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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

 丘山居士馆 2021-04-25

肖旭

司马迁的生平和著作情况

    讲两个问题:一、司马迁生平与撰写《史记》的关系,讲与他写作有关的事;二、为什么司马迁能写出《史记}这样一部历史著作。

    1、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关于司马迁生平在史学界有两种说法(145,前135),关于他的卒年大约在前90年左右,也就是在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不久。

    2、生平事迹与写《史记》有关的有三点:

    (1)司马迁的家世和家庭。司马迁的先代“世典周史”,都是周代的史官。他的父亲司马谈曾作过武帝时的太史令(管理皇家图书,同时也搜集史料,研究天文、历史)。司马谈精通天文易理,长于黄老之学,对先秦流传到汉初的主要学派思想,如儒、墨、名、法、阴、阳等家都有过评论,而且对道家推崇备至。司马迁从他父亲那里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学术思想和勇于批判的精神方面。

    司马迁十岁随父到了长安,他曾向当对著名儒家大师董仲舒学过公羊派《春秋》,而且也听过经学大师孔安国讲解的古文《尚书》。他对汉代古文、经文都很精通。这些经学学说对司马迁也是有影响的。他学经文、古文花了十年之久,这给他打下了深厚的学识基础。

    (2)青、中年时代的漫游。司马迁曾三次漫游大江南北。东到会稽、泰山、海滨,南至巴蜀、昆明,西到陇西,北至长城内外,足迹遍及黄河、长江、粤江流域,所到之处,他广泛地访问遗闻旧事,考察各地社会状况,了解风土人情,扩大了视野,增益了知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接触到了人民的实际生活。这一切对他进步的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容,都有着重大影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绎,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段记载大体上说明了他从二十岁开始漫游大江南北的路线,如果具体说一下,司马迁漫游大江南北时,他登过会稽山(浙江绍兴),在那里他探寻过传说中的大禹墓地,又登上过九疑山(湖南宁远),又寻访过舜南游时死的葬地。同时司马迁还到过长沙沅水、湘水一带,在那里又访问过屈原投江的地方,凭吊了伟大诗人屈原。还北上到过淮阴(今江苏淮阴),那里他又访寻过汉朝开国元勋韩信的故居,同时也搜集了韩信许多史实。同时又向北到达过汶水、泗水一带,拜访过孔子的故乡曲阜,也到达过齐国的故都临淄,在齐鲁故国还和儒家们讨论过儒家经典,也参过了儒家的礼仪遗风。同时他也到过鄱(今山东彭县)那里,过去曾是孟子活动的地方,又到过薛(今山东藤县东南),过去是孟尝君的封邑。还到过彭城,这是项羽的都城。《太史公序》曾说太史公在这些地方,曾遇到过困难,所以他又经过梁(今河南)、楚(今江苏)。以上是他第一次漫游(二十岁左右,前1 26),到了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等地。

    后来司马迁又作过郎中这样的官(皇帝的侍卫),这时他奉武帝之命出使过西南夷,一直到今天的昆明,其目的主要是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这次出使可以说对他撰写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有很大的帮助。这是第二次漫游,地点是四川南部、云南边境一带。

    第三次是武帝元丰元年(110)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司马谈因病未去留在洛阳,是司马迁当了随从。从长安出发,东行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封禅之后,又随从武帝“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又东至碣石、辽西,考察了中国东北部许多地区。

    (3)遭李陵之祸。司马谈临终前,把著述史书的宏愿留给了儿子司马迁。司马谈病故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并开始在国家图书馆“金匮石室”阅读,整理古代、当代的档案和藏书,有了读万卷书的机会,为他编写《史记》做了准备工作。司马迁决心继承先人的遗愿,写一部史书。正当司马迁专心致志撰写《史记》时,横祸飞来,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遭李陵之祸”。因汉武帝征讨匈奴,当时的大将李陵,因受到匈奴三万骑兵的围攻,最后没办法投降了匈奴。司马迁对这件事曾表明自己的态度,特别是对带兵主将李广利(武帝宠妃夫人之兄)的不满,惹怒了汉武帝。因此在前98(天汉三年),武帝处司马迁宫刑。这就是《太史公自序}所说,“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司马迁这一遭遇,给他带来极大的耻辱和愤慨。他一方面对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和上层社会的世态炎凉有了很痛苦、深切的感受;另一方面他为了雪清耻辱,更加发奋著书,他从前代贤人那里吸取了动力,从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受到鼓舞,所以他用十年时间,终于在前99年完成了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太史公书》。并通过《史记》来鞭挞黑暗,表彰正义,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感情。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还有著名的《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等。《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在武帝太始四年(9 3)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长信。信中主要内容是说他遭李陵之祸的经过和受刑后屈辱、愤懑的心情,以及他发愤著书的理想。《悲士不遇赋》大约写于司马迁的晚年,是一篇咏怀之作(即抒发自己生平怀抱的作品)这篇赋中概括地写出了他自己的生活悲剧。它一方面对“美恶难分”的世态做了揭露,感慨自己“生之不辰”,同时也表示“将逮死而长勤”,是说自己虽然到了老年,接近去世了,但还要勤奋不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饱经忧患,感慨深沉,而终身坚持理想的老人形象。

/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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