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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父亲不再恓惶

 冬歌文苑 2021-04-20

父亲不再恓惶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霜寒雨垂,我跪拜在简州早春冰冷坚硬的山地上,远处朦胧的丘陵滑进我迷茫的眼帘,近处墓碑两根燃烧的红色蜡烛缓缓叙说。天,我不知道亮了或者没亮。纸钱,被晨风裹挟着,飞过我茂密的头发,像萤火虫一样醉舞,飘落在灌木丛中。

有一些轻轻地哭声穿透黑暗。我没有哭。

那个黎明,雨细得像雾。我内心拼命挣扎着,四十出头的我,如何面对一片苍凉。

我清醒的知道,从现在起,父亲,是真真的没了。

二十五年后的这个暮春三月,比往年要长,要冷。想到父亲病床上的最后日子,倏然阵阵的伤痛。

“忍住顷刻回望,就忍过恓惶”。这句歌词出自哪里。远去的父亲,他蹉跎所措的来路又在哪里。我试图拾起父亲几串散落的脚印,回望,却已看不清父亲瘦削的背影。

时间倒回去许多年,川东重镇内江。

初中尚未毕业的父亲,离开史家街,爬上一辆破旧沧桑的长途汽车,车轮启动,发动机喘气卷起尘埃,家乡,渐渐被淹没在了身后。

一九四六年早春二月。父亲随我爷爷去了昆明,做百货店学徒。 

父亲前脚走,内江本家的叔伯,拎了一块宝肋肉上门来,恳求奶奶把我父亲“抱”(过继)给他,做“名义上的干儿子”。精明的叔伯说,你们家几个男娃娃,少一个也不影响延续香火。我奶奶,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心善,不忍拒绝,便遂了叔伯的意。未料的是,土改时,叔伯内江乡下那十余亩土地和浮财,不多不少给划了个“小土地出租”。父亲原本的城市贫民出生,就此成无奈。

我父亲后来说,是奶奶害了我们全家。父亲说这话,一声叹息而已,并无对我奶奶有咬牙切齿之恨。妈妈则对我说,你爸爸,一辈子输在这个出身成份,他吃不上香喷喷的政治饭了。

一九五三年春夏秋际,简阳石桥的一些周末,三个干部模样的年青人,相行在古老发亮的石条路上。齐耳短发列宁装的是我妈妈,鸭舌帽麻呢大衣的是我爸爸,干部帽中山装的是妈妈早在内江的男朋友,姓邹。妈妈把自己和邹的事告诉了爸爸,也把自己和爸爸在谈恋爱的事告诉了邹。邹和爸爸左右在妈妈身旁,青春洋溢的仨青年,老街的一道市景。

邹说因为他爱我妈妈,妈妈愿意跟哪个好,他都能够接受。妈妈呢,考虑跟爸爸同一个单位,天天能在一起,爸爸又教妈妈写阿拉伯数字,又教打算盘,就决定和爸爸正式恋爱啦。

妈妈说,嗯,真的,那会的年轻人,就这么简单。

不过,我还是宁愿相信,妈妈说爸爸年轻时“像泡在水里头一样清亮”的那双眼睛(书面语言“水汪汪”吧?),应该是她选择爸爸的原因。

恋爱一帆风顺,父亲和母亲结婚了。

婚礼就在银行会议室。一片喜气洋洋中,糖果、暖水瓶、水杯摆上桌。行长讲话:大家不要光吃糖啊,听我说几句。行长是证婚人,他说的什么,爸爸说记不得了。妈妈说我就记得他说我们是新年第一对,要把婚礼办得有新气象。行长话一完,就喊大家,来,跳舞。

那个时代流行交谊舞。我猜想,身着浅黄色麻子点点西式中长呢子大衣的爸爸,何等的风度翩翩舞姿飘逸,妈妈被搂着,自然心旷神怡乐不思邹了。父亲,那阵该是让同事们羡煞不已。

那天晚上开始,我爸爸就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间,跟妈妈一起了。

一年后,爸爸张开双臂迎接我。

生我的那天,妈妈还在上班。下午2.00点钟妈妈开始发作,爸爸忙把她送回家。然后慌脚忙手地一溜小跑到保健站,接了医生和两个实习生。喊实习生坐在我妈妈脚下,回头给吓得心神不宁的妈妈说:“你不要怕,等会要生了,需要使劲时,可以拿脚攒劲蹬着她们——她们要帮你的。我给她俩说好了的”。说完,丢下妈妈,转身又一溜小跑去上班。

暮色时分,加班的父亲匆匆赶回家。我呢,还在妈妈的肚里头。爸爸饭也吃不下,又不好意思进屋看妈妈。他焦灼地踱在门外,来来回回。夜深,昏暗的路灯把他孤单的身影拉长变形。

凌晨两点,我的一声啼哭拔地而起,荒坐在门外的父亲,一下蹭了起来,冲进屋,两手搓着初冬的寒气,声音沙哑地说,生了,终于生了。他顾不上多看我一眼,就赶紧去给大家煮荷包蛋,再送一直陪妈妈的吴中秀大姐回家。

我出生后的那两年,是父亲的快乐时光。他穿上“银鹰”6号白背心,矫健的奔腾在篮球场上。妈妈牵着两岁的我,在场边为爸爸助威呐喊。投篮,“嗖”,球入篮筐,爸爸一笑,露出他那标志性的白牙,转身跑向我,弯下腰,汗唧唧的大手,在我头上一挼,又跑回场上。我扯起小喉咙喊:“爸爸加油!6号加油!”

什么时候起,父亲有了恓惶,再难见到他由衷的露齿一笑?

父亲曾在单位搞总务,当伙食团长,有过拿几个公家的信封、十几张信签纸回家。我曾在八十年代初期某个秋高气爽的周末,反复问爸爸,你确定没有拿过邮票?爸爸说,邮票就是钱,拿邮票就是偷钱,我想都不敢想。如此洁身自好如履薄冰的父亲,后来在运动中交代的贪污挪用问题,这竟是记下的一笔。

父亲从此不喜欢了热闹,篮球场上不见了他的英姿。我的母亲,大凡游行、庆国庆、闹元宵,都少不了她青春的身影。父亲生烦,他的口头禅是,家里面单位上疯几下就够了,何必还要去街上洋盘。

大跃进时期,父亲留下过的珍贵照片,是一张憔悴的写满时代烙印的留影。

干部下放劳动是哪年记不清了。只记得父亲是首批去的,他是下放到离家二十来里的棉丰公社,“三同时”(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个老单身汉农民家。姨婆给我说起过,那年头,你爸爸只有进城来挑粪,才有可能回家看一眼,最多,坐倒看他烧一根烟喝一口水,就站起来慌慌张张说,我该走了。姨婆说,你吃了午饭走嘛,你留下来看一眼文宪嘛,幼儿园都要放学了。

爸爸说,不行啊,回去晚了说不清楚。姨婆知道他饿,但是,她找不出一样吃的给父亲垫一下肚子。我的爸爸,饿着出门身上没有力气,还要担着一挑大粪,负重前行。

姨婆目送父亲,伫立在家属院子,像一棵绛溪河边风中摆动的芦苇,瘦骨嶙峋的身子瑟瑟发抖。

1960年代中期,用妈妈的话说,是在粮食总仓办财贸学习班,分两期办。第一期爸爸被派去帮厨搞采购,中午他骑起自行车,还给我们送点伙食团剩的白菜呀、莲花白呀回来。等我母亲第二期去时,才知道是反贪污反浪费运动。

有一天,一个政治积极分子,指到父亲说:你现在都还敢把伙食团的菜偷送回家,以前说你没贪污才怪,边说又边打他,鸡毛掸子打的,手板都打肿了。同时,又把妈妈调到爸爸那个组去,让妈妈看爸爸挨打,叫妈妈启发爸爸交代。母亲心痛得厉害,忍不住哭。某吃政治饭的人指到妈妈说,你再同情他,把你弄来一起打。把妈妈吓得不敢动了。

爸爸知道妈妈胆子小,给她递个眼色,装着冒火的语气,说,哭啥子嘛哭,我又没有死!你滚回去。

那时,母亲尚在哺乳期,不知是不是组织上动了恻隐之心,总之妈妈提前回家了。学习班的爸爸,每天早上照样排起队,继续去绛溪河边就着河水洗脸漱口,每从家门前路过,他总是低头疾行,不敢看熟悉的家一眼。萧瑟秋风还是吹开了窗户,妈妈使劲拉回来,掩面泪涌。而少年懵懂的我,伤心得一脚踢起一块冰浸的石头,石头飞向雨后的桉树,被惊吓的小鸟,箭一般逃窜。

时光荏苒,爸爸似乎又重新找回了快乐,那是在草池区的日子。他跟炊事员小付唱歌,略带低音的歌声,在低矮逼仄的银行走廊回响。藏族歌曲《逛新城》风靡一时,我的父亲占人家小付姐姐“便宜”,把“爸爸吔,哎!快快走,哦。”的“哎!哦”答应得脆生生的,引得同事轰然大笑。草池有戏的日子里,我的父亲反对我们小屁孩去看川戏,说封建社会的戏,看不懂白花钱。但是有电影,爸爸就带我们看。只是我经常边看边睡,醒来,总是蜷在父亲的臂弯。

草池小镇,没有古井,只能到绛溪河挑水。六十年代的那条小河,水很干净,几可与如今的山泉媲美。父亲挑水,用的是单位伙食团的水桶,大约不下一百斤重。我家离河边有200米多吧,中间须穿过一个篮球场,一条马路,上一个缓缓的土坡和十几级石梯。哪怕父亲正是壮年,下雨天的话,挑水还是很累的,有时候得打光脚板,裤脚挽得高高的,脚趾非紧紧抓住滑溜的泥巴路才能行走。我总喜欢屁颠屁颠的跟在父亲后面,看他如何在河面上把水桶很巧妙的按下去,顺势一带拖上岸,水桶便满满的了。挑回家了,我就大声的喊,水来了水来了,好像是我挑回来似的。

我以为父亲不会喝酒。单位人也这样以为。

一次在三岔伙食团吃饭,几个同事喝酒,父亲走过路过,一个信用社会计拽住父亲,一定要他喝一口:“老陆,咋个都要喝一口?”父亲说,我喝了就没得你们的了哦!众酒友笑了,随便你咯!嘿,但见父亲拿起酒瓶,往为人民服务的土碗一倒,半瓶酒倒进碗里,父亲端起碗,一仰脖子,咕噜咕噜,没了。嘴里还说,不喝了,下午还要上班。转身就走,把一干酒友看了个呆。

一九七六年之后,日子有些好转。父亲在家有时就会喝酒。记得逢年过节会把酒杯摆起,叫我陪他喝。后来,兄弟工作以后,便是三个酒杯,然后,妹夫来了,便是四个酒杯。

与父亲喝酒,没有现在那么多规矩。比如喝多喝少自己倒,比如不必相互敬酒,完全可以由着性子喝。那时候的酒,应该是父亲自己去打的红苕酒为主。后来才逐步有了我们拿来孝敬父亲的瓶装酒。

家里的酒杯也是父亲买的,大约可以盛两三钱酒,父亲喜欢一口一杯。

父亲一辈子没有喝过啤酒红酒。

父亲过世后,上坟时用酒杯绕香腊纸钱洒一杯酒,算纪念父亲的仪式感。用的酒杯,还是父亲生前自己买的那些个酒杯。

一个粗糙的年代,将阳光父亲改造得那么恓惶。但是我仔细观察,倒察觉父亲骨子里不觉恓惶,只是“骨肉相看惆怅”。

妈妈反复说起,我们老陆是一个又能干又勤快的好丈夫,是子女的好爸爸。妈妈讲,只可惜他的寿命太短了,刚满70岁,我才45岁就走了,是得的淋巴癌走的,癌症包块实际上就是生气长的“气包”。妈妈一脸懊悔,说事后想起来很对不起他,但又弥补不起来了。

妈妈还说,我儿子但凡有点点出息,都是他自己的努力奋斗挣来的,我们两个老的一点本事没有。特别是他爸爸,是一个从不向人献话(低三下四讨好)的人。儿子想当兵,喊他找平时熟得很的公社武装部长,不去;想工作,喊他去给公司书记送几把石桥挂面,也不敢。

爸爸,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对不起”。今天,当我想给你说句“对不起”,可惜,何处去说呢?

1970年代初,我初中毕业没升高中,陶华曼老师说,这娃儿读书这么攒劲推荐不上高中,太可惜了。妈妈说,你在一九七一年的关口上,报名参军也报不到,爸爸说,当兵,贫下中农的子女都要不完,怎走得到我儿子名下。  

我还记得,父母从石桥调回简阳支行。搬家那天李元璋行长也在石桥视察,石桥所长向他反映说我父母不自觉,把借公家的东西都搬走光了。李行长说,你看他们那么困难,自己床都没有一张,让他们继续借用嘛。每当谁不努力挣钱的时候,我总愿意给他分享我父母的这个破事,把“钱”的作用,高高举过头顶。

一九九三年六月八日,我的小双妹妹走了。她只有三十三岁。她走得很安详。

但是,父亲内心却是一片狼藉。

爸爸坐在政府大院草草搭起的灵堂外面,面无表情,对,没有任何表情。一双眼睛干涩呆滞,有些泪水残痕留在深深的鱼尾纹里面,不忍直视。大妹妹说,小双一走,爸爸就再没有恢复元气。女儿的早逝,是父亲永远的疼。也许还是,一道父亲的催命符。

小双妹妹的墓,在西峰岭附近的成渝高速旁,与父亲的墓相邻。不,应该是父亲的墓与小双的墓相邻,因为父亲晚走三年。父女俩相依二十多载,时光剪影渐模糊,但墓碑上,小双妹妹和父亲的笑容清晰依然。他们互相陪伴,无所谓孤寂,亦无所谓恓惶。

镜头推回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成都的陕西街上。

爸爸陪我妈妈,还有我和妹妹住在大姨妈家,妈妈在产院生下我的双胞胎妹妹。出院那天,大姨妈只煮了一碗面给妈妈,妈妈忍嘴留给爸爸,我和妹妹眼色可怜地望着,那碗面推过去让过来,爸爸不忍看,变戏法的,从兜里掏出两颗爆米花,堵住了我和妹妹的馋嘴。

回家。月子里的妈妈怀抱两婴儿,我的爸爸牵着我和妹妹,一家人挤上火车,回到简阳。当晚,在单位保管室一间小床上,挤了一夜。床,睡不下一家子,父亲,坐在一张凳子上熬过一宿。

那时,我家还在草池。简阳到草池还不通班车。父亲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让母亲抱倒婴儿坐,我和妹妹两个轮流挤在妈妈脚边边上。我坐一段,跑一段,两条短腿紧跟爸爸。三十华里,磕绊到草池。这一路,我们父子俩,毫无羞涩地在路边上随意撒尿,我甚至边撒边走,不亦乐乎。两岁的妹妹则被爸爸带到有遮拦地方,然后一跳一蹦的回来,跟在后面的爸爸,总是边撵边说:“慢慢的,别跑。”

生双双妹妹寄人篱下的尴尬,让爸爸好生的难受。他对妈妈粗俗的说,本来就供不起了,你还两个两个的生。

……

我父亲的名字叫陆光竺。

他病逝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院外面有一条街,街名小天竺。

竺字不常见,几分禅意。

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出现在他弥留间瞬时清醒的那个深夜。“文宪,我冷。带我回家。”我默默地握住他枯瘦如柴的手,看着他的眼睛,摇一摇头,又点了点头。

早春的寒气,穿过夜幕从窗缝袭来。我把冷风全兜进怀,不让父亲冷,可父亲的手,还是渐渐冰凉。医生护士开始进进出出,药味弥漫。我慌,我不敢呼吸,我木然,直到兄弟妹妹的哭泣声把我唤醒,透过泪眼看见,父亲罩上了白床单。

天亮了。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的太阳挂在窗外树枝上,我想伸出手去抚摸,去感觉早春阳光的柔软与细腻。岁月,催老了我的父亲;拥挤磕绊在人群中的父亲,遁入了天竺国,从此不必恓惶。

在父亲的灵堂里,那幅挽联出自他学疏才浅的大儿子:

上联:工作四十余载不求名利淡泊一世也荣光

下联:人间七十春秋辛苦一生光明磊落去天竺

灵感来自“竺”这个梵语。

横批为“不再恓惶”。

                              图片/网络

作 者 简 介

陆文宪,祖籍四川成都。1971年插队下乡,1976年招工进厂。1982年考取电大中文系。1991年考取政府机关公务员,2015年退休。有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

用诗和远方,陪你一路成长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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