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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笔法，难言墨味。中国书法以笔法为核心，笔法包括执笔与用笔等，而墨法是建立在笔法基础上的另一技能。由此，在“用笔千古不易”即在笔法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墨法是中国书法发展中最为活跃的因子。从王僧虔“仲将之墨，一点如漆”（《论书》）到孙过庭“带燥方润，将浓遂枯”（《书谱》）；再从米南宫的“墨戏”到董其昌的“清淡”、王铎的涨墨与渴笔，直到近代的“大胆”落墨。这一墨法变化过程，说明前人对墨色的浓淡不断地进行着水墨试验和探索。  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国书法的发展自魏晋以来是由充满骨势的外在结构及内涵意蕴的墨色变化来推动的。尤其是宋以来，墨色的变化已经成为品评书法风格样式的一项重要指标。一是通过点画、字形及章法在视觉上的不断要求，尤其以外在的体势来加以比较、夸张。二是对内涵风韵的墨法进行不断的开掘，即拓宽、分层、细化，在丰富书写技能的同时，进一步使得外在的体势充满视觉的意象。特别是元以后，尤以这两条线的交织为主，给书法以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墨法的运用和变化，也成了书法崇尚个性自由的标志。  书画相通，于是，自唐以来，“墨色”二字在书画创作中最为强调。“字生于墨，墨生于水”（陈绎曾《翰林要诀》），“墨色”的变化主要是因水而幻化出无穷的变化。所以，古人常用“水墨”二字来解释，清代恽南田曾说：“水墨兴于唐人，所以唐时最贵水墨，以墨有五彩，唯慧眼能辩之。”（朱季海《南田画学》）古人对“水墨”的了解以唐为分水岭，这是从传统水墨山水画来讲的。但是，正因为人们看到了“水墨”的变幻效果，才使“墨彩”从“一点如漆”走向了对墨色的无穷想象，对外相、空间及意境以不断的拓展。唐以后，对于“水墨”的体悟并运用到书法上，显然是从绘画的理解中传移过来。尽管孙过庭有“将浓遂枯”的意识，以及古人对润燥之间的巧妙把握；尽管唐人卢携的《临池诀》中还有“用水墨之法，水散而墨在，迹浮而棱敛，有若自然。”的说法，但墨色在作品中的表现和规模是有限的。  而绘画中的“水墨”效果给书法以启示，把水墨真正运用于书写实践是北宋以后的事。沈曾植云：“墨法古今之异，北宋浓墨实用，南宋浓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浓淡间；香光始开淡墨一派；本朝名家又用于干墨者。大略如是，与画法有相通之处。自宋以前，画家取笔法于书；元世以来，书家取墨法于画。”可见，在书法上，对于今天意义上的水墨变化是以“北宋”为界限的，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朝，到董其昌那里就成了与“浓黑”相对的“淡雅”了，而到了明末清初，王铎、傅山等则大变其道，把水墨交融推向了自由的高度、时代的高度。  对“水墨”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篆、隶、楷三种书体由于实用型较强，主要以浓墨为主。二，在行草上，自南宋以来充分体现了变化的丰富性，而对墨色的理解也主要以行草书来讲的（当然，今天篆隶中也讲究墨色变化）。主要呈现为对墨色的自然变化，及寻求理性的规则与个性自由相结合的取向。由此，上升到审美层面，一种由墨法导致的新风尚的到来，这是魏晋以来对士人审美价值体系的补充和发展。  在南宋以前，人们对墨色的了解也自有法则。东汉“蔡邕作《圣黄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谐侍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张怀瓘《书断》），可见蔡邕领悟到了“飞白”书中的黑白对比是书法线条形体内美的体现之一。“飞白”书的启示，直接导致了米南宫的“刷字”出现。假如蔡邕的“飞白”是一种力度和速度的结合而产生一种美感的话，那么米襄阳的“刷”字，不仅生动刻画了对用笔方法的“突破”，也造就了由速度、力度与特定要求的技巧相揉合的外在体态。“臣书刷字”（《海岳名言》）足见米芾对笔法的体悟，以及对墨色所导致点画外在美感的主观追求，这种个性追求与审美心理，虽有“墨戏”成分，但充分显现出他的自觉和自信。当然，北宋文人在一些书札中已经大量出现“墨戏”成分，可见，墨色的要求已经是一种尚意书风下的雅玩。  文人画自王维始，到元代完全成熟，在创作上强调诗、书、画的结合，是作者人品、学养、才情、思想的综合体现，尤其是对作者个性精神的强调，体现出作者特有的创作心态。文人画对笔墨的要求，对境界的追求不仅是从外在的形式来传达，而是从线条、块面中以墨色的黑、白分色来获得心灵的慰藉，同样体现了书法的本体精神。从“一点如漆”渐渐正走向了水墨交融后的“黑”、“白”、“灰”等更多臆想的“色界”，在墨色分色中寻求心灵的寄托和臆想的传达，同时也表现了个性生命的自由与传情。  墨色变化被赋予了具有一种哲理性的个性色彩，笔墨的体现也从实用与艺术相结合的状态，走向了笔墨是体现作者本性的一面或多面，成了可以寄托心灵的、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独立的艺术价值。所以，南宋以后，书法中对墨色的要求是从“文人画”的笔墨语言中脱现出来的。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当士人们处于自适自娱中追求隐逸之境时，墨色淡雅，涩而带润，相对稳定、略显缠绵之意。如，吴镇、赵文敏、倪云林、董其昌等。二，当士人们的人格理想处于破裂的情景下，墨色的变化就会处于一种强烈的震荡和颠覆之中，充满着不安、紧张、无奈，墨色呈破坏性的夸张色彩。如杨维桢、徐渭、倪元璐、王铎、傅山等。当然，这些变化还与当时社会、文化相通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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