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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尉的女人》整个文本的叙事就是文学试验，文本被作者分割成61章，每章都有作者旁证博览的题记。作者强势介入自己的文本叙事，与主人公对话，打破叙事的真实性。文本插入了大量哲学思辨和科学普及，更像是一个文学论文，延宕叙事的历时性。并在结尾处设置了三种结局，打破传统文本叙事结尾完整性，即“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惯常写法都不允许开放式的结尾”（348页）。作者在建构文本的同时也解构着它。因此读者的期待视野是艰难的，作者的权威操控着整个叙事，但结尾的三岔口将叙事权力移交给读者，这是对传统作者权威最大解构。 文本的叙事也可简约成三角的关系：欧丽斯蒂娜—查尔斯—萨拉。蒂娜是查尔斯的未婚妻，萨拉是莱姆镇传闻中的娼妓。文本的第一个结尾，查尔斯越轨萨拉，然后像香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浪子回头故事结局，与蒂娜结婚生子。这个结尾出现在第44章，而后面的17章便是福尔斯开始解构这种传统结尾。作者认为这样的结尾“有悖于查尔斯更深层次的行为发展可能性”，即“这本写他的事情的书将以一个显然很糟糕的结尾而告终”。这种糟糕就是查尔斯与蒂娜离婚而寻找不辞而别的萨拉的叙事，查尔斯最终艰难地找到了萨拉，他不断地质问萨拉为什么，萨拉最终用她与查尔斯的小女儿来回答。在此处，福尔斯分裂成两个结尾，一是“三人依偎着”，但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种结尾有论者认为是三人的团圆的结局，我认为这不是。首先从作者的创作手记中并没有三人团圆的打算；其次，在第二种结尾查尔斯问：“我还有机会理解你的迷吗”，文本给出萨拉的反应是“依偎在他胸前的头使劲地摇，默不作声”。我认为这样并非是某种团圆的认可，至多是作者某种温馨场面的叙事，萨拉依然会选择独身。二是查尔斯错过了他的女儿，独自离开，继续着对萨拉的愤恨和自我痛苦。很多相关研究论文都在探讨44章之后的结尾，而最有意味的就是第三种，即以查尔斯与萨拉的巨大的隔阂为结，我的探讨也在于此。 在切入具体两性关系之前，饶有趣味的是：福尔斯与福柯同年生人，《法国中尉的女人》与《知识考古学》同年出版。要指出福尔斯和福柯的某种相似性，在这个文本的第35章，作者再次打断叙事，开始研究起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真相，认为要避开那些严肃的约定俗成的认可，即“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过分拘谨，坚持清教徒式的生活准则”，在这虚伪的另一面“最能反映这种客观现实的是他们生活中有关性方面的内容”。这恰与福柯在《性经验史》开篇引入的“另一种维多利亚人”作为研究的楔子相似。其次在寻找这些内容的方法上福尔斯指出“如果我们寻找客观的现实，我们必须到别的地方去找—查梅休的著作，查各种委员会的报告”，并避免去在狄更斯和其他一些与他齐名的作家中寻找。要重视比如维多利亚时代农村的婚前性行为和19世纪农场工人的乱伦现象。这样的方法论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并都对弗洛伊德性压抑理论保留意见，福尔斯质疑他的升华理论，但又尝试用升华理论解释了作家哈代的作品；福柯则提出“压抑性假说”予以扬弃，将弗洛伊德忽视的社会压抑重新捡起，并强调权力在压抑着性的同时也在生产着新的压抑。 二者叙事（论述）的背景是维多利亚时代，即1837年—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期，福柯在《性经验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位一本正经的女王还出现在我们性经验的徽章上，矜持、缄默和虚伪”。这个时代表象是严肃的，但后来的研究者们努力挤进这严肃的阴影里： 福尔斯认为“每一个维多利亚时代人的思想都有两重性，这是我们回顾19世纪的情况时必须随身携带的重要装备”。维多时代的英国要求男性是一本正经神态的地道绅士，文本中查尔斯在遇到萨拉之前努力维持着这个形象。福尔斯强调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冠之以庄重、道德纯正、诚实等上千个误导人的名称”。维多利亚时代要求的“女性形象是庄重、顺从、羞涩”。比如查尔斯的未婚妻蒂娜的姨妈特兰特教导她：“成为正式夫妻之前，两个人不应该单独坐在一处，也不应单独外出散步”。关于女人，“维多利亚时代有这样一种态度，即任何关于女人从性行为中获得乐趣的说法都是恶意诽谤。弗洛伊德将之假设为躲避性行为是一种普遍的女性倾向。”波伏娃也将这种试图把“许多雌性动物在它们期待交媾时却逃避交媾”的原始习性扩大成女性的某种特征认为是荒唐的。但福尔斯却把两位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赋予蒂娜身上：“性的念头顿时在她脑中闪现……她似乎预先感受到了性行为的痛苦和野蛮……她曾一两次目睹过动物交配，那种暴虐的情景一直萦绕在她脑际……每当涉及女人肉体方面的内容，诸如性、月经、分娩等方面的东西，试图强行进入她的意识时，她都会用无声的语言告诫自己：我不可那样做。她有时颇感费解，上帝为什么会允许用这种带有兽性的义务，来亵渎人类纯洁的渴望。在她那个时代，大多数妇女都有同样的感受”。还有妇女委员的领导人、萨拉的雇主波尔坦尼太太“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即女人感受不到肉体之乐”。 而萨拉的出现背离着这样的要求，因此，莱姆镇的人们给她起了一些不好听的绰号——法国中尉的娼妓，被人宣告有罪，传闻法国中尉抛弃了她，传闻她是精神病。她“对肉体并不恐惧，并猜测性爱一定能带来肉体上的快乐”，这句话的后面作者直接切入：“但是我以为，她并没有实际的体验”。作者肯定了萨拉没有性经验也就意味着这与莱姆镇有关娼妓传闻的话语相抵触，当娼妓的社会话语甚嚣尘上的时候，萨拉将自我的真实封闭起来，缄默不语，但她“接受了社会权力赋予她们的话语方式，积极主动地书写了自己的人生”（论文《话语权力》）。接受并策略性运用这种社会话语作为反抗权力的某种手段。这也是性逆转叙事文本的某个相似性，比如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王二教导陈清扬顺着“破鞋话语”所做的接受性反抗一样。因为“通过把自己置身于社会所不容的境地而获得了自由。因为对一个公认的娼妓、精神病人，人们就不能有更多的道德批判和要求了”，她利用这份耻辱来获取自由。 在考察萨拉—查尔斯的关系时，作者在这个连接中插入了一个心理医生格罗根。这值得特别注意。在格罗根—查尔斯的连接中，他起着引导查尔斯更深入理解萨拉的叙事任务，也是在这个医生强调下，萨拉被赋予成一个抑郁症的精神病患者的形象，他不断地向查尔斯强化着萨拉的病人形象。为了证明他的判断，他给了查尔斯一本《医学心理学观察》并让他看自己在书中做记号的段落，这些段落是年轻女性通过自虐来寻求同情的疯狂的例子，在解释这些类似歇斯底里症的原因时，这本书认为“几乎都是由于性压抑引起的”。在女性自虐的特征以及性压抑引起神经症方面，无疑这又贴近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格罗根医生提醒查尔斯的是萨拉可能在利用自我的性力来引诱他。 当萨拉与查尔斯完成第一次性行为之后，格罗根医生对查尔斯说：“世上所有的人都会把这个字眼（性欲）跟你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福柯指出：“你的性活动作为你个人的行为出现……到了19世纪，性行为作为个体自我的象征，开始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开始通过性行为或欲望来判断人格。而令查尔斯震惊的萨拉的最大的性真相是“他强暴了一个处女”，这与她是娼妓的社会话语相背离，查尔斯恐惧中认为自己进入了讹诈的陷阱，但随后萨拉的态度是令人惊讶的。在整个文本中萨拉引诱查尔斯的目的是令人困惑的，考虑到在与查尔斯第一次性行为之后她说“我爱你……在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一刻就爱上你了。在这个问题上，你从未受骗过。欺骗过你的是我的孤寂，是一种怨恨，一种妒忌，我不知道……我不能解释，也是无法解释”，随后萨拉冷静地说：“你不能娶我，查尔斯先生”。若将这句冷冷的话语与文本的第三个结尾连接起来，萨拉的形象便立刻令人不寒而栗。作者赋予了萨拉的叙事以最大的未知性，在叙事中作者忽然站出来说：“萨拉是谁，她是从什么样的阴影里冒出来的”，并进一步解释“像萨拉这样的现代女性的确存在但我从未了解她们”，福尔斯在文本中数次引入存在主义哲学，似乎在暗示萨拉的选择是自由，不愿意走进他者的地狱与婚姻的束缚里，保持自我的独立，这与梅里美《卡门》那个崇尚性自由与拥有强大自我主体性的卡门有某种相似性。 在查尔斯最终与萨拉完成第一次性行为之前，查尔斯忌惮着萨拉动摇着他的绅士地位，他曾为自己在将来的婚姻中地位不如蒂娜而烦恼。她的父亲是巨富，她有着大量的嫁妆。而那个时候“追求嫁妆和猎狐、赌博一样，是一种体面的事情”。查尔斯的祖父是从男爵，他的伯父有两处巨大的庄园可能会让查尔斯继承。准岳父想让他“有一天通过蒂娜继承巨大的商业企业”。但查尔斯自认为是一个钟爱研究化石的业余科学家，属于理性的科学的特殊阶层。阶级差距依然是横在查尔斯—萨拉之间的鸿沟，虽然查尔斯眼中的萨拉具有独特的性吸引力，但他也忌惮的舆论：“她是个名誉受到严重损害的女人”。因此，他处处保全着一个绅士的体面。 在阶级地位上，萨拉也嫉妒着蒂娜的出身，他愤怒于自己没有出生在有阶级地位的家庭里，但她坚持受教育，半工半读，“她得到的是一个淑女的虚名，实际上她成了等级社会的地道受害者。她父亲强迫她离开自己原来的阶级，但却没有能力把她提升到更高的一个阶级”。她清楚着自己的窘况是源自于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这是先于萨拉存在的。在遇到查尔斯之前，萨拉一直都戴着莱姆镇赋予她的娼妓的话语，对这一社会话语保持沉默。她似乎给出了一种认同这样身份的模样，她拒绝像任何人坦白自我的性的秘密，包括格罗根医生，这是萨拉做出的某种接受性反抗。福柯在《性经验史》中论述性经验机制在历时性发展中精神病学正是在神经症患者的坦白中，尤其是性秘密的坦白中在19世纪接替了之前教会中的忏悔，尤其是对性的忏悔。精神分析替代了教会曾经在性真相探查中的权威。而福尔斯的这一叙事安排似乎又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嘲弄，但在他创作这个文本的手记中可以看到他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创作的痕迹。这是作者创作意识对理论的摇摆与暧昧。而萨拉页反对像这个权威坦白。 莱姆镇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萨拉的性真相产生着好奇，而萨拉不向医生坦白却选择了查尔斯。考虑到在查尔斯对于萨拉情感最犹豫不决的时候，格罗根医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你不再出现在萨拉的面前可能会刺激她更严重的抑郁症状”，但又认为萨拉“只有一件武器，唤起这位好心的男人对我的同情……我必须让他同情我的现在”的某种阴谋。格罗根医生在第27章的大部分猜测与萨拉的那些外交手腕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这是一种福柯所说的猜测性真相的快感，即“有关真实话语的特殊快感”，格罗根为得到某种解释而感到快乐。 或许就是在探索萨拉的性真相的过程中查尔斯逐渐变成了性弱势一方：他放弃了自己的阶级身份，放弃追求高额的嫁妆和继承商业帝国的结婚选择，又遭受剥夺伯父庄园继承权的打击，主动放弃被作为绅士看待的权力，承认一无所有，跳入萨拉的策略陷阱，迷失在寻找萨拉不辞而别的路上。这种放弃一切的选择与之前查尔斯畏首畏尾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这里似乎能看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对自我主体性的放弃。而萨拉由之前的穷困的“娼妓”和“女仆”变成一位全套新潮女性服装、做着令人愉快工作的艺术家助理。按查尔斯的话“现在他们的地位奇怪地颠倒过来了”，现在他成了哀求者”，随着颠倒的还有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从萨拉与查尔斯第一次性行为之前带着哭腔的“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到“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查尔斯先生”的话语转变，萨拉确实从弱势的处境逆转成为了强势的地位。 在聚焦如何逆转的叙事上，作者在叙述萨拉的过程中像福柯论述性史一样习惯运用军事词汇来探索性真相：萨拉与上层阶级的波尔坦尼太太的交锋“萨拉再次表现出她的外交手腕”赢得苛刻的雇主的某种认可“承认萨拉的地位比女仆优越”，利用自己朗读《圣经》的优势“夺取了（费尔利太太）的管家职权”。萨拉故意与查尔斯在被污名化的韦尔康芒斯相会后让费尔利太太发现，而这个地方经常有情人露天进行性行为，是波尔坦尼眼中的索多玛，禁止让萨拉在这里散步。因此她的故意使得她被辞掉。在与查尔斯的交锋中，萨拉大量的自我坦白与莱姆镇人的看法南辕北辙，她在向查尔斯叙述另一个萨拉。除此之外，萨拉偶然听到查尔斯对古生物学的兴趣就捡了两枚介壳给他。她认真地听他对介壳的讲解就像米丽安认真的听保罗讲的他的画一样，是某种可以走入灵魂的东西。果然，在萨拉给查尔斯的第三枚介壳后更像是通往查尔斯同情心更深处的钥匙。而这种钥匙却是蒂娜的父亲鄙视和蒂娜忽视被萨拉抓住的东西。 当凝视福尔斯如此为萨拉安排这样“女神卡吕普索诱惑奥德修斯”的叙事与第三种结尾“查尔斯被萨拉抛弃的处境”相连接时，诱惑他并抛弃他。考虑到福尔斯设置的三个结尾萨拉都没有与查尔斯结合，甚至连结合的意愿都是拒绝的。这样的叙事模式在传统的文本，尤其是男性叙事者的文本中大都是男女两性颠倒的，比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就是康妮试图放弃自我主体性成为麦乐斯的他者，而萨拉这样一个女性，自始至终都拥有着岩石般坚硬的自我主体性，她拒绝成为任何人的他者。反而是处在上层阶级的查尔斯逐渐放弃了自我，自愿成为萨拉的他者。 查尔斯的某种婚姻愿望是作为性的合法性出现的，但他又时常“幻想自己是个唐璜式的人物”，他为此困惑许久。“唐璜所做之事其实是自然的，但是他这个人却被视为不自然的”，因为他颠覆了“西方人设想的两套庞大的法规体系——联姻法律和性欲秩序”。查尔斯出现这种矛盾是与未婚妻蒂娜完成第一次性行为之后，蒂娜的泪水要求着这种合法性。但很明显，萨拉的出现激发了查尔斯体内的唐璜属性，他抛弃了任何秩序、道德、阶级与那合法性的思考走进她。但在与萨拉完成第一次性行为之后，合法性的问题再次占据了查尔斯的意识中，但萨拉随后的话语却击碎了他的这种合法性的矛盾，萨拉成为了拒绝性的合法性的唐璜。而这正是像波伏娃和米利特这样女权主义者期待的那种新女性的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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