写了一封信。武晨来后，外祖母把年仅十五岁的三姨和十岁的四姨留在家中，她随着我的母亲去了友宰中学。于是，母亲教学，外祖母抚养我，一直到和我同龄的表哥福林也离开了奶妈，我们俩一同和外祖母生活在一起。这期间，母亲的工资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里的亲人们。三姨曾说过：看过一本书，二姐就像书里的一个人，把全家都管起来了。 母亲的学生中，有一名叫许建国的，他的哥哥许建功在山阴县任文教部长，利用许部长这个关系，母亲离开了阳高，调到了山阴县南街校任教。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曾见识过许多老师。回想起来，每一位老师都有一份难以隔断的情结，每一位老师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每一位老师都是一篇光彩照人的文章。而母亲则更是像一本读不完的书，一首唱不完的歌。母亲在该校接的班是二二班，从中学改教小学，母亲觉得无所谓，从一名教导主任到一名老师，更不值一提。二二班是该校最乱的一个班，学生学习差、纪律差，一直无人愿接，母亲接任班主任半年后，该班一跃成为先进班，经常在该校的黑板报上被表扬。 我在县人大办公室工作时，法工委王增顺主任说他刚参加工作时就在南街校，也领教过二二班，他十分钦佩我的母亲，说：“谁也代不了的班，你妈一代就代好了。我不论来软的、硬的，学生们都不吃，而你的妈妈从不发火，学生仍规规矩矩，服服贴贴，好老师呀。” 母亲在南街校的情况我依稀记得一些，记得一些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生经常背着、抱着我玩；记得该校的井在伙房里；记得办公室门前有几根红柱子，我经常搂着玩；记得有一本连环画，是说越南军队用蜜蜂和美国军人作战；记得一位老师把蛤蟆放在盆里和我玩……我参加工作数年之后，重返安祥寺小学，学校有一名叫赵玉花的老师，得知我的身份后，高兴道：你就是非常，我念书时常抱着你玩呢，你长这么大了……说得我怪不好意思。 母亲所代的班由后进变先进，成为典型，县教育局王直厚、崔满章等领导去该校检查工作，上级以至外地来人到该校听课，校长便把他们领到母亲所代的班。有时通知，能有所准备；有时不通知，搞突然袭击，但母亲都能应付自如，收到很好的效果。假期里全县教师集中起来进行经验交流，母亲曾数次上台介绍。 二年后，学校领导说，这么好的老师代低年级是浪费。母亲先代了五年级，后是六年级。 这期间，我们所住的地方是今马邑道的一处大杂院，院内住有许多户人家。这个时期，父亲在西沟学校工作，利用星期天，母亲和父亲从煤场买回炭，秋天还拾一大堆茬子，过了一段有家的生活。二弟出生后，我的祖母来照料，家离学校近，放学的钟声一响，祖母就把饭晾上了，母亲回来边吃饭边喂二弟奶，之后给水缸提几桶水就又去了学校了。早上走时，二弟还在熟睡，晚上回来，二弟又在梦中。祖母说：你这样忙，孩子见不到你，认也不会认。那时确实如此，母亲把工作视为第一，不懂也不会去照顾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 一度时期，二弟是由同院的一个姓樊的老太太帮助照看。樊老太太和母亲相处甚洽，冬天母亲回家迟，还给母亲早早把火生着。在县委党校做饭的樊老先生见母亲如此紧张，又怕把我二弟冻坏，就劝母亲晚上住在樊家，他自己吃住都在党校。母亲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炭也给樊老太太拉过去。二位老人待我与二弟很好，老先生还把食堂的二面馒头带回来给我和二弟吃，老太太还无偿给我和二弟做鞋穿。 “文革”前期，母亲和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莫须有的诬陷：因我的“非常”乳名被批判，闲聊时称我的祖父“勤劳”被同事揭露为富农公公“翻案”，批判会上母亲不愿去批判别人被上纲上线为不关心政治，家里挂有当时属大相片的结婚照被诬为“有资产阶级思想”，学校因无母亲的大字报，有人竟说母亲“压制学生，不让提”。“文革”开始不久，教育局一干事把母亲和我的五大娘崔韶华叫去：你们家里有问题，哪里也不欢迎你们，岱岳街上更不能在。于是，母亲和五大娘一同被“发配”。在一次会上，时任北周庄公社指导员，曾任北街校负责人的樊美恒先生说：“岱岳不要崔韶华，北周庄欢迎。”我的五大娘去了北周庄小学。曾任南街校负责人、时任合盛堡公社指导员的徐守中先生说：南街校容不下赵淑蓉，合盛堡需要她。于是，这对妯娌，当初上级和外地来人听课的首选对象，南北街校的教师典型，同时被赶出了县城，母亲把两岁的二弟留给奶奶，此时二弟还在吃奶呀，这一走就是十年之久，“文革”结束才先后回到山阴一中工作。 确实，国家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从来紧密相连。家族磨难史，是民族磨难史的缩影。磨难也是财富，它可以使愚者智，弱者强。珍视这份历史，可以使一代一代的子孙从先辈们身上汲取教益，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治家创业，怎样跨越艰难险阻……更好地走各自的人生旅程。 母亲调往合盛堡公社后，得到了徐守中先生的保护和关心，许多有各种各样“问题”的教师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而母亲侥幸“躲”过了。最初安排母亲去东双山村任教，守中先生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道：希望离家近一点，好照顾孩子。徐指导员毫不犹豫地说：常辛村学校最近。就把母亲安排在该村。走进常辛村，脚踏黄土路，遥想陆放翁“风驱雨压无浮埃”的佳句，近睹眼前的一排排土屋和一群群天真的孩童，置身此间，母亲顿时觉有缕缕清风翩然而至，涤荡肺腑。县城聒噪，尘埃飞扬；乡间安谧，树静波平。不禁歆羡起此地乐，天赐一方净土。母亲在该校担任了六年级班主任后，不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忘记一个教师的天职，期末全公社统考，所代的班获全公社第一，学生和家长对母亲都有一个很好的评价。一九六八年，我的三弟出生，母亲休够产假到校后，学校负责人无可奈何地告诉：高山疃学校校长韩国歧通过关系把你要走了，村里和学校都留不住，人家说高山疃是文化村，必须要有文化的老师。 王畅业先生到岱岳看望我的母亲 母亲在高山疃学校的情况因我在此地念了二年初中，同学好友不少，他们对母亲的评价是极高的。在高山疃学校的八年里，母亲连年被合盛堡公社评为先进教师。在这所学校里母亲教了一位优秀的学生，就是现任忻州市委副书记杨增武。母亲记得高山疃学校办有小评论墙报，每天下午放学时，都要给增武留两个题目的小评论文章。增武又是一个聪明的学生，第二天就把文章早早交来，所以墙报上数他的文章多。几十年里，杨增武同学一直没有忘记母亲这位启蒙老师，不论是去大学读书，还是参加工作，每年春节回乡，总要看望母亲一番，叙旧阔别。 我是一九七三年春去高山疃读书的。本来安祥寺小学毕业后应该去南街校读初中，但依稀记得是安祥寺大队和南街校有什么纠纷，所以各校都开学了，我们还在自由地玩耍。母亲去找南街校校长，因都是熟人，但只同意让我一人入学。我以无伴为由借口不去，父母便让我先去高山疃，等统一招生后再回来，谁知一去就是二年。我去时，校长是李有堂先生，一位我非常尊敬的老师，我的老师是学识颇丰的杨德春、丰秀明夫妇，二位老师的两个孩子也与我们一块住校。住校的还有刘国柱老师、李光普老师，还有几位已记不起姓名。 初中两年里，在母亲和杨老师、丰老师的关怀和教育下，我扎扎实实学了点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比高中阶段收获大几倍。母亲要求我每天写一篇日记，实在写不出来就摘抄几段优秀文章。母亲还把自己教的优秀学生的作文拿回家让我反复念，记得冯德龙（冯升入高中后任山阴一中红卫兵大队长，现在呼市某报社任职）的作文就很不错，只是他那种怪异的字体很难认。每天中午，还要让我完成一篇仿的任务。除了老师们晚上集体办公我能和杨老师的两个孩子玩个把小时外，很少有闲的时间。我头疼数理化，母亲就教育我“笨鸟先飞”，往往提前一天把老师要讲的给我先在家里进行辅导，才不致于在课堂上“对牛弹琴”。 “文革”后期，县里在桑干河畔的黑圪塔公社办了一所“五·七”干校，母亲作为第一批学员在这所干校里当了炊事员。有一天，干校的汽车去馒头山上拉木柴，要经过一个叫南辛庄的村子。该村有位父母在大同师范读书时的同学兼好朋友王畅业先生，畅业先生的父亲王作宾先生曾在建国前与我的伯父同在后所学校执教，是父亲的语文老师。畅业先生在校时是一位品学皆优的学生，一九五七年毕业留校不久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入狱三年，刑满后回村务农，近二十年一直无人敢问、无人敢理。装好木柴后母亲未随车返干校，而是一路打问独自进了南辛庄。母亲的突然来到，使王畅业先生觉得十分突然，似乎不敢相信还有同学敢来看他，苍白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光芒。虽说其妻刚坐了月子，但没有什么可招待的，就用妻子坐月子吃的豆面和邻居借的几颗鸡蛋招待。母亲走时，倾其身上所有的钱留给了畅业先生，尽管自己不富，但畅业先生更穷。畅业先生把母亲一直送到干校，一路上说母亲有胆子，别人都怕受牵连，躲得远远的。当然，这事除了说明父母亲与畅业先生的友情外，也反映了母亲的人格。母亲不像那些势利小人，当别人在台上时，阿谀奉承，恨不得磕头下跪；人家一旦背时，则反眼若不相识，推石下井犹恐不及。第二年秋收后，仍戴“反革命”帽子的畅业先生高兴地看望了我的父母亲。若干年后畅业先生平反复职，前年（二〇〇四）因三儿结婚找父母借钱，母亲道：需多少，满足你。畅业先生说：二千足了。母亲取了二千元后说：“我不要你还。”虽说后来畅业先生还了，但父母亲内心确实是不准备要的。 这个班有一年聚会时，没有邀请班主任老师，因为当年在毕业鉴定时，班主任老师的评语导致几个同学之后被打成“右派”或“现行反革命”。王畅业先生当时充满激情作了发言：大家不要把老师、同学都否定。我从监狱出来后，人人都怕见我，亲友见了也是躲着走。赵淑蓉是唯一一个冒着风险到了她从没有去过的村子看望我的。当时她还鼓励我有朝一日一定会重见天日的。我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还要让我的孩子们永远记着。 高山疃学校毕业生武秀忠看望我的母亲 一直到现在，王畅业先生夫妇每隔几年专门从大同到岱岳看望我的父母亲。有时还把他们亲手做的烧麦和饺馅带上，与父母小住，尽抒几十年的酸甜苦辣，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了，十年浩劫结束。这年秋假结束后，母亲调到了山阴一中，我们全家得以团聚。 高山疃学校毕业生冯德龙、冯蒋、冯利中看望我的父母亲 历史是严肃的教科书，时间是公正的裁判员。十年前母亲离开县城时，是被勒令赶走的。重返县城，受到新单位的欢迎和旧单位的不舍。十年在外，并没有虚度时光。作为一名教师，何时何地，何种境遇，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天职。倒是应感谢这在外的十年，不仅没有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歧视，相反更丰富了人生阅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确实是这样的。普希金说过：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是文人对往昔的恋情；“十年一觉文革梦”，却使很多人不堪回首。 母亲调回山阴一中后，开始任初七十五、七十六班的语文老师，后七十五班班主任高日成老师调走，母亲随即担任了班主任，成为山阴一中历史上少有的女性班主任。该班中考时，考出了出色的成绩，当时应县一中已列入全省重点高中，和山阴县要十名优秀学生，光七十五班就考取四名，这四名除了我的二弟外，母亲记得还有魏建新、崔巧玲等。 初中班代好了，学校领导非要让母亲代高中班并担任班主任，母亲说：“夫妇二人都当班主任，有点紧张。”但学校不允许，只好代了一届，夫妇同时任高中班班主任，在山阴一中的历史上还是没有的。两年后，我的三弟升入初中，母亲就执意不代，转而重教初中。当时山阴一中初中每届两个班，母亲担任了八十五班的班主任。为了教好自己的孩子，也为了教好更多的学生，母亲在教学上奉献了极大的精力，牺牲了许多。每天早去迟回各半个小时和学生同活动，利用这每天多抽出的一个小时，让学生们学《汉语成语词典》，还另外多学了许多优秀的古典诗词。广大学生受益匪浅，至今相见都说：“那二年难忘，受益最大。”母亲还让学生每天记一则日记，要求把学过的成语用在日记里。日记、作文母亲是每篇必看的，故学生们的写作能力明显得到提高。八十五班七十名学生两年后中考，考取五十六名，语文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均分在八十分以上。 确实，母亲犹如一粒种子，当它被深深埋在泥土里，只有它自己感到是幸福的。因为即使在黑暗中，它也在汲取着养料和水分，充实着自己，等待着阳光。但，这幸福，只有它自己知道，别人是想象不到的。而一旦阳光洒落，冰雪融化，这粒小小的种子拱破土皮，伸枝展叶，于是大家都会喜悦地惊叫：呀，它发芽啦！ 某年母亲到同事家串门，偶遇一学生家长，得知母亲的姓名后，大为兴奋：赵老师，我的女儿张晓芳常常说起您，我一直没有认识。您是我女儿的好老师，她现在还拿您那一套教她的孩子。一名叫司万春的学生工作后来看望母亲，忆起两年初中生活说：“一切都很难忘，背诵成语词典更是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三弟受母亲的教诲更深，现在辅导儿子也是以成语词典为课本，每天记几个，以至于我这个七、八岁的侄儿在与成人谈话时，时不时冒出几个恰当的成语，常常获得人们的赞叹。 八十五班有从大同转来的一名叫康靖的学生，是时在一中任教的赵润中老师的外甥，因太顽皮，家里管不住，赵润中先生就把他交给母亲管理。这位学生当时还和社会上的一些人有来往，为了让家长和同事放心，母亲让他住了校，暗地派几个学生监视他的行动，不让其随时离校。某日社会上的一伙人有一个活动，康靖得知后非要出去，母亲坚决不允许。第二日，平时和他在一块的那一伙人被抓了，康靖得知后，深深感谢母亲对他“不予外出”的决定：“不是您救我，还不知怎样呢！”康靖的父亲为了防止其子乱花钱，把钱交给赵润中先生，赵润中先生转手又原封不动交予母亲。母亲如同要求自己的子女一样，学习上抓、纪律上也抓。毕业时，康靖说：“我的父母亲也不如您对我的教育。” 确实，母亲从当教师的那一天起，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职业。工作的时间越长，爱得越深。母亲幼时，外祖父教导母亲，做人要有仁爱之心，做事要踏实执著，要看到美好，要同情弱者，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学生面前，母亲既是严师，又是慈母。学生能体会到，我们兄妹更能体会到。 康靖后来当选为大同市人大代表，曾带着妻子、儿子看望母亲，并对他们说：“这位就是我常向你们讲的赵老师。”康靖还谈到在大同市的某次会上介绍自己的经历时，反复提到过母亲的名字，说是“因为赵老师抓得紧，才有了我的今天”。康靖现在平朔煤炭某公司驻京办事处任职，某年春节前给母亲打电话，邀母亲去北京过年，说：北京有您的女儿黄山，还有我，我们一起出去看看转转，保证您满意。师恩难忘，确实不假。 父母亲当年所在的大同师范中九班毕业四十年聚会，有一名康贤荣同学，和康靖是亲戚，康靖从康贤荣处得知母亲来大同的消息后便找去了。谁知聚会已结束，父母亲去了好友王秉莲同学处，当康靖辗转找到王家，得到的是“已上车站”的消息，康靖又马不停蹄赶到车站，父母已买好了票，但康靖一定要父母回他家住一宿，并让把车票退掉。母亲答：“明天还有事。”康靖才无奈作罢。 母亲结合几十年从教经验，体会到做一个教师，就应该全身心地播洒爱的雨露，就应该让每一片绿叶都充分享受阳光。喜爱好的学生没错，但学习差的应投入更多的爱，从内心感化他，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 不论是教三弟所在的班还是其他班，母亲都是这样辛苦认真去教学的。母亲的字很有功底，板书尤其漂亮，写得快而又不潦草，端正而又灵活。母亲讲课的特点是条理清楚，安排很从容，讲得比较平稳，从不声嘶力竭。但在平稳轻松中使学生感到胸中学问渊博，一切都游刃有余。语法和修辞有些部分是枯燥的，但母亲讲得引人入胜，足见功夫之深。新生们一入学，日记记不多记不好，而母亲更是每天必看，有好的日记就念给全班同学听，差的也要念，让同学们帮助集体改动后重写。记日记是分外工作，母亲就利用早自习前的半小时去改，一个不缺。但时间太紧张，便让学生们交时全部打开，节省了翻本的时间。坚持久了终见效，学生们反映记日记由无话到有话，由没写的到写不完。开始一个早自习就可把全班的看完，后来写的篇幅愈来愈长，一早下来，一半还看不完，就改为隔行看。调皮的同学便悄悄把自己的本子混进去，想每次都要让看。其实，母亲的批语也就是简单的几个字：“有进步”或“好”，但学生们的学生积极性却是空前高涨的。 母亲和历届学生的感情都很深。每当有学生调皮惹母亲生气而批评时，学生们便低头不语，怕辩解几句更惹母亲生气，这都是学生毕业之后的心声。 母亲有一年患肩周炎，但仍坚持上课，右臂举不起来无法写字，便改为左手。快上课时专门找几个学生在背后捣几下，好觉得舒服些。兰惠萍老师的女儿李琳常常负责此工作，说您的背疼不疼，我的胳膊倒疼开了。这样使劲打，人们还以为我对您有意见呢。母亲觉得，自己辛苦点，学生们就能得到更多的进步，付出是值得的。 我们家人口多，父母除我们兄妹五个外，还要负责双方的老人，早些年的生活很是困难，父母的工资只能马马虎虎维持生活所需，所以在饮食上从不讲究，以吃饱为原则。衣服也大都是自己做，大的穿小了，小的接着穿。打补丁的衣服谁都穿过。单衣破了有缝纫机，棉衣均是周六晚上回去拆开，周日洗净晾干，返校后再利用夜里的时间补缝。早些年，母亲和李玉英老师住一屋，早上起来怕影响李老师休息，就悄悄拿上针线活到早起的伙房大师傅处做。正是因母亲的勤劳，才使得我们全家在贫困的年代尽管穿得不好但没有挨冻受寒之苦。正因为父母亲从小对我们进行艰苦朴素的教育，至今仍保持了不讲究吃穿的习惯。母亲克勤克俭持家，家里盖小房曾当过大工抹墙、和泥。为了节约开支，从一九六三年起，父母购买了理发工具，相互学着给对方理发。不管人们如何议论，只管干自己的。一直到现在，理发工具换了一个又一个，仍没有去过理发馆。我们一个个长大后，也是父母给理发，直到参加工作不在父母身边。 为丰富饮食，养过鸡，养过兔，养过鸭和鹅。小庭院里的蔬菜在父母亲的辛勤培育下，年年都是好收成，那株株菜苗，寄托着我们一家人一份份立脚创家的殷殷期份，畦畦菜地，记载着一串串苦涩的创业故事。 母亲对我的外祖母是极为孝顺的，早些年每月开资后，先给外祖母寄去十二元。后来外祖母年龄大了，常年住在山阴，母亲也不因外祖母有另外的子女而推三放四。若外祖母不在山阴，每年的暑假母亲一定回去和外祖母住一段时间，我的大妹毕业后先回县工作，母亲让外祖母和大妹住在正房，父母亲住小屋，父亲也没有一句怨言。外祖母年近九旬无疾而终，一般人家都是儿子负责丧葬费用，而母亲则提出：女儿们也负责，每人一份。几个姨姨也都是高风亮节，受到乡亲们的极高评价。 对我的祖父祖母，母亲也是一个贤良的好媳妇。尽管一直只是寒秋假生活在一块儿，但嘘寒问暖、知冷知热是令祖父祖母满意的。二老七十高龄时，母亲从黄巍村雇了几个木匠，买了木料，利用暑假做了寿材。因为只有在假期里，母亲才有时间给木匠做饭。祖父祖母年迈后无劳动能力，母亲和父亲利用秋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打口粮钱，在村里传为佳话。母亲和父亲婚后近二十年，完全承担了祖父、祖母的一切费用。母亲为了使家庭和睦，常常从大处着眼，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大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孩提时代盼时光的消逝，恨不得让时光再生出一双翅膀，载着自己的理想快快飞翔。少年了，父母柔柔的温情使你盼望时光就在温馨的一刹那凝固，品尝那一刻的甜蜜。成年了，历经了爱情的卿卿我我，成家立业，不知不觉，时光如丝绸在手掌轻盈滑下，只留下一丝怅然的感觉。有一天迈进了中年的行列，突然感到：童年少年青年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儿，呀，时光真快，一生的一半儿已经烟飞云散了。 如今，我的父母亲已步入老年，我们兄妹都步入中年，一年里天各一方难得一次齐聚。若聚在一起，所忆的就是昔日的生活和亲情。我念小学时，父母都在外，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就与二弟在安祥寺村西的小路旁一台锅拖机上等待父母亲归来。远远望见，就拍开了小手，之后一人带一个，高兴而返。 我和弟弟妹妹们 父母在我们每个人幼时就注重智力上的开发与投资。我和二弟懂事后，允许看的书不多，一本薄薄的《毛泽东诗词》连同注释和译文背了个滚瓜乱熟。仇学宝著的《金训华之歌》和一本《风展红旗》的诗集翻得熟读如流。父亲在大同师范学习时的几册《文学》课本成为我们的业余读物，父母选择其中适合我们读的作品，先让我们反复抄写，抄写后每人一本在手，先念后背，互相检查。三弟和两个妹妹年龄相近，又一同开始学习。一个个星期天，一个个寒暑假，大片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文革”结束后，书店里的读物多了，父母节衣缩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精神食粮，至今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爱好——读书学习，这都是幼时父母培养教育的结果。父母亲为我们买回新书，必先用牛皮纸包好书皮，再用毛笔工整地写好书名。有的书反复读过几遍，仍整洁如新。有的书父母在教我们读之前，已先阅过，父母的记忆力极强，凡读过的书，都如数家珍，非常稔熟，在为我们解难答疑时，能够随口说出所需要的东西。有些书，我们一直保存着，这都是我们的宝贝啊。我甚至把幼时的笔记本还珍藏着，闲时或者孤寂时，翻看几页，以疏解寂寞、充实生活、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安静心灵。
二〇〇五年全家照 父母并不是让我们死读书、读死书，一味沉在四堵墙里。节假日，除参加一些有益的劳动外，还带我们去桑干河捞鱼，享受大自然的快乐。那些年儿童们的玩具匮乏，香烟盒折的三角是每个人必备的玩具，而我们家无人吸烟，母亲就把一块儿老师们的烟盒都收集起来，周末给我们带回。这些礼物真是弥足珍贵的。父母亲对我们兄妹五个既慈爱又严厉，既不重男轻女，又不歧视雇奶在外的，而是要求我们互帮互爱。三弟和两个妹妹虽然幼时在奶妈家生活，但是与我和二弟相比，不论是外人还是家人的感觉，雇奶出去的比自己抚养的都惯。他们陆续从奶妈家回来后，给两个妹妹洗脚的任务就落在我和二弟的身上，一人负责一个。三弟比他俩大，自己负责自己。家里有了稀罕食品，指定一人负责分发，每人一份，平均分配，分发者最后拿。三弟从奶妈家回来不久，姥姥建议接到自己身边喂养，父母亲怕三儿子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长时间不在身边，长大后感情生疏，没有同意。 我们幼时，家里有残缺不全的连环画名著，连接不上，书店又不卖，父母亲就向他们的学生去借，周六拿回家，周日返校时再带走。利用这短短的星期天时间，我们可以说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 弟妹们在父母的严格教育下陆续进入各类院校，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父母都要抽出专门的时间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当时还感觉不到什么，十几年之后，当我们又重在一起时，才更深地体会到，原来以为自己是一匹骆驼，是背着父母亲的希冀跋涉，没想到父母比我们更累。他们除了给我们青草绿洲，还要帮助我们走出心灵的沙漠，即使鞭打，也是为了促使我们走得更好。 前苏联有个大教育家说：“一切都给孩子，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这是父母所能给孩子的最可怕的礼物。”父母深知这一点，所以经常对我们说：“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生活上还是淡泊些好，过分求奢会影响事业的。”父母确实是这样做的，在做学问上孜孜矻矻、精益求精，在生活上却随遇而安，保持着俭朴的风貌。即使如今，仍然如故，是胡锦涛总书记“八荣八耻”的忠实践者。 在我们兄妹的心目中，父母亲是伟大的，是一对成功的父母，因为父母有勇气、有胆量面对现实。在父母亲看来，暂时的贫困算不了什么，只要为了孩子们的未来，父母一切都可以忍耐、忍受。“文革”时，能学的书不多，“读书无用论”又盛行，父母亲冒着被批判的危险，对我们的学习始终没有放松，在家中教我们读“供批判用”的《四书》《五经》里的优秀作品。“文革”结束后，优秀读物上了柜台，但囊中羞涩，父母宁愿身着打补丁衣服上讲台也要为我们提供无价的精神食粮。每想到父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就会情不自禁热泪横流。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许多事情并不是靠泪水能改变的，但我们更明白应该做的是擦干脸上的泪水，笑对生活，相信自己。我们兄妹不敢说自己现在和将来一定行，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会努力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 我们兄妹五人，唯有离家最近的我是由父亲送到工作岗位的，这是由于长子的缘故。悠悠岁月已飞逝了三十个春秋，当年的雏燕也已两鬓染霜，但父母之爱我永远不会淡忘。如今父母年龄渐渐大了，一些老年病也不可避免，但父母很少让我知道，我想这也是缘于一种爱，一种父母天性的爱，只想让儿女看到他们的幸福和笑声，而不想让儿女看到他们一丁点的痛苦和无奈。直至我到中年，直至我的儿子也远走他乡，我终于明白父母为何总是为我们兄妹提供最丰裕的物质条件，不遗余力地为我们创设最美好的生活和学习氛围。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父母那辈人面对困境，具有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坚强。父母的言传身教，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的一笔宝贵财富：那是对生在幸世的感恩，是一种面对困境，百折不挠的韧性。 人到中年，我和我的弟妹们逐渐懂得许多。以前，我们一直以为，对父母的撒娇是自己在表达爱，而自己总是希望父母对自己有一点表示。然而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爱父母爱得多么肤浅，父母爱我们却爱得如此深沉。我们所渴求的是被爱，父母无所求，他们只是默默地爱着我们，为爱我们而默默地付出……我们终于感悟，真正的爱无需表达；真正的爱存在于你我平常的生活中，存在于你我的周围，有待我们去发掘；真正的爱最平淡而又最深沉。同时，我也感悟到中华民族传统的父爱和母爱的伟大、神圣和坚强！
大家庭欢聚一堂 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虽没有伟大的影响，但却有超出一般人的作为。出色的普通人更能使我从母亲身上看到、学到、也可能做到的很多事。其特点就是认认真真做到自己摊上的事情，只知自己心安理得，安分守己。在别人向她鼓掌之前，其实母亲并不曾指望别人的鼓掌。 母亲今年整整七十岁，渐渐苍老的容颜记载着我们走过的漫长而艰辛的岁月，我们未来的路还很长，也许它充满曲折和荆棘。不过总会有个人给我们引路，与我们相扶持，那就是——母亲。 动物知道感恩：羊跪乳，鸟反哺。我们就更应该感谢母亲。 由我的母亲我想到千千万万几乎一代人的母亲，那些平凡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平庸的在社会最底层喘息着苍老了生命的女人们，对于她们的儿子，该都是些高贵的母亲吧！一个个写来都是些充满了苦涩的温馨和坚忍之精神的故事吧？ 我之愀然是为心作。 我衷心地祝愿普天下的母亲快乐、健康、幸福。 二〇〇六年五月八日  作者简介 黄冀，山西省山阴县人。1961年出生于河北省阳原县，1976年山阴一中高中毕业后在雁北地区林科所插场工作十年之久。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原山阴县文联主席。著有《难忘那段情》《独来独往》《情不自禁》三部散文、随笔作品集，主编或共同主编有《山阴县志》《山阴军事志》《山阴老区志》《古城镇志》《北周庄镇志》《岱岳镇志》《青春岁月》《印象朔州》《玩转朔州》《朔州导游词》等，有多篇作品散见于各级报刊。 特别申明：本平台作品以原创为主，转载为辅，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作者提供的部分照片来源于网络，如文章、图片涉及侵权问题，自告知之日删除。 史政发展 塞外文化 红色文化 乡土文化 名人民俗 文物非遗 传说轶事 往事琐忆 投稿信箱：scgsjzb@163.com 主编微信：sczb09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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