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晚明的小说创作中，有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尽管从诞生之时起就不断遭到口诛笔伐甚至明令禁止，但它的生命力却异常强大，不仅没有被斩草除根，相反力量却不断壮大，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流派，这便是自万历以来的艳情小说。 据统计，自万历初年至清初、中叶，出现了不下四十余种艳情小说，主要有：《僧尼孽海》《闹花丛》《浪史》《昭阳趣史》《玉妃媚史》《灯草和尚》《株林野史》等。 这批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以赤裸裸的性事为目的，毫不避讳地描写具体性行为，里面的人物都是色情狂，无休止地发泄性欲。对讲究礼仪之道，推崇君子人格，“连描写男女间恋爱的作品都被视作不道德”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色情小说赤裸裸的淫荡、粗俗显得突兀与怪异。但是，它们的出现却自有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原因。 一、晚明纵欲风气的产物明代自中期以后，经过百年的休养生息，物质财富大增，商品经济繁荣，消费性大城市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们已不单纯以吃饱喝足为满足，而是追求物质外的其他享受，甚至追新逐异，纵情享乐，尽量满足感官欲望。饱暖思淫欲，这也是人之常情。与社会心理、风尚剧变相适应，明中叶的思想界也出现了要求解放思想、打破传统﹑尊重个性、纵情驰性的言论主张，对社会风气与士子心态起到了推波助澜之力，两相激荡，遂带来影响深远的晚明纵欲主义思潮。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淫乱风潮。 吴晗先生在《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一文中曾对仕宦阶级的生活状态做过描述:“营居室，乐园亭，侈饮食，备仆从，再进而养优伶召伎女，事博弈﹐蓄姬妾，雅致一点的更提倡玩古董，讲版刻，组文会，究音律……”袁宏道曾在《龚惟长先生》中总结自己倾心的五大乐，其中之一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毫不讳言追逐声色犬马的世俗之乐。袁中道则津津乐道自己流连“游冶之场，倡家桃李之蹊”。 张岱在晚年曾以忏悔的口吻回忆自己年少时纵情声色，花天酒地;冯梦龙也曾过着“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的生活。李贽则干脆被人指责为拥妓日浴﹐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鲁迅先生曾提到成化、嘉靖间有方士因“献房中术骤贵”，“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 可见，明代自上而下的这种风气已形成一种不以说性为耻的氛围。 与此纵欲享乐风气相一致的是晚明妓女盛行，妓女广泛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餐无妓佐，则无趣无味。宴请他人无妓，则无规格，不够档次。 晚明时期的文人如康海、杨慎、唐寅、祝允明、董其昌、袁中道、王稚登、屠隆、臧懋循、田艺衡等人都有狎妓的记录。甚至娶妓女为妻者大有人在，如汤显祖在夫人吴氏病故以后，续娶夫人傅氏即妓女出身。冯梦龙也曾与一名叫侯慧卿的名妓交好，且有白首之约，但后来却被侯离弃了。  而如董其昌，“居乡豪横，老而渔色，招致方士，专讲房术”。更有人认为:“饮醇酒近美人，在今日富贵利达之士大夫，以为是得志而不可不为乐事。”纵情声色、留恋风月、沉湎花柳，放浪形骸，这就是当时士子们引以为豪的生活状态。 性消费、性贿赂成了流行的时尚，性病也因为混乱的性生活而发生。有名的文人因出人花街柳巷而感染性病者大有人在。据徐朔方先生考证，屠隆约在万历末年即17世纪初死于梅毒;曾作诗对屠隆之患性病一事不无微讽的汤显祖最后也因感染此病而死。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王百谷诗》记:词客王百谷曾“有诗云:'窗外杜鹃花作鸟，墓前翁仲石为人。’时汪太函(道昆)介弟仲淹(道贯)偕兄至吴，亦效其体作赠百谷诗:“身上杨梅疮作果，眼中萝卜翳为花。’时王正患梅毒遍体，而其目微带障故云。然语虽切中，微伤雅厚矣。”说的是互相模仿做诗，却让我们知道了患梅毒者的某些症状。 即使是明清易代之际，战乱、动荡、残破也没有影响到士子们的奢靡淫逸，余怀曾在《板桥杂记》中描绘当时的情形:“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些士人不仅没有因朝代更替而收敛放浪形骸，相反把自我放纵当作不能以死“殉明”的挡箭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故朝。  二、士子人生价值无由实现的发泄晚明士子们所处的情势异常复杂，社会黑暗，政治混乱，仕路不畅，人生价值无从实现，幻灭感严重，对科举仕途的兴趣部分转向了声色犬马。 小说作者大都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冯梦龙自二十岁左右为诸生，其后屡试不第，直到五十七岁(崇祯三年)才出贡，中间三十多年时间编纂著书与处馆教学，为此，他十分苦恼:“吾惧吾之苦心.土蚀而蠹残也，吾其以《春秋》传乎哉!”与冯梦龙遭遇相同者大有人在，最典型的是《西湖二集》的作者周楫。 湖海士为《西湖二集》作的序中说周楫:“旷世逸才，胸怀慷慨，朗朗如百间屋...才情浩瀚，博物洽闻，举世无两。”但是周楫却郁郁不得志，以至“贫不能供客，客至恐斫柱到荐之不免，用是匿影寒庐，不敢与长者交游。败壁颓垣，星月穿漏，雪霰纷飞，几案为湿”。序者由此感慨道:“士怀才不遇，蹭蹬厄穷，而至愿为优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且愿生生世世为一目不识丁之人，真令人慷慨悲歌泣数行下也。”  古代士人视出仕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最佳途径，那些广开“才”路、仕途通畅的朝代往往给人以政治清明、健康向上的感觉。相反，那些政治黑暗，仕途险恶的朝代，士子们往往心灵空虚，无所依归，寂寞彷徨，消极颓唐，其关注点和兴奋点便会转移。 晚明正是这样一个让知识分子无所作为的年代，士人理想无从寄托，感觉前景黯淡，有许多人通过各种扭曲与鄙陋的渠道发泄郁闷之情，也有人在各种畸形变态的形式中寻找归宿。 袁中道在《殷生当歌集小序》中说“近有一文人酷爱声妓赏适，予规之，其人大笑日:'吾辈不得于时，既不同缙绅先生享富贵尊荣之乐，止此一缕闲适之趣，复塞其路，而欲与之同守官箴，岂不苦哉?”” 晚明一个小品作者黄虞龙曾很有见地分析此种现象:“古来奇逸之士，皆胸中负如许无状，喀喀欲吐而不得吐，故发之歌咏，行之词赋，或使酒骂坐，或拥少挟伎，或呼庐陆博。虽云习气未除，总之英雄不得志，则用以自秽耳，宁有真实哉!”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倾向，因为不得志而放浪形骸，纵情声色，自甘堕落。 另外，知识分子因贫著书，唯利是图，也为艳情小说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清之际，乱世之秋，生存成为一个大问题，士大夫之普遍贫困化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魏禧《溉堂续集叙》说孙枝蔚“世既不重文士，又不能力耕田以自养，长年刺促乞食于江湖”。戴名世的《种杉说序》中说:“余惟读书之士，至今日而治生之道绝矣，田则尽归于富人，无可耕也；牵车服贾则无其资，且有亏折之患;至于据皋比为童子师，则师道在今日贱甚，而束修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  读书人生存艰难，谋生成为一大难题，难免要用自己拿手的技艺著书来求生，那么，创作当时大有市场的艳情小说便成为一种治生之道。 三、出版业牟利的动机晚明社会的纵欲风气和士大夫的不平发泄固然滋生了对艳情文化的需要，但是真正刺激和助长这种需要，并使之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消费力量的则是出版业的商业化趋势。 林辰说:“印刷术发达，刊刻业空前繁荣。于是书商刻书以牟利，盛行一时。许多落魄文人、冬烘先生也以胡编低劣小说以混饭饲口养家。尤其是在清初，从康熙到乾隆初期，书坊左右着文坛，指挥着一些靠小说养家糊口的文人，按他们的要求写艳情小说。...对于这种以小说牟利的现象，当时就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其弊在于凭空捏造，变幻淫艳，贾利争奇而不知反为引导人邪之饵。《醒风流传奇序》” 可以说，艳情小说是书商们获取商业利润的途径之一。事实上自明中叶以来已有不少人专门从事编辑刻印胡拼乱凑的所谓书籍，并从中得到丰厚的回报，因而不少人将此做了谋生的途径。 清初蒋士铨的戏曲作品《临川梦》第二出“隐奸”讽刺明末山人陈眉公，以陈的口气自我揭露:“费些银钱饭食，将江浙许多穷老名士养在家中，寻章摘句，别类分门，凑成各样新书，刻板出卖。吓得那一班鼠目寸光的时文朋友，拜倒辕门，盲称瞎赞，把我的名头传播四方。而此中黄金、白镪不取自来。”虽然是讽刺晚明盛行一时的所谓名士，假隐真俗，但其以刻书为生的生活方式却不无几分真实在里面。  而这一时期造纸业与印刷业的发展给艳情小说的大量印制提供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了现实的可能，特别是在江南.纸张和油墨供应货源充足、质优价廉，印刷工艺具有相当水准并已呈现规模效益。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书坊在大城市全面繁荣,如杭州.福建.南京、北京.徽州、苏州等。 据统计，明代书坊有名可考的，福建建宁府(建阳和建安)有书坊近百家，南京九十三家，苏州三十七家，杭州二十四家，可见印书之盛。书坊业不单单是印，而且兼营销售﹐刻书业盛的地方都形成了专门的图书市场。清初学者查慎行曾以诗描绘福建建阳麻沙书市的盛况:“西江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妆点溪山真不俗，麻沙村里贩书回。” 书籍商品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刊印制作艳情小说是牟利的捷径，其中有不少是书坊主重利怂恿无行穷困的文人随意编造出来的，这从许多作品东拉西，生拼硬凑﹐相互抄袭剽窃，胡乱成章即可窥见一斑。  总之，明末清初艳情小说的集中爆发反映了这一时期人文精神的滑坡，道德理想的沦丧、社会风气的堕落，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社会追求感官享乐达到极致以后必然导致的不可收拾的结果。当然﹐艳情小说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文化现象，而是一个社会产物，它本身包含着丰富的人性内涵，为明末清初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别样的文本。 虽然由于理论上的滞后限制了人们对这些作品的阐释与解读，但作为晚明特有的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有自己的存在理由，为纷纭复杂的社会提供着形象的读本，揭示着表面以下某种本质性的东西。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关注遥山书雁，带您领略文化的博大精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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