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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中，有这么一位堪比鉴湖女侠秋瑾的巾帼英雄。 她既是闻一多笔下坚贞不屈的英雄， 也是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处心积虑都想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 她表面上是西南联大年轻的进步女学生， 实际上却是一位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的老地下党员，有着7年党龄。 她叫潘琰，江苏徐州人， 在1945年“一二·一”惨案中，她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年仅30岁。 潘琰对革命拥有着坚定的信念， 面对敌血淋淋的枪口，她没有丝毫畏惧， 纵然身体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剧痛，她也未曾叫出一声。 牺牲前，她更是没有半点恐惧， 仍不忘鼓励着身边的同学，要团结一心对抗国民党反动派。 “为真理正义而献出自己生命的，虽死犹生；看不见真理，畏怯正义，苟且偷安的人们，虽生犹死，潘琰永远活着。” ——潘琰好友君慧。 潘琰一生虽短暂，但她的爱国精神，革命精神和英勇事迹却注定会被世人永世铭记。 不爱红装爱武装，投笔从戎报家国在今徐州大郭庄乡下河头社区，坐落着一座潘琰烈士纪念碑，每逢“五四”前后，周边学校都会组织学生来这里扫墓献花，缅怀先烈。 大郭庄就是英雄潘琰的家乡，也是潘琰走向革命道路的第一站。 1915年10月，潘琰出生在今江苏徐州大郭庄乡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从小就不愁吃不愁穿。然而，潘琰虽出身富贵，却并没有沾染上什么大小姐的坏脾气，而这概因为她的母亲。 潘琰母亲生性温柔，待人处事也落落大方，常常教导潘琰要礼貌待人，不要恃强凌弱，故而在耳濡目染下，潘琰也变得落落大方，知书达礼，没有半点大小姐脾气。 但也正因为她的母亲，潘琰从小就不服父亲对她进行封建礼法的管教。她的母亲出身贫农，为减轻家中负担，便嫁给了她的父亲做了妾。作为小妾，潘琰母亲自然不能与正室相比，她不但要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还要忍受着封建礼教的种种约束。 见到母亲这样，潘琰自小就生出了对封建礼教的憎恨，并养成了反抗压迫的精神。 潘琰的弟弟潘玉琛晚年回忆说：二姐潘琰是最不听话的一个孩子。1934年，二姐就不顾父亲反对，坚持去读“洋学堂”徐州立达女中。女中读书时，二姐的打扮也很前卫，她把头发剪到耳边，旗袍都改成短衣，穿着和男孩子一样的鞋裤。因为这身打扮，二姐不知被家里打了多少次，可她就是不改，后来父亲也只好由着她。 正是因为潘琰的这种“另类”与不妥协的反抗精神，最终让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此时，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之际，潘琰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放弃学业，与众多同学一道投笔从戎，保家卫国。 潘玉琛晚年回忆：我记得是1937年12月的一天，那天吃完晚饭后，我跟二姐来到院子里的槐树下休息，突然二姐拔剑起舞，口中背诵着秋瑾的诗：“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读完，二姐就转头对我说：“我要做秋瑾，以身保国。”当时我并不知道二姐要做什么，直到几天后，我才知道二姐报名参加了徐州第五战区的抗战青年干部训练团，去了安徽。 1937年12月，潘琰在弟弟潘玉麟的书上留下“今日请得长缨去，哪管他日几人归！”两句话后，便告别家人，毅然穿上了军装，踏上了保家卫国的道路。 到安徽后，第五战区对潘琰和其他的青年学生进行了为期二个月的军事训练。 在潘琰写给家人的信中，她是这样描述自己这段时间的训练： “在安徽寿县进行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后，我更加渴望去抗日前线杀鬼子。然而，目前的战事让同学们感到失望，有人传阅《唯物史纲》等马列主义书籍，我似乎看到了最先进的知识和最高尚的灵魂。”。 训练过程中，潘琰接触到了我党的革命思想，对我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渐渐有了想加入我党，与我党一同奋战的念头。  1938年春，潘琰随学生军开赴河南潢川受训半年。训练期间，潘琰成绩优异，与教官、战友关系也十分要好，教官器重她，战友也喜欢她，不久就被选为区队长。 就在这时，潘琰接触到了《大众哲学》、《唯物史观》等更多革命书籍。在这些革命书籍的影响下，潘琰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加入我党，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决心。 训练结束后，潘琰与几位战友报名参加支援台儿庄战役。 刚到徐州，中国军队刚好准备突出重围，于是潘琰随军突围，负责救护伤员工作。突围过程中，潘琰多次冒着枪林弹雨救护伤兵，同时为缓解伤兵的疼痛，还整夜为他们唱歌，因此她深受战士们的喜爱，部队也多次对她进行嘉奖。 部队突围后，潘琰回到潢川。在潢川半年，她与战友们一道奔走于乡村之间，积极宣传抗战，呼吁群众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抵御日寇的侵略。半年后，潘琰被分配到湖北罗田县，从事宣传抗日和组织训练民众等抗日工作。 秘密加入共产党，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在罗田期间，一直憧憬着加入我党的潘琰终于等到了一个被我党接纳的机会。 此时，我党秘密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动员有志青年加入其中，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对我党向往已久的潘琰受邀请后，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10月，潘琰随学生军由罗田撤到武汉。到达武汉后，正是武汉大撤退的最后一天，潘琰又马不停蹄地跟随着大部队撤退到宜昌。撤退过程中，因局势混乱，连主力部队都自顾不暇，得不到充足的给养补充，更别说是学生军这种辅助部队。 学生军在跟随大部队撤退的过程中，根本就领不到给养，所以他们只好靠卖身上的衣物和贵重物品来维持撤退过程中的生活，可就算这样，学生军还是时不时要忍饥挨饿。可是，不管怎样的饥寒交迫，潘琰和战友还是热情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为抗日事业而努力奋斗。 然而，学生军高涨的抗日热情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视，因此时学生军中的大多数战士都被我党所吸引，很多都选择加入了我党，这就让国民党反动派很是害怕，所以在1939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为“永绝后患”，竟下令解散学生军。 国民党反动派这般做法，让包括潘琰在内的学生军们都感到出奇的愤怒，可却又无可奈何。此时，摆在潘琰面前的就只有三种选择，一是回家，二是求学，三是继续抗日。 潘琰在家信中这样写道：“不止一次有同志悄悄转述沦陷区的状况，都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打得好，他们说真正抗日的是共 产党，号召大家去延安。我现在明白，要为抗战贡献力量，为自己的理想找到出路 ，必须找到共产党。”显然潘琰选择了第三种，那就是继续抗日，只不过不再是加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而是选择了加入我党的部队，跟随我党抗日。 然而，潘琰和同学们去延安加入我党的计划，还未开始就遭遇到意外。为了阻止有志青年涌向革命圣地延安，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了前往延安的所有道路，设卡盘查，严查过往，一旦发现可疑人，就不允许其入延安，妄图以此来阻止青年加入我党。  但是，任凭国民党反动派如何封锁，这也阻挡不了潘琰等有志青年加入到我党，共同抗日的决心。延安去不了，那就去有党的地方，党在哪里，他们就走到哪里。 此时，潘琰听说湖北建始县有地下党组织，而恰好此时湖北各中等学校正在联合招生，潘琰便去报考了建始女子师范。之所以选择建始女子师范学校，除了听说这里有党组织外，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此时潘琰的家庭已家道中落，无力再支撑起潘琰的求学费用，而师范学校是免交学膳费的，这既能减轻家中负担，也能满足求学愿望，所以她选择了建始女子师范。 1939年2月，潘琰正式入学。在建始女师求学期间，潘琰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尽管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学生的迫害很是严重，经常无故扣押或残害进步学生，可是潘琰依然是无所畏惧，只有学校有进步活动，就积极参加。 最终，英勇无畏的潘琰得到了我党的认可。1939年夏天，潘琰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在学校后山树林与其他入选党员一起，在学校支部书记许云、杨惠芳的见证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潘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党员。 加入我党后，潘琰的革命热情更是前所未有的高涨，她更加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并认真完成支部交给自己的各项任务。不久，表现很是优异的潘琰，被选为支部宣传委员，而与她并肩作战的组织委员 ，正是闻一多先生的侄女闻立玲。  1940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在鄂西地区开始大肆抓捕我党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名单中，表现优异的潘琰赫然在列。 为保证潘琰等已暴露的共产党员的安全，鄂西特委决定紧急将他们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潘琰被转移至重庆。转移前，鄂西特委特意将潘琰等即将转移的同志召集到恩施县开会。 会上，党组织告诉潘琰等党员，转移后要继续积极同当地群众联系，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位光荣的共产党员，要保持坚定的革命思想。 1940年冬未，潘琰由恩施来到重庆。 到重庆后，潘琰改名潘虹，继续在学校和工厂宣传我党革命思想。为不让国民党反动派怀疑，潘琰考入了当地的“手工业纺织人员训练班”，被分配到四川遂宁县参加纺织业务训练。 在训练班学习期间，潘琰积极与学员进行接触，向他们宣传我党革命思想和抗日救国主张，并教他们唱革命歌曲。在潘琰的宣传和鼓励下，训练班许多学员都对我党心所向往，并都被激发了抗日救国的斗志。 1941年3月，训练班学习结束后，潘琰被分配到川北乐至县高寺乡工作，负责发放棉花给农民纺纱，并按质按量给予报酬。在此期间，潘琰充分利用可以跟穷苦百姓交流的机会，教他们读书识字，告诉他们革命的道理，宣传我党的革命思想。  1942年春，潘琰从高寺乡调到重庆市棉花街手纺办事处工作。 在此期间，她又再次生起了想要入校继续读书的念头，为此她半工半读，白天上班，晚上就到白沙大学修班就读，准备报考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1944年秋季，潘琰考进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地专修科。 在校期间，潘琰的生活虽然很艰苦，彭允中在《黎明前后》一书中回忆起潘琰时，曾这样说道：“潘琰终年穿着一件普通的旧旗袍，冬天加上仅有的一件粗毛线衣，脚上总是最便宜的青年袜，衣着朴素到了寒碜的地步。她没钱买饭，每天到师院厨房里，捡锅上的锅巴吃。”同时，因鄂西特委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潘琰也与组织暂时失去联系。但是，无论如何，她也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位光荣的共产党员。 她一面恪守组织纪律，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积极寻找地下党；一面帮助联大学生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等进步社团，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潘琰从未因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独自一人的战斗而感到气馁和恐惧，反而是更加坚定了她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为向在校进步学生宣传我党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潘琰还经常利用举办诗歌朗诵会及文艺晚会的机会，向同学们宣传我党，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的阴谋。 除此，潘琰除在联大校内发展进步青年，还在校外开办民众学校，向贫苦有志青年宣传我党，并号召他们起来战斗。潘琰还常常暑假和同学们一起到路南县，给学生们讲时事、谈理想，还鼓励女同学要树立妇女解放思想，要有自己的主意，要有自己的思想。  1945年，在许许多多英勇的革命先烈的浴血奋战下，中国终于赶走了日寇，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潘琰很是高兴，是泪流满面地与身边的朋友说道：“我们终于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就在潘琰与同学们庆祝抗战争胜利之时，她远方的母亲也给她寄来了一封想让她回家回家团聚的信。见抗战已经胜利，潘琰也想着回到已阔别多年的故乡。她当即回信给母亲说：“学校即将复学，她决定顺路回家一趟，再去北平完成学业。”。 然而，任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会是潘琰与母亲的最后一封信，她回家团聚的愿望会永远都只停留在了那封信中。 遭特务杀害，牺牲前留下四字遗言此时，抗战胜利虽然让潘琰很是高兴，但是潘琰也清晰的认识到，我党又将迎来一个新的挑战。潘琰的同班同学古兆珍晚年回忆说：“抗战胜利了，许多同学都觉得不用斗争了，以后只要安心读书就行 了，但潘琰却说八年抗战，我们赢了，我也想回家看看母亲，但是国家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国民党反动派不会给我们民主，我们还要战斗，更激烈的战斗。”。 果然，事后的发展真的就如潘琰所料，抗战胜利不到二个月后，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围剿”我党，并清算、暗杀支持统一战线的进步人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当全国人民憧憬着中国即将实现和平民主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固执己见奉行内战政策。1945年，我党很有诚意地与国民党反动派签订《双十协定》，可国民党反动派最终却背弃协定，悍然向我党各解放区发动进攻。  1945年11月5日，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处在全国民主运动中心的昆明率先行动起来，投入到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中。 此时，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揭露其内战阴谋，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高校6000余名学生在西南联大草坪联合举行反内战时事演讲会。吴晗、周新民、闻一多等民主人士参加了演讲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向同学们作了演讲。 演讲后，潘琰带头高呼“反对内战、建设国家”等口号。潘琰的行为，让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为了阻止集会的进行，国民党反动派无耻地派遣军队镇压，但很快被愤怒的学生击溃。 第二天，潘琰再次号召同学们罢课，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昨天的武力镇压。同时，潘琰还和同学们组织宣传队，到周边学校给同学们讲反内战、争民主的意义，并到街头、工厂、居民住宅区张贴“反对内战”的标语，高唱歌颂我党的歌曲。 潘琰和同学们的举动，让国民党反动派很是愤怒，为了阻止潘琰他们，国民党反动派加大了对进步活动的镇压力度，大批特务来到街上和学校监视着进步学生，由此潘琰和同学们陷入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12月1日，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收到情报 ，国民党反动派要开始抓人了，随即党组织紧急通知潘琰和宣传队员，让他们暂时不要再上街。然而，潘琰却丝毫不惧，她和队员们为了革命，为了新中国，不惧任何危险，当日她仍然是带领着队员走出校门，到昆明商校演讲。  中午11点半，60余个带着铁棍的国民党特务冲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正在吃饭的潘琰听到学生的呼叫后，当即带着学生们紧急从后窗退入到事前进行过联动防御演戏的昆华工业学校。而后，在昆工同学的支援下，学生们合力将特务驱逐出校园。 谁料，正当特务被赶出校园，潘琰即将关闭校门时，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特务居然不顾学生们的死活，从门外扔进两枚手榴弹，“轰”的一声，潘琰瞬间就倒在了血泊之中，最近的几个学生也被炸伤。 这时，特务就趁机再次冲进校门，他们变得更加丧心病狂，看到学生就打，甚至是用铁棍猛刺学生。已经受伤的潘琰，就被国民党特务龚正德用铁棍连续猛刺腹部3下。特务们撤走后，同学们赶紧用帆布将倒在血泊之中的潘琰和几个重伤同学抬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救治。 随后，医院外科主任刘崇智教授就为潘琰进行紧急手术。然而，潘琰的伤势实在太严重，纵是很快进行手术，但也已无力回天。 从手术台下来后，躺在病床上的潘琰，时而昏迷，时而被疼痛痛醒。当天下午5时，潘琰最后一次醒来时，看着身边的战友，潘琰只说四个字“战斗！战斗！”便与世长辞，享年30岁。 潘琰壮烈牺牲后，昆明3万多名师生自发集会为她送行，闻一多等民主人士也加入到送行队伍。面对潘琰的遗体，闻一多声泪俱下，当即亲笔写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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