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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南通 “从民国八年到十一年，这中间我到过三次南通。第一次是民国八年的冬季，我在汉口大舞台唱完了戏，跟朱素云、姜妙香、姚玉芙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外界的朋友齐先生、许先生，坐了江轮去的。船到码头，张四先生派人接我们住在南通博物馆里面的'濠南别业’。房子并不大，环境幽静，空气很好。当晚张四先生就约我们吃饭。有一位南北闻名的度曲专家俞粟庐先生也在座的。这时正是我学唱昆曲最起劲的时代，遇到了他就不肯轻易放过，举出几个问题，请他指教。他都有圆满的解答。后来他听过我唱的曲子，认为我的嗓子很宽，可以唱昆曲的正旦。他让我学《烂柯山》的《痴梦》，《慈悲愿》的《认子》，《琵琶记》的《南浦》，我回北京就先向谢昆泉学会了《痴梦》。又在上海跟俞振飞、许伯遒排熟了《认子》。总算他对我的建议，我都照着做了。所以不在台上表演的原故，是这两出戏的场子太冷，而且也找不到适当的配角。 “第二天我们先去参观伶工学校。校长欧阳先生领着我们到课堂、校舍、操场……各处去看。在那时的南方，这个科班的设置，是开风气之先，惟一的一个训练戏剧人才的学校。它在制度、教材方面，都采用了新的方法。如旧科班里的体罚习惯，他们已经废除不用了。课程方面，不单是注重戏剧，就是一般学校的国文、算术也都照样的悉心教授。所以毕业的学生，在文学上的水准，并不算低。 “关于戏剧的科目，是分皮黄、昆曲、武戏……另外还设立一个管弦班，研究乐器。招收的学生共约七八十人。毕业出来的学生，我知道的如林秋雯、葛次江、姚雪涛、李金章、戴衍万……有的还搭班演戏，有的在本界工作，有的是在教戏，也有些已经转业了。这里面的李金章就是李斐叔。张四先生介绍他到北京来跟我学戏，就做了我的学生。他对戏剧一道，限于天赋上种种条件的不够格，并不能有所深造。可是文学方面倒颇有成就。笔底下说得上是通畅流利，足够应用。替我办过好多年的文书。我倒也很得他的帮助的，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这学校的学生的文化程度了。 “看完了伶工学校，欧阳先生又陪我们到更俗剧场去参观。前台经理薛秉初招待我们先到了一间客厅侍茶。我刚跨进去，抬头就看见高高悬着一块横匾，是'梅欧阁’三个大字。笔法遒劲，气势雄健，一望而知是学的翁松禅老人，这就是张四先生的手笔。旁边还挂了一副对子，'南派北派会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也是张四先生自撰自书的。他是借用梅圣俞（宛陵）、欧阳修（庐陵）两位古人的籍贯来暗切我跟欧阳先生的姓的。薛经理指着横匾对我们说：'这间屋子四先生说是为了纪念你们两位的艺术而设的。’我听完了，顿时觉得惶恐万状。我那时年纪还轻，艺术上有什么成就可以值得纪念呢。这是他有意用这种方法来鼓励后辈，要我们为艺术而奋斗。我这三十年来始终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苦干，受我的几位老朋友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这屋里休息了一会儿，由薛经理陪着我们看完了前台后台，就回到濠南别业。那晚我就在更俗剧场演唱《玉堂春》。这剧场是新式的建筑，台上两旁有场面楼，台下座位宽敞，一切装置和管理上，都能保持着整洁严肃的作风。场上不准站一个闲人，做到了净化舞台面的效果。有几位穿红坎肩制服的服务员，站在两廊，随时负责场内的清洁。如果看到观众有唾瓜子壳、果皮等物，他们立刻拿着扫帚，走过去扫除干净，并不用硬性的规定来限制一般有害公共卫生的看客们的举动。让你自己体会出这种不合理的行为，是应该加以改革的。那次因为同去的人数不多，我们大半是演的昆剧，如《佳期》《拷红》《思凡》……和我排的新戏，如《嫦娥奔月》《木兰从军》《千金一笑》。老戏比较演得少一点。 “这次在南通唱了十天光景，就回北京过年。转过年来的春季，又应许少卿之约到上海表演完了，在旧历庚申年的四月，第二次再到南通。那次去的人比较多一点，凤二爷也同去的，我们还都带了家眷。由南通唱完，坐船到浦口上津浦车才回北京。第三次是民国十一年去的，那年我跟杨老板（小楼）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从旧历的五月初三唱起，唱了二十天戏，正赶上张四先生的七十正寿，我记得他是五月二十五日的正日，我跟杨老板、凤二爷、王长林、许德义、郝寿臣、李寿山、吴彩霞、姜妙香、姚玉芙，都在二十四日到了南通。当天晚上杨老板演的《落马湖》，我演的《天女散花》，第二天白天杨老板的《长坂坡》，我的《麻姑献寿》，晚上杨老板的《连环套》，我的《游园惊梦》。我们二十六日的早晨就坐船回到上海，赶晚上天蟾的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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