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钩沉】浅论“笔墨当随时代”的意义和影响

品谋图书馆馆藏 2023-02-14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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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和书法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清代画家石涛提出了“笔墨当随时代”这一美学思想，对后世绘画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笔墨当随时代”的内涵

清初画坛，“四王”被推为正统。“四王”及其追随者承袭董其昌衣钵，“模山范水、东拼西凑”。风靡炽盛之时，石涛不随“四王”之流波，高举革新旗帜，为当时死气沉沉的画坛注入了新鲜血液。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他在一则画跋中这样写道：“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初唐盛唐，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丽而渐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矣。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 一语道出了绘画与时代的关系。

汉魏六朝的绘画简朴、古淡、意趣盎然，如咀嚼橄榄，意味悠远，无斧凿痕迹。时代风气使然，魏晋士夫崇尚自然，他们的精神与天地往来，这些我们从《世说新语》中约略可以看到。盛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唐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开明的社会制度激励着文人士子开疆拓土、建功立业，豪迈的气概，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是时代的主流，故有张旭、颜真卿书法和阎立本、吴道子绘画的雄奇瑰丽。晚唐时期，大国恢弘之势已去，特别是安禄山叛乱之后，社会矛盾四起，士人心气低落，不复有盛唐之进取精神。此时之画，气势渐靡弱，气格精神远不及盛唐。“侍儿扶起娇无力”，在千年画人的笔下再无一点新意了。石涛以发展的眼光关注笔墨问题，不仅从时代变化上把握笔墨的变异，而且具体区分每一时代的美学特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肯定笔墨的变化当与时代同步。

“笔墨当随时代”就是说用笔用墨要突出一个“新”字，即立意新、笔墨新、形式新。传统是一条流动的河，而不是一潭死水。文艺是时代的一个风向标，一位画家的画作总能反映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地域的特征。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总和中世纪绘画不一样，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开放思想，总能体现在画作的内容、形式和技法上。在书法领域里，古人谈论过“质”与“妍”的问题，唐朝书法家孙过庭也提出过“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与石涛所提出的“笔墨当随时代”的思想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在对传统的笔墨深入学习的同时，具体创作实践中又不要为成法所拘。每个有才能的艺术家，都应在艺术上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都应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确立自己的艺术风格。“笔墨”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僵化的教条。只有当它结合具体的载体，表现生活、反映时代精神时，“笔墨”才有价值和意义。

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主流书风，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从曹魏的建立到隋的统一，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分裂混乱的局面。先是三国鼎立，接着就是五胡十六国，晋室南迁之后，又出现南北朝的对峙，无论南朝或北朝，都更替了四五个朝代。在这种动荡、混乱的社会生活中，很多士人产生了厌世思想，他们很少关心政治，萌生了及时行乐观念，“清谈”的风尚逐渐形成，有的言行放浪于形骸之外，有的借写字来寄托自己的情致。特别是东晋，一些书法家虽然也有官职，却都是“殚精以赴，疲神靡辞”，把终生精力用在写字、炼丹以及音乐等一些活动上。像王羲之虽曾官至右军将军，但大部分精力却耽于书翰，他博采众美，推陈出新，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创造了妍美流变的“新体”，成为一代高标。后世对晋代书法的评价，是“韵胜”，是“格高”。晋代书法之所以韵胜、格高，这和晋代品藻人物的标准——“风神疏逸，姿致萧朗”是分不开的。

南朝因袭魏制不准立碑，所以帖多；北朝没有这种禁止，所以碑多。帖宜于行、草，自然就以流美为能；碑宜于楷、隶，自然就以方严为尚。再加以政治、民族、地域、生活习尚各方面的影响，南朝书法体现为婉丽清媚，北朝书法则体现为雄奇方朴、富有豪气。

唐朝是中国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唐初武德书法接轨隋朝，贞观书法的追求更为明确统一，重视传统和继承，多少有些偏重于相对保守的倾向。盛唐书法充满豪情，更注重创造性，一时群星璀璨，与其相符。另一方面，唐王朝一统天下，迫切需要建立各方面的秩序，反映在书法里就是以唐楷为标志。唐楷的法度森严是时代秩序的一种体现，是中国书法由“晋人尚韵”转入“唐人尚法”的重要表现之一。总的来说，唐代是一个雄强，富于包容胸怀的朝代，书法在真、草、隶、篆各体上都取得了杰出成就，风格也呈现出多元化。

宋代经济的发展为其文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宋代延续了唐代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并且存在着一个广泛的、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文人阶层。这个时期人的主体价值和人格意识较以往自觉而明朗，这些特点在此时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均有明显的体现。宋代书法尚主体、重主观抒情的特点也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具体反映，同时，和政治保持着一段距离、又能调剂文人生活情趣的禅宗大行其道，故其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宋朝士人的处世哲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书法风格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淡，重意态。与唐代相对开放、热烈的色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如果说唐朝如碧海鲸鱼，那么宋人就如翡翠兰藻了，澄澈清明是宋代的风气。

明朝前期统治者对文人采取高压政策，与前几个朝代相比，文人的自由被剥夺了许多。书坛一时被赵孟頫倡导的“复古主义”“书宗魏晋”之风所笼罩，“台阁体”流行。明中叶统治者给予了文人一些自由，此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萌芽，由于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使商人与市民阶层也开始急于要摆脱束缚，以追求个人的幸福与自由。经济的发展，思想的开放，促使社会风气急剧变化。家庭伦理、社会门第观念和社会审美心理的改变，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状态，进而也改变了他们在文学艺术中的创作追求，反映在书法领域中叛逆古典的意识渐趋明显。

晚明社会，朝政腐败、纲纪废弛，财政的拮据和军事的溃败使得日衰。礼制的冲破和文人的放荡使得异端学说勃兴，反映在传统文化领域内，表现为一种交错着的守成与革新、正统与异端、循礼与非礼的诸多矛盾因素并存。服饰上的“去朴从艳”，文艺上的“异调新声”，学术上的“慕奇好异”，成为明末时尚的基本特征，这些因素无疑会促进书风的变革。于是许多书家一反元代以来温和圆润、整饬甜熟之风，追求个性表现的趋势日益明显，形成独特的晚明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