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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15日，一个61岁的女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男人和孩子陪伴在身边。女人几乎说不了话，男人和孩子们伤心欲绝说不出话。 可从女人蠕动的嘴唇，男人感知到她还想说点什么。他憋着泪，表情木讷地鼓励女人“想说的，就说吧。” 他太了解女人了，她心里一定憋了很多话。 “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男人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女人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我本想复述上面的对话，可我的语言没法体现那样的情感和情境。 男人叫孙犁，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他的作品被文学界喻为“诗化散文”，他开创了文学上的“荷花淀学派”，他的《荷花淀》入选人教版的中学教材，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中学语文读了孙犁的作品，并粗略地知道了这位作家。 女人是他的结发妻子，在解放前，一直被称为“孙王氏”，解放后，孙犁给她取名为“王小立”。 妻子去世12年之后，经邻居一再提醒“应该给大嫂子写点文字”，孙犁才提起笔，写了这篇可以传世的《亡人逸事》。 《亡人逸事》很短，不到2000字，语言非常朴素，语速也非常缓慢，也许作者是故意以慢节奏来延展回忆的厚度吧，像是娓娓道来，又像是对遥远的追思。 文章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说的是他们结婚。女人19岁那年（1927年）的夏天，两个媒婆在村里躲雨遇见了女人的父亲，媒婆原本为说媒失败且赶上大雨而烦恼，没想到，意外的相遇，却促成了另外一桩姻缘。经女人父亲提示，媒婆的红线将孙犁和女人牵到一起。 结婚那天，洞房喜联的横批是“天作之合”四个字。 女人是结婚后，跟着孙犁识字，才认识“天作之合”那四个字，她一直念念不忘生命中的“天作之合”。 作者强调“天作之合”，一者是在强调他们姻缘的偶然性，另外也想说明，他们对婚姻都非常的满意，都十分珍惜拥有的幸福生活。 文章第二部分回忆他们结婚前后的两段经历。尤其婚前的见面，写得非常的生动。远房姑姑领着孙犁去戏场见自己的未婚妻，女人见到自己的未婚夫，不仅没有表现出兴奋和激动，而是采取了一连串的动作：“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在封建社会，姑娘这样的举动是合乎礼教的，说明她的贤惠及良好的家庭教养。这样的教养也是在暗暗地积蓄爱的能量，以期待感情迸发的时刻。 文章第三部分写的是女人在孙犁家婚后的场景，在孙家，女人从诸事不会变成了刻苦耐劳的持家能手，这不仅得益于女人有个非常好的家教，同时也得益于她自己的教养，她与婆婆相处融洽，在这个家里，她应该受到全家人的敬重和爱戴。 从开始她抱怨自己起得太早，到最后，“她两个大拇指，都因为推机杼，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短了。”尤其是孩子生病发烧，她会抱着孩子在炕上走一夜。 中间还要一个女人背北瓜的场景描写，其实，这个细致描写无非是想传达一个信息，或者说进行一种过渡，以此来说明，女人从一个青涩少女变成了一个含辛茹苦的管家婆。这样的蜕变，动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爱！ 到第三个部分，孙犁对亡妻的爱已经憋足了八九成劲了。 文章第四部分写的是对亡妻的思念，其实，从妻子逝世开始，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回忆与妻子共处时的场景，孙犁几乎是以泪洗面，遗憾聚少离多的分别，痛恨自己不羁的过往，怨憎自己多病的身体。不知道多少个日夜，他都在心里念叨“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 语言虽然是平实的，情感到这儿，估计已经蓄满了，就差最后一个点破的环节。 当年在北平当差，孙犁寄2丈布到女人娘家，女人一直不解，这个看似平常的举动让女人纠结了一辈子。女人不敢说，不便问，可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心头，她实在不想把这个问题带到另外一个世界。 在男人的鼓励下，她还是说了。 男人说，你真傻，布料寄到家里，哪能轮到你做衣服呢，只有寄到娘家，那块布料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身新衣服啊。 读到这儿，读者的眼泪哗地下来了。女人一辈人没有白惦记这么一件看似无关轻重的小事，其实，这是一件天大的事！男人爱得细致和深沉。这不仅仅是一块布料，这是对女人的爱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含蓄！那么婉约！ 原本想在文章的尾部嚎啕一场，可最入心的悲伤，不是痛苦之后的尽情宣泄，而是有一股无形的力，瞬间控制了你的泪腺，让你欲哭无泪。 “女人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手足无措了，唯有静静地等待，静静地平复内心。仿佛一块石头掉进了深不可测的井里，我们一直等待着石破天惊，可我们永远等不到石头落地。 链接：《亡人逸事》 亡人逸事 孙犁 一 旧式婚姻，过去叫做“天作之合”，是非常偶然的。据亡妻言，她19岁那年，夏季一个下雨天，她父亲在临街的梢门洞里闲坐，从东面来了两个妇女，是说媒为业的，被雨淋湿了衣服。她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个，就让她们到梢门下避避雨再走，随便问道： “给谁家说亲去来？”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 “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简单介绍了一下，就笑着问： “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她父亲回答得很爽快。 就这样，经过媒人来回跑了几趟，亲事竟然说成了。结婚以后，她跟我学认字，我们的洞房喜联横批，就是“天作之合”四个字。她点头笑着说： “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二 虽然是封建婚姻，第一次见面却是在结婚之前。定婚后，她们村里唱大戏，我正好放假在家里。我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相相媳妇。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姑姑叫着我的名字，说： “你就在这里看吧，散了戏，我来叫你家去吃饭。” 姑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那时姑娘们出来看戏，虽在本村，也是套车送到台下，然后再搬着带来的板凳，到照棚下面看戏的。 结婚以后，姑姑总是拿这件事和她开玩笑，她也总是说姑姑会出坏道儿。 她礼教观念很重。结婚已经好多年，有一次我路过她家，想叫她跟我一同回家去。她严肃地说： “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我只好一个人走了。 三 她在娘家，因为是小闺女，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没有下场下地劳动过。到了我们家，我母亲好下地劳动，尤其好打早起，麦秋两季，听见鸡叫，就叫起她来做饭。又没个钟表，有时饭做熟了，天还不亮。她颇以为苦。回到娘家，曾向她父亲哭诉。她父亲问： “婆婆叫你早起，她也起来吗？” “她比我起得更早。还说心痛我，让我多睡了会儿哩！” “那你还哭什么呢？” 我母亲知道她没有力气，常对她说： “人的力气是使出来的，要抻懒筋。” 有一天，母亲带她到场院去摘北瓜，摘了满满一大筐。母亲问她： “试试，看你背得动吗？” 她弯下腰，挎好筐系猛一立，因为北瓜太重，把她弄了个后仰，沾了满身土，北瓜也滚了满地。她站起来哭了。母亲倒笑了，自己把北瓜一个个捡起来，背到家里去了。 我们那村庄，自古以来兴织布，她不会。后来孩子多了，穿衣困难，她就下决心学。从纺线到织布，都学会了。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她两个大拇指，都因为推机杼，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短了。 后来，因为闹日本，家境越来越不好，我又不在家，她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到了集日，自己去卖线卖布。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粱，走三里路，到集上去粜卖。从来没有对我叫过苦。 几个孩子，也都是她在战争的年月里，一手拉扯成人长大的。农村少医药，我们12岁的长子，竟以盲肠炎不治死亡。每逢孩子发烧，她总是整夜抱着，来回在炕上走。在她生前，我曾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没负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弄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 四 一位老朋友、老邻居，近几年来，屡次建议我写写“大嫂”。因为他觉得她待我太好，帮助太大了。老朋友说： “她在生活上，对你的照顾，自不待言。在文字工作上的帮助，我看也不小。可以看出，你曾多次借用她的形象，写进你的小说。至于语言，你自己承认，她是你的第二源泉。当然，她瞑目之时，冰连地结，人事皆非，言念必不及此，别人也不会作此要求。但目前情况不同，文章一事，除重大题材外，也允许记些私事。你年事已高，如果仓促有所不讳，你不觉得是个遗憾吗？” 我唯唯，但一直拖延着没有写。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到最后她的死亡。我衰年多病，实在不愿再去回顾这些。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异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因此，选择一些不太使人伤感的片断，记述如上。已散见于其他文字中者，不再重复。就是这样的文字，我也写不下去了。 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 “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我说： “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晚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著作6部，累计出版2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1部）：《一车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散见于《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安庆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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