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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明忽暗的云 ——读《黄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爱你就像爱生命》等王小波作品有感 “今天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吃，想爱，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 每年的春天，文艺界和非文艺界都有一大群自发追念王小波的“门下走狗”，在这样的信息洪流时代，这种现象实属异数。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面容与意识姿态却愈发清晰，他的言论愈加深刻地叩问着一代代人的灵魂。正如辛波斯卡参观完歌德故居之后留下的那两句诗歌：“生前栽于屋旁花园中的树，仍在为他生长。” 读王小波的文字，有一种叛逆的畅快，他是呐喊自由的囚徒，是挑战风车的骑士，他的文字散发着生命的气味，在荒唐时代里有着最纯粹的梦想。他知世故而不世故，历经磨难却仍怀一颗赤子之心，用他短暂的生命给世间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他杂文的讥诮反讽，小说的天马行空；他的激情浪漫，他的特立独行，他的遗世独立，他的自嘲与感伤，他的自由与向往。正如他的爱人李银河所说，他是“世间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 王小波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成长，它的小说创作的灵感和文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黄金时代》中王二与陈清扬的云南生活便直接取材于王小波年轻时插队的经历，小说中的写作公司、黑铁公寓以及知识分子的种种遭遇都可以在文革中找到原型。最重要的是，那场荒诞而浩大的运动，一定意义上直接激发了王小波对于所谓的乌托邦的本能性的厌恶，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历程。文革时期的无政府状态下的极权社会中，革命委员会单刀独断，把握着最高的决定权和话语命脉。他们取代了一切机关，成为了现实意义上的社会“老大哥”，这可以说是写作公司、社会治安管理公司的雏形。整个社会变形为一个巨大的牢笼，知识分子身处其中不得自由，并且被迫参与到这个牢笼的建设与蔓延当中。从幼年时所见到的大炼钢铁炼成的“红色的牛屎”，到插队中所见到的“知青的命不值一根电线杆子”，再到大学中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文革作为一代人难以启齿的陈年病痂，成为了王小波创作的重要根基，也造就了王小波“越悲怆的时候我越想嬉皮”的独特气质。 古罗马古谚云：“愤怒出诗人。”只有对生活时刻保持警觉和怀疑才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品。在《我为什么要写作》里，王小波说道：“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换言之，王小波是带着一种与身俱来的文学使命感和责任感来进行创作的，在他玩世的语调之下，实际上蕴含着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并通过作品中的种种异象和人在其中的遭遇表现出来，更增一层文学张力。从王小波的杂文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一直持一种批判怀疑的态度来审视这个世界，他冷静，他清醒，并且相信自我的理性。 王小波小说中处处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质感，在他的系列小说中，乌托邦世界带来的种种压抑侵蚀着人、迫害着人，而黑色幽默为其反抗情感的倾泻提供了出口。黑色幽默这样的表现方式往往将小说对读者情绪上的冲击减弱，让人避免情绪化的思考，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作品背后蕴含的深刻意蕴上，起到直击真理的作用。悲剧以喜剧加成，进行消解，在主人公或覆灭或胜利的过程中，完成情节的递进和情感的升华，相辅相依，一气呵成，给读者留下观感上的震撼，思想上的警醒和启示，精神上的轰击和重建，的确酣畅淋漓。 16岁时，文革大潮袭来，王小波毫无例外地被裹挟进这一历史洪流。他远赴云南西双版纳、山东牟平等地插队，加入到那个混乱年代的知青下乡队伍。在王小波的一部分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过去的影子：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困难时期、知青插队、文革等等。十年中，中国成为了一个苦难遍野的土地，精神寸草不生，人性虚与委蛇。“文革”引燃的社会动荡几乎使所有人的命运卡牌都翻了个面。“造反”的革命任务被交到了众多年轻气盛的中小学生——红卫兵的手上，贴大字报、批斗、抄家、游行的事件天天上演，知识分子成为所谓的“臭老九”，“破四旧”运动的涤荡又使无数的文化瑰宝遭受灭顶之灾。人们压抑自己的一切情感欲望，时刻谨言慎行，不敢表露真情，不敢说出实话，生怕被他人抓住把柄，成为“异己分子”，遭受无妄之灾。霎时间，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诉说与倾听愈来愈艰难，人们对命运的绝望和荒谬之感被无以复加地放大，黑色幽默也正如王小波所说成为了常态。 王小波的文学，在困境中萌发，用令人诧异的全新的姿态，如同初生不怕虎的牛犊一般，闯入到原本很正式、很板正的环境中。他选择的可能是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路，选择了罗伯特·弗罗斯特笔下魅力和危险并存的“人迹更少的一条”。在他写作的年代，在那样一个人们都用统一的话语来言说自己、来面对我们现实处境的年代里，他敢用这样惊世骇俗同时又诚恳真挚的方式表达自己，并且这种表达，再往后许多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一直保持着先锋的地位。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王小波成长于老舍自杀、胡风入狱的年代，为了让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父亲早早便表达了禁止儿女们学文的想法。可天生不老实的他在漫长的沉默之中，找到了思想和文字的乐趣，他觉得只有文学才能包容他的古怪与新奇。他在北大做讲师，在人大还是做讲师，不搞论文，不评职称。在电脑都没普及的年代，他又是国内最早一批资深程序员之一。当时的汉字输入法有缺陷，他就自己写了套新的输入法，打汉字速度快到堪比英文盲打。有了这些利器，他开始不管不顾地，埋头在家里写可爱的小说，写俏皮的流氓李靖和红佛，写愣头愣脑的王二，写下山来请教自己是不是破鞋的陈清扬，写那只特立独行的猪…… 他要用自己的逻辑对抗世界的逻辑。 他活得洒脱又坦荡，在那个敏感荒谬的年代，甚至称得上猖狂。受他影响最大的那一群人是60后和70后，在那段沉默的历史中，人人缄口自保，不愿意表述自己的观点，不愿意去做那个说真话、说反话的人，不愿意跟别人显得不一样。在那样一个沉默的年代里，王小波像一枚带着闪光的炸弹，炸开了一个沉默的话语石，让很多挣扎在那个年代里的人发现，原来我是可以说出话来的，原来我可以和大家都活得不一样，原来我可以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 反观当下，我们生活的时代与那时的恰恰相反，我们正处在一个“喧嚣的大多数”的时代。人人张口宣扬，所有人都渴望表达、渴望展示，所有人都争夺话筒、拥有话筒，所有人都暗自较劲，希望自己的声量比别人更大。 王小波生活的时代，是有趣的灵魂太少的时代，然而，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所谓的有趣的灵魂太多的时代。每个人都拥有着自己的独特平台，每个人都无畏发声，甚至莽撞地发声，人人都愿意表现的跟他人不一样，以此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然后再把这个“不一样”当作哗众取宠的踏脚石。 《寻找黄金时代》里，王小波说：“我经常在思考生活的原因是什么......生活就是一个洋葱头，有很多虚伪的东西，一层一层的皮都是假的，但我剥到最后也没有剥到芯儿。”王小波作为一个精神战士，他必须反对一切他看不惯的世界，这个世界相对他的纯良的精神世界来说，要大得多，凶猛得多，悲哀得多。在这个反抗的过程中，他有迷茫，有失落，有不知所措，但是他依然要维持战斗的姿态。正像鲁迅先说自我描述的一样：“我是一个战士，我向周围不断地伸出矛，但其实敌人不存在的。”因此王小波的功劳，则不仅仅在于文字的醍醐灌顶，还在于精神的反抗和自救上。他对于美、对于真实，是一种近乎刻苦和自我折磨的朝圣式的追寻。王小波不代表一种惬意的随性的生活，他代表的是坚韧的战斗的生活。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李银河回忆王小波先生，她说：“我喜欢你，因为我觉得你的心里有一个泉，这个泉永远都不会枯竭。” 到底什么东西才是王小波心里的泉？ 谁都不敢下这个定论，谁都不敢冒昧揣测这位勇敢而孤独的冲锋者心中最炽热的那一团火到底是什么。但他有两点不会变，一个是战斗的姿态，另一个便是“嬉皮精神”。 他的战斗姿态首先面对的是庞大的社会，无论这个社会是平庸的、沉默的、古板的抑或其他，只要这个社会不是他理想的，他就会与之战斗。他的另外一个敌人就是虚无，这种虚无在他的那个年代可能是以一种大家都不愿意讲话的方式——沉默的大多数，在这个时代里，可能是消费主义、快餐文化、面子工程，可能是肤浅的有趣，或者表面的特立独行。而他的另一个的贡献是嬉皮精神，他曾讲过“越悲怆的时候我越想嬉皮”。这种嬉皮精神不是目前泛泛的佛系主义，而是像卡尔维诺意义上的游戏精神，他把文学从原本沉重如山的桎梏状态中解放出来，变成了思维和文字相互碰撞的乐趣。 王小波在世的时候一直处在文化边缘状态，你写西装革履、大家闺秀，我就来写男欢女爱；你不屑的东西、嗤之以鼻的东西，我就特别认真地来表达它。所以他最后反而在传统的背面，在远离中心的地方探索出适合他的道路。王小波的好，在于他狂放不羁、横冲直撞的语言里，不乏懵懂和细腻，总流露出温暖和真诚。就像他在《三十而立》里说的：“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绝非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本身。我要抱着草长马发情的伟大真诚去做一切事，而不是在人前羞羞答答地表演。在我看来，人都是为了要表演，失去了自己的存在。” 王小波非常纯粹，非常坚定，非常完整，还非常善良。他追求有趣，追求自由，相信人的尊严和价值，对自己坦荡而无愧。他总是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们要学会思考，那些精微的哲理从他嘴里毫不费力地迸出来，如同一个个无争的常识。他从不透露他的愤怒。尽管他怒不可遏，也没有愤世嫉俗、破口大骂，而是直指问题、鞭辟入里，转化成哲学式的黑色幽默，转化成“我们本可以更好一些”的安慰。他是多变的，他是自由的，他的血里生来有风。 在王小波猝逝之后，李银河在为他写的祭文中称其为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这三种迥异又协调的气质，留给了我们一个特立独行的作者、史学家、社会学者孤独的背影。我们怀念的王小波，有横冲直撞，有百转柔情。他的爱情可能衣衫褴褛，但一定有双闪亮的眼睛。 有的人记得他那句著名的“你好哇，李银河”和那句“一想起你，我的丑脸上就泛起微笑”。 有的人记得他写的“一头特立独行的猪”，不屈服、不放弃的抗争。 还有人记得他说：“一辈子很长，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这个时代蒸煮了太多焦虑：你没有百万年薪；你没有车，没有房，没有伴侣；你没有诗和远方，没有麦田里无辜而清澈的希望；你没有光鲜的皮囊，没有抬起头和世界打招呼的勇气；你没有有趣的灵魂，没有问心无愧的幼子心灵...... 但是这些焦虑并不关心你，这些消费并没能改变你，它们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快不快乐，你是否动摇，你在地平线渐渐清晰的清晨是否为蓬勃的日出落泪......他只是利用你的恐惧，逼迫你走向一条不断通过消费改造自己的道路。 我们之所以怀念王小波，是因为他不仅有才华，有有趣的灵魂，还说出了实话，活出了自己。 王小波像一记炸弹，在那段敏感岁月爆裂，狂放不羁，横冲直撞，逼得每个人要反省自己，是否有胆量和他一样真诚而野蛮。更令人庆幸的是，他的余响一直绕梁至今，返璞归真，永不枯竭，如同澄蓝天空中一朵“忽明忽暗的云”，呼吁现代人的精神步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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