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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卜喜逢 我们都知道《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这是常识，无需作太多说明。然而国人虽爱读《红楼梦》，却又惑于《红楼梦》的阅读，原因是《红楼梦》中的人物情节之复杂、艺术之瑰奇、思想之深邃，书中又有着各种或多或少的引诱，使读者沉湎其中，而难以识得《红楼梦》的真面目。 如此，怎样深入读《红楼梦》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卷固然有益，益却也有大小之分。《红楼梦》既是通俗的，又是深奥的，读《红楼梦》没有门槛，然而要深入阅读，却是困难重重的。大多读者仅限于感慨《红楼梦》中男女之真情，臧否小说人物之是非，囿于家长里短之间，陷于是非对错之内，又因《红楼梦》的描写太过逼真，读者代入太深，为小说人物所辖制，成为小说中某个人物的代言人。这自然是一种读法，但此种读法却难以窥得《红楼梦》的全貌，有着买椟还珠之嫌。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阅读呢？笔者且将一孔之见写出，供各位参详。 一 好的艺术作品，会在读者与作者之间、读者与世界之间构架桥梁，从而引导读者延续作者的思考，并加深、成就自我的思考，由此完成作品的再度创作。正因为如此，好的艺术作品就具有了不朽的生命力。其中，了解作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了更精准地把握小说的脉搏，就必须了解作者，知其人方易论其文，作家的经历，框定了小说的创作，无无经历之小说。故而读《红楼梦》之前，我们要大致了解曹雪芹的经历，以明了曹雪芹创作的源头。 与曹雪芹直接相关的史料较少，且鱼目混珠，多有存疑之处，故我们对曹雪芹经历知之不详。但通过几代学人的挖掘，仍能大致勾勒出曹雪芹的生平经历。 曹雪芹，字梦阮，名霑，号雪芹，又号芹溪，另有“芹圃”，不知是其字还是号。对于曹雪芹的生卒年，学界争议颇多：关于生年的说法有康熙五十四年说与雍正二年说；卒年有壬午说、癸未说、甲申说三说。对其生卒年的讨论，属于红学中考据范畴，其中生卒年之间又相互牵扯，颇为复杂。笔者倾向于康熙五十四年说与壬午说，盖此二说，与他说相比，史料佐证更为完备，然而完备并非无缺憾的，此问题也有待进一步解决。但我们已可知曹雪芹大致生活于康雍乾三朝。 曹氏家族是当时的显族，旗属正白旗包衣。曹雪芹的上世曹世选被俘入旗后，到高祖曹振彦时已以军功起家，历任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阳和府知府等职，至多尔衮死后，正白旗归属皇帝直接掌管后，成为上三旗之一，归入内务府，曹家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紧密起来。至曾祖曹玺时，一直供职于内务府中，以内工部郎中的身份出任江宁织造官，其妻孙氏为康熙保姆，这就使得曹家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必须作重点介绍的。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是康熙年间颇为重要的人物，这个重要性，一方面体现在官场上，一方面体现在文化上。曹寅早年担任康熙侍卫，曾任正白旗旗鼓佐领，内务府慎刑司郎中等职，后以内务府广储司郎中衔出任苏州织造官（康熙二十九年），两年后转任江宁织造官，在此任上一直供职到康熙五十一年病逝，在此期间他还一度与内兄李煦轮流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之职。其长女更是成为平郡王讷尔苏的王妃。作为织造官，尚有皇帝耳目这一功能，有密折专奏权，此权颇大，凸显曹寅与康熙之间的亲密关系。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由曹寅负责接驾，此时曹氏家族是最为鼎盛之时，堪称“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作为文人的曹寅，成就也是很大的。他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与文学造诣，在去世之前，他将自己所作的诗加以选择，编成《楝亭诗钞》八卷，去世后，他的门人又将刊落的诗以及留下的其余作品编为《楝亭诗别集》《楝亭词钞》《楝亭词钞别集》《楝亭文钞》。顾景星、朱彝尊等著名文人对其诗文都给予很高评价。同时他还是一位剧作家，著有《北红拂记》《续琵琶记》《太平乐事》《虎口馀生》四种。他更是一位藏书家，通过《楝亭书目》可知他收书甚广，有三千二百多种，两万余册。在江宁织造任上，主持刊刻过《全唐诗》，其余杂项亦颇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因他的文人气质，曹寅与康熙朝诸多著名文人如姜宸英、毛奇龄、纳兰成德、洪昇等均有交游。此种家族文风，自会对曹雪芹产生巨大影响。 曹家的四次接驾，以及曹家对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无休止地应酬与奉养，也因为曹寅奢靡的习气，如他广交名士、刻书、造园林、养戏班等，使得曹家貌似兴盛，实已有了巨大亏空。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载，曹寅晚年之时，江宁织造的亏空有银九万余两，两淮盐务亏空需曹寅赔付的有银二十三万两。在曹寅去世后三年，又查出亏欠织造银两三十七万三千两。这个数额是非常巨大的。这也难怪晚年的曹寅总是“日夜悚惧”，以“树倒猢狲散”为口头禅了。 曹寅去世后，其子曹颙接任江宁织造一职，后三年，曹颙病逝，康熙帝念曹家两代孀妇无所依靠，特命将曹寅之弟曹宣子曹頫过继于曹寅妻为子，继任江宁织造。 雍正即位后，一方面严惩与他争夺帝位的兄弟，另一方面澄清吏治、严查亏空。而亏空一事与曹氏家族有莫大关系，雍正元年即查出曹頫亏欠银八万五千余两，继因各种事项，使曹家圣宠不再，终在雍正六年初因“骚扰驿站案”被抄家。抄家时有“当票百馀张”的记录。曹頫本人被抄家后，还被枷号催索骚扰驿站案后应分赔的银两。这种追索一直到雍正死后，乾隆临朝才予以豁免。有史料记载曹頫骚扰驿站案应赔付四百四十三两二钱，已赔付一百四十一两，尚缺三百二两二钱。由此可知，在曹雪芹的主要生活年代，正如小说中所说“祖宗根基”已尽了。 以康熙五十四年论，至曹家抄家时，曹雪芹已经十三岁了，他出生之时，曹氏家族虽已近末世，但仍是钟鼎富贵之家，可谓生于繁华。然而曹家势败之后，曹雪芹的生活却是非常逼仄的，曹雪芹友人敦诚诗云：“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1]此是曹雪芹生活的写照。 在曹雪芹友人们的记述中，曹雪芹工诗、善画、放达、喜酒，诗风奇诡，有魏晋名士之风。敦敏在《题芹圃画石》一诗中写道：“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此句很能体现曹雪芹的风貌。此种记述尚有，不及一一列举。 在脂批作者的记述中，曹雪芹的去世是因为“泪尽而逝”，敦诚《挽曹雪芹》“肠回故垅孤儿泣”句旁有小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也为曹雪芹的去世作了说明。曹雪芹是终于没落的。  长篇累牍介绍曹家之事，是因《红楼梦》的创作，自有它的现实基础，更是曹雪芹最熟悉的素材。如康熙的南巡，进入《红楼梦》中后，成为元妃省亲，康熙南巡造成了曹家的巨大亏空，元妃省亲也使得贾府内囊将尽；又如曹寅的口头禅“树倒猢狲散”，在《红楼梦》中成了谜面；曹雪芹生于曹家的“末世”，而“末世”之感，笼罩于《红楼梦》全书。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那么，《红楼梦》就是曹家的家史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红楼梦》里仅是曹家家史，那么“宝黛之恋”又从何而来？《红楼梦》是否仅有没落之叹？这一系列的追问皆非“自传”一说能够解答的。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能以“史学”之眼光来观《红楼梦》。固然我国有“文史不分”之传统，它既影响了研究，也影响了创作。但是我们要看到《红楼梦》的特殊性，曹雪芹对自己的创作方法有着说明，小说中写到“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此为“自传说”的文本依据，但曹雪芹也说过“假语村言”，这个“假语村言”的过程，不就是艺术加工么？鲁迅先生曾言：“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这个打破，也正在于此，那就是高度的典型化。《红楼梦》是写实的，此“实”非“史”，二者皆有真实之意，却一在于事之真，一在于理之真，一字之差，差之千里。撮理之要，从而形成了小说中的人，形成了小说中的事，形成了小说中的社会环境， “撮”的过程，即是典型化的过程。曹雪芹经过对社会的思考，对各色人物的提炼把握之后，按照社会规律，将小说人物写到了小说之中。这就有了推演的感觉，曹雪芹将小说人物，放在他提炼的社会规律里面，按照这个人物的性格、出身等等因素，去思考这个人物在社会的遭遇。而这种思考，已经不再局限于“史”的范畴。 在曹雪芹的创作过程中，家族经历是其创作之源头，了解家世，对于“知人”这个过程是至关重要的，而“论文”则需要由阅读来完成，两方面结合，我们才可以更好的贴近曹雪芹，把握《红楼梦》。 二 要阅读《红楼梦》，就需要大致了解它的版本，不同版本会读出迥异的理解。如尤三姐这一形象，在脂本里是淫奔女，在程本中却是贞洁烈女，二者形象差异极大。那么，哪种形象最符合作者原意呢？哪些又是传播过程中进行的修改呢？这就需要版本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 版本校勘是门非常严肃的学问，好的版本是阅读的基础。以《红楼梦》的校勘来说，它的版本源流多歧，衍夺讹舛皆俱，又由于《红楼梦》的未完成，后人又有修改增删，且这种修改已触及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这些都会影响到阅读体验。有一个最为著名的例子：许多读者分不清补天余石、神瑛侍者、贾宝玉之间的关系，或以为此三者为一体，并以此为基础，作出了许多判断，然而如从版本校勘的角度来解读，就非常容易解决这个问题。造成这种混淆的原因是，除甲戌本外，都缺少了补天余石幻化为通灵宝玉的429字，而程本系统为了弥补此矛盾，增写补天余石成为神瑛侍者这一内容，使得三者一体，产生诸多阅读中的困惑。 我们且来缕述一下《红楼梦》的版本系统，以使阅者有大致了解。  《红楼梦》的版本系统分为三类：一为脂评本系统，一为程本系统，第三是排印标点本系统。 脂评本系统出现最早，以手抄形式存在，是《红楼梦》早期流传的最主要方式，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脂本有十二种，如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等。脂本系统多以《石头记》为名，其一大特征是有脂批。脂批为泛称，指在脂本上作的批语。脂批作者有很多，如脂砚斋、畸笏叟、棠村、松斋、梅溪等等。也有部分是后人在这些脂本上写的，如左绵痴道人等等，他与曹雪芹不是同时代人了。在脂批作者群体中，如脂砚斋、畸笏叟等人，是与曹雪芹关系非常近的，在《红楼梦》里也能看到脂砚斋等人的生活经历，被写进了小说里，如“凤姐点戏，脂砚执笔”[3]等等。脂批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供我们了解曹雪芹，了解《红楼梦》的创作过程。第一回中有“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一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一批，揭示了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之前，曾创作一本叫做《风月宝鉴》的书。又如“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一批，揭示了曹雪芹逝世的时间等。可以说，部分脂批，作为曹雪芹的周边的人的记录，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的，是应该重视的。但其中部分批语，实际离曹雪芹的思考相去甚远，如在第五十二回写到贾宝玉听见自鸣钟敲了四下，庚辰本夹批是这样说的：“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这个批语证实了曹寅是曹雪芹的先辈，然而避讳一说，却是脂批作者的误读，《红楼梦》里并不避讳寅字，并曾将唐寅读作庚黄，这里的解读应该从写作技巧理解，四点是寅时，这里的四下，是写的听觉，而非视觉。在脂批中，有两个批者讨论的内容，如在第二十七回里面，关于小红，有这么两段脂批：
对于脂批，我们是要分辨着来看的，不能将脂批当作准绳。 我们现在看到的脂本，大多都是残缺不全的，如甲戌本只有十六回，己卯本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庚辰本有七十八回等等，此三本为曹雪芹生前定本，成书最早，故而又称之为三祖本，在近年的排印本校勘中，常选取此三本作为最重要的文本来源。 1791年，程伟元与高鹗将搜集到的《红楼梦》各版本加以校勘、增删，刊刻发行，这就形成了程本系统。程本共发行两版，分别称之为程甲本与程乙本，两本之间发行间隔时间有七十余天，学者多从此时间来论证乙本对甲本的修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此中反映出大众对《红楼梦》的欢迎程度。程本流传后，各书坊纷纷翻刻，如东观阁本，本衙藏本等等，又有文人在刻本上作批，如张新之、姚燮、黄小田、王希廉等等。这些都是《红楼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 程伟元和高鹗在程本中曾说明校勘与修改的过程，如“竭力搜罗”“铢积寸累”，“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终将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复为镌板、公诸同好”。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鹗，原因也是因为这次刻印。近年多有学者反思此说。舒序本序言有“阙夫秦关”一说。在周春的记录里，也说明有两本《红楼梦》，其中一本为一百二十回。程伟元在《序》中也记录收集到后四十回的经过：“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它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这些史料都说明在1791年之前已有一百二十回的存在，那么高鹗所作的工作，就是“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的修改工作，而非是续作者。 程本与脂本在前八十回有很大区别，有学者进行统计，高鹗所说的“曾损数字”实际不确，这数量大约有六万余字。程乙本与程甲本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民国时期汪原放作亚东本校订的时候曾作统计，约为1万5千余字。 程本在《红楼梦》的传播过程中作用很大，首先它将《红楼梦》从一个小范围流传转为大众传播，使人们得以看到《红楼梦》，如嘉庆年间的《京都竹枝词》里就记载：“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做鬼且神仙。开谈不说红楼梦（此书脍炙人口），读尽诗书是枉然。”这就很好地反映出一个历史的真实的状态。第二是它以完本的形态，给了《红楼梦》一个结尾，虽然有人称之为“狗尾续貂”，但在《红楼梦》所有的续书当中，这个续是最好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曹雪芹的预期设计“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也给予了《红楼梦》悲剧结尾。 《红楼梦》的新式标点排印本出现较早，如亚东书局1921年即出版了用新式标点法进行点校排印的《红楼梦》。其后各种标点排印本陆续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出版许多种排印本，如1953年作家出版社本，以及1957年由启功先生做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卷本，这些本子多以程本系统的本子为底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了红楼梦研究所新校本《红楼梦》，以庚辰本为底本，参校诸多脂本与程本，历经数次修订，校勘谨严，注释精当，是目前最流行、最方便阅读的版本。  三 在《红楼梦》的阅读中，常会遇到一些问题，让读者颇费脑筋。 比如宝二爷、琏二爷的问题，此问题在学界也引起过很多争论，于是生成了大排行与小排行之说以解释此问题。贾宝玉有一哥哥名唤贾珠，故而贾宝玉在贾政这一支中行二，所以称之为二爷，此为小排行；而王熙凤唤李纨为嫂，则贾珠比贾琏大，所以贾琏也是二爷，这是大排行。此说貌似有理，也能解释此问题，但是如何在一个家族之中，怎会有不同的排行呢？况且，如果是大排行，贾珍又当放在哪里呢？此种解读很是牵强。 又如对薛宝钗进贾府目的的探讨。在小说第四回中，明确写到薛宝钗进京的目的是“待选”女官，以备充为“才人”“赞善”之职。然而此在后文却失去了照应，这就未免令人生疑。又因薛宝钗的金锁与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此金锁系人工打造，薛宝钗的婚姻需有玉的来配，等等。诸多疑点纠结在一起，就让某些读者生出这是一个阴谋的想法，从而认为薛宝钗进贾府是为了成为贾宝玉的妻子，金锁是基于阴谋而生成的道具。此种解读颇有破解阴谋的乐趣，而破解阴谋，自然也会以阴谋论作为解读的方法。然而小说中写到金锁上的文字系癞头和尚所送，并且嘱咐需錾在金器上，这就明确了金锁的来源非出自阴谋。一僧一道并非只渡化过薛宝钗，前也曾找到过香菱与黛玉，奈何到薛宝钗这里就成为阴谋呢？作为林黛玉敌体的薛宝钗，如果成为一个阴谋家，那么“高士”一说则无从谈起，与之并列金陵十二钗之冠的林黛玉也就处于尴尬境地，而木石前盟的悲剧就沦为阴谋的结果，从而使悲剧浅薄化了。这也正是曹雪芹所批判的“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的写作方法，又如何能用这种方法来解读《红楼梦》呢？ 再如焦大醉骂中的“爬灰”与“养小叔子”问题。在《红楼梦》的文本之中，并没有爬灰与养小叔子的人，某些读者就开动脑筋，仔细在文本中去搜寻端倪。于是就有了贾珍与秦可卿之间的爬灰，王熙凤与贾蓉或贾瑞之间养小叔子的说法。贾珍与秦可卿之间，确有许多不写之写，有诸多端倪可供佐证。如第五回中秦可卿的图为高楼大厦，一个美人悬梁自缢，第十三回中，秦可卿的死因却是病死，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在秦可卿葬礼上，尤氏的不曾出场管事，以及贾珍的诸多举动如“尽我所有”之言辞等，均有些反常，从而得出贾珍与秦可卿存在爬灰这一行为。脂批中也有与此有关的内容，如：
通过脂批的佐证，似乎爬灰一说已成定局。然而此种解读，却是将定稿文字与写作中的情节混淆了。读者拿着未修改的文字，作为反对修改后文字的证据，此种做法是需要商榷的。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有洁化这一过程，也就是“去淫”，这种状况非独显于此处，也就是说曹雪芹对此处的修改，并非仅为畸笏叟之命。所以，“爬灰”与“淫丧天香楼”实质上是被曹雪芹抛弃了的情节，已不属《红楼梦》中的文字。至于“养小叔子”一说，亦有捕风捉影之嫌，将此作为王熙凤与贾蓉或贾瑞之间的情节，并无道理可言。如贾蓉，仅是凭借小说中他借炕屏一段文字时，王熙凤的举动加以推测；而贾瑞，却是因“毒设相思局”一节，与文本背道而驰。  很多读者因着自己兴趣所在，对《红楼梦》中未提及之事，做一深入搜寻。如黛玉家产问题。清人涂瀛在《红楼梦问答》中首现对此的解答，认为黛玉的家产尽归贾府。其依据为小说第七十二回中贾琏的 “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一语[4]。文本中未有此财之表述，而贾琏曾送黛玉回家奔丧，黛玉之家又应为豪富之家，这样思索之下两事之间就有了联系，黛玉家产定是尽归贾家了。如此推论，貌似有据，实则无稽，以臆想为主，以猎奇为阅读之目的，却忽视了曹雪芹的创作。这个推论建立在曹雪芹事事周全这个基础之上，换句话说，曹雪芹必然并必须面面俱到，然而这却是一厢情愿的，《红楼梦》中的矛盾之处颇多，如时序等，前后脱节之文字也很多，如薛宝钗进京目的失去照应，又如袭人与湘云谈话中透漏的幼年情景没有前文，这些均在《红楼梦》中无法读到。 另有一种类型的讨论，是基于《红楼梦》的写实所产生的，认为小说中写到的东西必有出处。如关于大观园在南在北的讨论。大观园里有炕，而炕是北方的物件，故而大观园必在北，然而大观园又有竹，而竹是南方产物，则大观园又必在南。如此矛盾，让大观园不能落于实处。然而纠结于此的读者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大观园虽可以有素材的来源，但终归是小说中的园林，又何必拘拘于南北之辨？况且《红楼梦》中的官职，也亦古亦今，做一模糊处理，则大观园又为何必定有是处？ 读《红楼梦》当分辨真假问题，当了解《红楼梦》的特殊性。问题的真假在于所提出的问题是否为文学问题，而特殊性在于《红楼梦》的未最终完成。如前文中的“二爷”问题、薛宝钗进京目的问题、“爬灰”“养小叔子”问题等，均属红学中成书研究范畴，是因《红楼梦》文本的未修改完成所造成的。在小说第一回“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处有这样一条脂批：
这条脂批揭示了曹雪芹早期曾写过《风月宝鉴》一书。经过诸多学者对《红楼梦》诸多矛盾处的探究，得出《风月宝鉴》一书的许多情节，通过各种方式，进入《红楼梦》中，曹雪芹对这些故事经过了多次修改，然而并不完善，也就遗留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会影响阅读，但又不能仅通过阅读来解决，故而对问题就需要有分辨，并加以区别对待，将不同的问题放置于合理的研究途径之上，而不是去推测与臆想。 如果将社会视作一本大书，那么《红楼梦》就是曹雪芹对这部大书的解读。《红楼梦》是社会的映射，人们可以通过《红楼梦》去了解社会，了解人性；《红楼梦》又是哲人的探索，人们可以通过《红楼梦》去了解古典思想，了解人们的思考。《红楼梦》兼具写实性与思想性，而这就使得《红楼梦》成为沟通古今、沟通社会的最佳桥梁。然而深入阅读《红楼梦》确属不易，需要较多的知识储备。上文从家世、脂批以及阅读中常遇到的问题等三个方面略加介绍，作为阅读小说的背景。 阅读《红楼梦》的目的，归根到底在于增强自我辨识、审美能力，进而丰富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走进《红楼梦》，当会不虚此行。
注释： [1]敦诚，《赠曹芹圃》，转引自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第23页。 [2]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引自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193页。 [3]吴铭恩汇校，曹雪芹著，《红楼梦脂评汇校本》，万卷出版公司2013年10月出版，第277页。后文所用脂批均出于此书，不另注。 [4]涂瀛，《红楼梦问答》，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第14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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