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三百年来，在昆曲文化的传承传播中，有几位极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就历史纵向而言，北有伶人陈金雀（1800—1877，其师承谱系可以清晰地溯至康熙年间的老艺人董美臣；其家族传承，又可以明确地传至梅葆玖先生，上下连接艺脉十几代人），南有曲家俞宗海（1847-1930，号粟庐，其师韩华卿，系乾隆年间创“叶派唱口”的叶堂之传人；直至今日海内外之昆曲传人，又莫不奉粟庐老人所传曲谱、唱法为圭臬）。 就地域横向来看，梅兰芳（1894-1961）与俞振飞（1902-1993）两位先生，不仅是将京、昆融会贯通的艺术大师，又是尽其一生，将京昆艺术向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广泛传播的文化大使。而陈金雀家族、俞宗海父子，都与梅兰芳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重要交集。 今年适逢俞振飞先生双甲子诞辰，特撰此文，以追忆梅、俞二老数十年间的精诚合作，与对京昆艺术的贡献。 田汉先生在梅兰芳先生逝世后创作了二十五首《梅兰芳纪事诗》，其中第三首前两句“工夫何止冶花衫，文武昆徽学习馋”，全面地描绘了梅先生在青年时代的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一个“馋”字生动地点出他对表演艺术的不懈追求。 梅先生的家族血缘中，昆曲艺术所占的比例极大。梅先生的祖母陈太夫人（1840-1924）出身于京师梨园世家的金匮陈氏，其父陈金爵，本姓姚，清嘉庆年间由苏州北上京师，随母姓陈，入南府，拜入孙茂林门下，习昆腔小生，初演《金雀记·乔醋》一剧，饰潘岳，即得到嘉庆帝赏识，赐名“金雀”。 金雀及其子寿彭（姜妙香先生外祖父）、寿峰，长婿钱阿四，孙桂岚、嘉梁、外孙梅雨田三代七人因曾正式入清宫昇平署承差，而名列《清代伶官传》[1]，次婿梅巧玲亦曾应召入圆明园，为咸丰三旬万寿演出，并曾有京师竹枝词“御口亲呼胖巧玲”云。其后每一代都有相当数量的家族成员从事昆曲行业。 除了家族血缘的关系，作为京剧界的一代宗师，梅兰芳先生与昆剧也始终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艺术人生，就是从昆剧演出开始的：1904年8月17日（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广和楼贴演《天河配》，梅兰芳人生的第一次登台，是串演昆剧《长生殿·密誓》中的织女。 梅兰芳在向陈德霖、乔蕙兰、李寿山、陈嘉梁等前辈系统学习昆曲艺术两年后的1915年，于吉祥戏院先后首演了昆剧《金山寺》《佳期》《拷红》《风筝误》以及他个人第一部载歌载舞的古装新戏《嫦娥奔月》，回忆《奔月》的创作经验时，梅先生认为“唱、做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这是我从昆曲方面得到的好处”，在此之后，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梅派”古装新戏如《天女散花》《黛玉葬花》《麻姑献寿》《廉锦枫》《西施》《霸王别姬》《上元夫人》等等，无不是充分吸收这一经验后编创成功的，他也因此终身都很重视对昆剧表演的学习和借鉴。 世人多谈梅兰芳先生所结交师友对他的帮助，但笔者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梅之择友——尽管梅先生在海内外交友无数，始终是极为平易近人的人民艺术家，但终其一生，其择友的标准即便从未明文宣示，但实际是极为严格的。就本文所述，梅兰芳之选择俞振飞为终身艺友，并不是偶然的。 1920年1月，“学唱昆曲最起劲”时的梅兰芳，应张謇先生之邀，赴南通博物馆的濠南别业，巧遇南北闻名的“江南曲圣”俞粟庐老人，“遇到了他就不肯轻易放过”[2]，请教了不少问题，虽然梅先生未在这段回忆中提到俞振飞，但可以想象的是，其时振飞年未弱冠，年过古稀的父亲需要他时时随侍在身畔，俞振飞先生晚年也曾回忆，梅先生曾在一次宴会上听到他父子的演唱后感叹“今天我才听到真正的昆曲。在北京听了很多昆曲，总怀疑昆曲不应该是那么唱的，听到俞氏父子唱的，才觉得完全合乎我的理想。” 因此，梅兰芳与俞振飞的首次见面，很有可能就在此时（《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回忆南通》对此事的记述为农历，故误为1919年冬，江沛毅先生的《俞振飞年谱》以南通演出记录为据，梅兰芳纪念馆则藏有张謇书信与题诗亦证明）。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相遇：根据唐葆祥先生的推测，日后昆剧传习所创建序幕的拉开，很有可能就肇始于粟庐老人在南通时有感于伶工学社的创建（张謇先生创办）[3]。 几个月后，棉纱大王穆藕初在苏州、北京等地结识了吴梅和俞粟庐，对昆曲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即向粟庐老人提出了投师请求，粟庐辞以年迈，推荐独子振飞随穆藕初到上海，名义上，俞振飞成为了穆氏纱布交易所中的一位文书，实际上，为穆藕初授曲才是主要工作。 1920年秋天俞振飞赴沪后，经常与穆藕初提起昆曲后继人才的培养问题，这也是临行前，父亲俞粟庐对他的嘱托。 以办实业、兴教育为己任的穆藕初对此亦深以为然，随即联络上海、苏州等地的士绅、曲家，共同筹划，先于1921年初，由穆藕初个人创办了虚体组织昆剧保存社，目的是请百代唱片公司为当年已七十五岁高龄的俞粟庐录制了六张半昆曲唱片；同年夏秋之际，穆藕初与张紫东、徐镜清、孙咏雩、贝晋眉、徐凌云、张石如、谢绳祖等十几位苏州上海社会士绅界曲家，于苏州桃花坞五亩园创办成立了昆剧传习所，并陆续招收了一批十岁左右的男童入所学戏。 当年张謇先生曾专门建梅欧阁于南通更俗剧场，目的是寄望于欧阳予倩与梅兰芳两位当时艺界的青年翘楚，能在其中有所作为，由于历史原因，南通伶工学社日后在戏曲教育方面并未取得深远影响，但昆剧传习所对于后世昆曲的传承，其意义就大不相同了，此亦可谓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 1923年秋开始，穆藕初与俞粟庐、徐凌云等筹划，把已学戏两年多的昆剧传习所小学员们从苏州接到上海，就在徐凌云先生的家中准备做面向社会的汇报演出。1924年1月2日，恰在沪演出的梅兰芳应穆藕初之邀，前往徐园观看了传习所学员的首场演出。《申报》1924年1月4日“梅讯”记录了全过程： 日昨穆藕初、徐凌云、谢绳祖等约畹、玉、妙香（笔者按：指梅兰芳、姚玉芙、姜妙香）至台湾路徐宅参观昆剧传习所表演，一时海上曲家毕集，俞粟庐亦躬预盛会。是日计二时开演，日间为传习所奏曲，晚则曲家会串。畹以晚间无暇不及一观，颇以为憾。盖昆剧固以南中为策源，而诸曲家尤为群英之领袖，畹得承教益于意甚感也。 梅兰芳当天只选择了下午观看小学员的演出，而放弃了观看当晚的“曲家会串”，一方面固然是日程紧张，另一方面恐怕也与其终身提倡昆曲，关注传承的追求有关。而这批小学员要到此次汇演的几个月后，才正式得到伴随他们一生命运的艺名——人称“传”字辈。 因此，这也是梅兰芳与“传”字辈的首次结缘。在这次观摩中，梅兰芳再一次见到了俞粟庐先生，而俞振飞此时早已在上海工作，当然应该也随侍在侧。 2022年1月起，梅兰芳纪念馆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了“梅澜芳华——梅兰芳艺术人生展”，在400多件展品中，笔者尤为惊喜地发现：1924年梅兰芳先生观看上述演出时收到请柬，以及昆剧保存社的徽章，历经近百年沧桑，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 笔者亦有一个较富感情色彩的推测：这可能是目前存世的唯一一张昆剧传习所学员首次汇报演出的请柬。 据俞振飞先生晚年的回忆，梅先生自1920年代后到上海演出，“总要唱一两次昆曲戏，不管上座怎么样，都要唱”[4]，并且在自己的戏班里，常设有昆曲的全套乐队；1930年代初，梅先生全家迁居上海后，又专门向南方的昆曲老艺人、老曲家学习，并且把俞振飞吸收到了自己“研究昆曲的小团体里”[5]，先是请俞为自己擫笛，1934年2月23、24日，梅先生与俞先生在上海新光大戏院以昆剧保存社的名义合演两天昆曲折子戏，第一天为《游园惊梦》，第二天为《断桥》《瑶台》双出[6]。 这是他们在舞台上的首次合作，同时也确实“更显得热闹”了。一个多月后，梅兰芳幼子葆玖在上海出生。《游园惊梦》与《断桥》这两个折子戏，后来也成为了梅俞千锤百炼、珠联璧合的代表剧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国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宣告胜利。10月，息影舞台八年的梅兰芳，欣然剃须，准备重新登台。 这一轮演出中，时任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陆军一级上将的白崇禧之子——时年9岁的白先勇观看了全部演出，并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为他在半个多世纪后策划排演“青春版”《牡丹亭》种下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善因。 俞振飞也随即于1946年正式加盟梅剧团，并从此与姜妙香先生一道，不仅成为梅先生最为倚重的合作伙伴，并且还成为了“梅派”艺术的重要完善者，两位生肖同属虎的小生，在《奇双会》一剧中，同时登台，俞饰赵宠，姜饰李泰（保童），相亲而不相轻，亦可谓“奇双会”矣。 与此同时，梅先生专门延请“传”字辈五旦代表人物朱传茗先生为梅葆玖传授昆曲剧目。1949年12月29-31日，1950年1月1、11、15、18、22日，25天之内，以梅兰芳、梅葆玖父子和俞老在上海合作的《游园惊梦》为大轴戏有八次之多，系此轮演出中梅兰芳演出剧目频次最高的一出（其次为《霸王别姬》，五次）。 1950年10月24日，梅氏父子又与俞振飞在天津首次合作演出《断桥》[7]。如此高频次的昆曲剧目演出，一方面梅先生是一如既往地提倡昆曲，加深观众对昆曲的了解，一方面也是为了身体力行地向葆玖传授舞台经验。 直到1955年、1959年先后拍摄舞台艺术影片《断桥》和《游园惊梦》时，为适应电影镜头表现，梅先生和俞振飞先生几乎都在为追求表演的精益求精，而不断在唱、念、舞台调度等方面作各种调适，如在《断桥》去掉法海，许仙曲词念白的再创作，在《游园惊梦》中去掉睡魔神后，柳梦梅与杜丽娘身段的全新设计，如何不着痕迹展示出更好的思想意识和艺术表现力，哪怕是极为微小的细节，如杜丽娘唱词中“迤逗的彩云偏”中的“迤”字究竟应当如何念，梅先生都与宋云彬、许姬传和俞振飞等前辈做了细致的推敲。 甚至为了让葆玖更熟习朱传茗先生演出的路子，梅先生还不惜改变了自身的戏路予以配合。正因为由此兼收并蓄了南北昆曲艺术的优长，梅先生戏称是唱了一出祖父巧玲公的拿手戏《南北和》[8]。 需要说明一下：1955年俞振飞先生自香港返回内陆的动身和抵京时间，其晚年在几篇回忆文章中都明确为4月1日和4月7日，梅兰芳的记述则是当年3月7日[9]亲自在火车站迎接俞振飞，因此后来的俞老传记与年谱都以前者为准，而认为梅氏误记。 事实上，有两条材料可以证明后者更确切：第一，俞先生本人当年下半年发表的文章《感想和愿望》[10]中明确写道当年3月1日抵达广州，3月7日抵达北京，梅先生亲赴车站迎接的事。 第二，见于许姬传先生1955年1-5月的“梅兰芳纪事”[11]，不但明确了3月7日去车站迎接俞振飞、黄蔓耘夫妇，还记录了3月22日与夏衍就俞的工作安排交换了意见（此前在3月14日即相约[12]），并且，其4月7日当天，梅先生从上午十点至下午七点，都在拍摄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宇宙锋》。早期的回忆与当时的记录总要比晚期的更可靠一些。 如前文所述，《牡丹亭·游园惊梦》在梅俞合作中地位尤为特殊，1930年代初梅先生在天蟾舞台演出时，在俞振飞的推荐下，梅先生即延揽了仙霓社的“传”字辈演员为班底配演花神；1934年梅俞首次合作是《游园惊梦》，花神还是“传”字辈；1945年梅先生重登舞台演出《游园惊梦》，花神依然是“传”字辈；1959年梅俞合作拍摄电影《游园惊梦》，花神是上海戏校“昆大班”的青年学生们，而他们的老师，还是“传”字辈。 在当时，这不仅是对“传”字辈艺术水准的肯定，也是为解决他们当时穷困生活的重要援手，是雪中送炭式的邀约。 众所周知，昆剧“传”字辈艺术家在近世百年昆曲传承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以浙昆“传”字辈为代表创作的《十五贯》，又素有“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美誉。粟庐、振飞父子在昆剧传习所的创办过程中就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如此，俞老一直谦逊地将“传”字辈视为自己的“小先生”，而把自己当作“传”字辈的“大朋友”[13]。 梅兰芳先生自青年时代艺享全国后，就看到了昆曲发展的颓势，随即开始有意识的、甚至是抢救性地向南北昆剧老艺人、老曲家学习，不仅是丰富自己的舞台表现手段，也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引起观众和同行的注意和兴趣，号召大家都来研究昆曲；在老辈凋零后，他又联合许姬传、源来、伯遒昆仲、姚玉芙、姜妙香、俞振飞等志同道合的好友，长年研习琢磨昆曲，并通过的不断实践，将其艺术的长处充实融入到京剧的唱念与表演中；更为可贵的是，他还几十年如一日地不遗余力地提携、推介一代又一代的昆曲传人，梅先生对“传”字辈与俞老的关注与结识，都可谓识英雄于微时；而梅先生与“传”字辈之间始终保持的紧密联系，俞振飞先生又起到了关键的串联作用；梅先生对《十五贯》的重视和帮助，也是在该剧受到中央领导关注肯定之前（比如在浙昆1956年进京演出的第一周，梅先生个人每场包买200张票分送各界人士予以支持和推荐），依然是雪中送炭；而在《十五贯》一炮打响之后，梅兰芳先生仍然继续关心该剧的创作过程，继续向更多人宣介昆苏剧团的奋斗历程和《十五贯》的艺术成就。 这些都不仅仅是梅先生出于对同业艺友的关心和提携，而且还与梅先生对昆曲复兴的情结有关。因此，“救活”昆剧的，看似是《十五贯》这一出戏，而实际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一批对传承民族艺术有着执着使命感与神圣感的有识之士，梅、俞二位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14] 直到1980年代初，梅葆玖先生在文革后首次赴港演出，俞振飞先生推荐受过自己和朱传茗、周传瑛先生悉心指点的昆剧“世”字辈艺术家沈世华老师为葆玖先生排演全部昆剧《白蛇传》，在沈、梅的共同努力下，葆玖先生的演出让香港获观众实实在在地获得了“望梅止渴”的效果[15]。这说明梅、俞、“传”字辈的艺术交流与友谊有序地传承到了下一代。 俞振飞先生九十余年的人生里，自胎教起就熏习昆曲艺术，在其长达七十余年的舞台艺术生涯中，他与京剧旦行名家梅兰芳、程砚秋（亦是梅之首徒）、新艳秋（程派传人）、言慧珠（梅派传人）、张君秋（深得梅、程艺术法乳）、李蔷华（程派传人）等的合作演出中（特别是都合作过《奇双会》），不只留下了珠联璧合的梨园佳话、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图文、音像、口述历史），并且他和梅兰芳先生一样，都通过在南北、京昆间的左右逢源、内外贯通，对后世京昆表演艺术的范式、格调、审美取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是一种特殊的“奇双会”。 2012年7月7日，梅葆玖先生在上海纪念俞振飞先生诞辰110周年艺术研讨会上总结梅先生和俞老平生所结之艺缘，是“是艺术心灵的呼应，更是文化心灵的呼应”[16]。 京昆艺术，同根同源，近二百年来互为师友，互相取长补短。艺术家之间所谓的竞争，并非个人意气与名利之争，归根到底是在艺术上的争胜，得益的不止是自身，是观众，更是民族文化。 以梅兰芳、俞振飞等为代表的艺术大师，在艺术与个人发展的顺境时毫无骄矜，互相帮衬，遇到逆境时则毫不气馁互相提携，为后世做出了表率，他们之间艺术交流与人格交往的成果，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注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