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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小时候是穷人家的孩子，吃够了受穷的苦。他的体质先天不足，若是像他的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话，用他自己的话说“估计也活不到四十岁”（我祖父是四十岁时走的）。后来在几个舅公的资助下，他才念完了师范。虽然毕业时候赶上了最困难的1962年，没有得到分配安排，直接下放回乡务农，但是因为读过书，才有机会到大队部干团支书、做小队会计，后来又被推荐到大队民办小学当校长。 一 不管谁家的孩子，在父亲的眼里，只有一件事可做：读书！再穷再苦的人家都得让孩子读一点书。他特别不赞成有些父母为了多挣工分，把孩子留在家里的做法。走在刘塆去大队小学的路上，看见谁家的伢儿不上学，父亲就会对那孩子的父母讲：“几大点伢儿，做得了几个工分，还不如放到学校，认点字识个数，也长长个儿。”劝归劝，常常没有什么效果。因为那时候既不兴普九义务教育，也没有中高考升学考试，读上五七九年的书，照样回家种田。读书能有什么用？ 但是也有父亲板脾气上来，犟得不让人的时候。塆里廷光五伯有六个孩子，老大老二都没读完小学就早早回家务农了，老三刘自如好不容易读到五年级，五伯又要让孩子放书了。自如哥读书可不容易，真正在学堂里的时间不到一半，另一半时间都在帮家里挣工分：有时候上午在学校，下午回家去了；有时候周一二三来读书，周四五六日在家里干活儿。即使这样他的成绩牢牢占在班里头名位子上。廷光五伯自己是新中国第一批师范生，五七年反右派的时候下放了，此后一直不得志；他觉得自己就是吃了读书的亏，害得家人跟着自己受苦；虽然知道自如是块读书的好料，五伯并不愿意孩子步他后尘。 打口水仗，父亲不是五伯这个老牌师范生的对手，就跟他来犟的：“伢儿是你的，你让他回家挣工分我不干涉；但是自如也是我的学生，我要他回课堂你也别跟我扯皮！”五伯拗不过，答应让孩子继续读书，却撂下一句话：“读书可以，费用交不起！别怪我刘廷光叫伢儿读'痞'书！”父亲当然知道五伯家的难处，自如后面还有弟弟妹妹三个伢儿也是要读书的，就和自如哥当年的班主任南东求老师想对策：书本费拿不出，就借旧书凑合着用，别人不要的铅笔头都留着给自如用。就这样让他在大队读完了七年级（恰逢那两年初中下放到小学），然后送入汪岗高中继续读下去。 对于品学兼优的学生，父亲总是变着法子表扬。刘自如是一个，还有万军和南方圆。对刘自如的表扬当然是在课堂上奖励铅笔和作业本了；后来表扬万军和南方圆则规模大多了。 在红星和新华合并为新华大队之后的1978年，父亲了解到新华大队小学的学生万军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在读的书本保存得整整齐齐，一点卷边都没有，觉得这个孩子非常懂事，能够体恤家长的艰辛，特意在红星、郭坳口两个校区做了一次“万军同学书本巡回展览”，好好地震撼了一下全校师生。南方圆是从三年级时候转来的新学生，是个自觉性和自学力都很强的学生，始终把学习当做自己的事情，成绩也名列前茅。在南方圆转入的第二年，学校破天荒地举行了第一届“学习尖兵”表彰大会，发一张大大的奖状，表扬各年级考试第一名的学生。这样的表彰大会此后一直坚持到父亲离开。 二 父亲把红星小学管得井井有条的那十几年，有一条在今天看来很可能犯错的教育手段：惩罚教育。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违纪学生的严厉惩戒，就在教室门外的台阶上罚站、罚跪和抽教鞭，让来来往往的群众都看得见。这条措施招致一些自己不舍得打孩子的父母的非议，但是更多的乡亲还是表示了认可！ 其实在父亲的惩罚教育之下吃苦头最多的是刘塆的孩子，尤其是我们家族里“自家屋的”孩子们！像我们堂兄弟几个，保国大哥没念书、新国二哥没在父亲手底下读过书，他们没受到过父亲的“棍棒教育”。其余几个：自元哥、我、启元、自想、爱国、自兵、自咏、小刚、刘钊等等，没一个没挨过我父亲的骂，没一个没吃过我父亲的“栗暴子”，甚至我姐、我妹，还有我二爷的两个儿子李正和李庆都没落空！ 挨打最狠的就是我在郭坳口读四年级的那一次了。那一次上学路上，我和塆里几个同同龄人在上学路上的长塘里抓上水鱼，被从山路上经过的父亲发现了，他一吼，我们都飞快地赶到学校去。刚刚坐进教室，父亲大步流星地跨进教室，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把将我拎出座位，甩手就扔到门外去了，把站在门口的班主任南金辉老师都吓蒙了！他知道刘校长有体罚学生的手段，但是没想到是如此粗暴！我被摔出教室，趴在地上不敢乱动，其他跟我一起路上玩水的几个，不打自招，赶紧乖乖地出来罚站了。 这就是我的当小学校长的父亲，他要对学生使用体罚手段，也是“镇人先镇己”，这样才叫人心服口服。在学校里，我的父亲并未教过我一天课，我却多次挨过他的体罚，多半是拿我做“杀鸡儆猴”的那只“鸡”来用的。这也是我骨子里努力想逃开他的范围不受他控制的原因之一。多年以后，亲朋好友谈及父亲对他们的孩子的好来，我总怀疑是不是我听错了，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只要涉及读书和学习，父亲的脸色总没有让我看到和善，总是严肃而阴沉。 其实追溯起来，一切都是有渊源的。比如玉明表姑和细池姑爷俩口子的几个孩子都先后得到父亲的关照，孩子们也都很争气，一个个学业有成。帮助这几个孩子，就是帮助玉明表姑；表姑是二舅爹的大女儿，二舅爹是土建工程师，整天忙于公家的事，无暇顾及子女的上学，表姑就耽误了读书。父亲当初读书不容易，却得到了几位舅公的全力支持；所以只要有机会，父亲会极力地会报老一辈的恩情，把这种报恩之心转嫁到舅公们的下一代身上了。汪岗舅表亲家的孩子、竹瓦姨表亲家的孩子、夏凉姑表亲家的孩子，但凡能拉一把的，父亲一定要伸手的。 父亲一辈子绝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学校里的，很多人情世故他并不清楚，他只认一个理：读书是孩子的本分，打工赚钱的事来日方长。塆中塆下的后辈，远乡近邻的孩子，只要愿意读书，只要有能力往上读，父亲都会鼓励他们去读，甚至会说服孩子们的父母给孩子创造机会读书，父亲自己也会力所能及地为孩子们读书提供便利：帮他们联系学校或者转学，插班到靠得住的班主任手里，借住在熟悉的教工宿舍里。 三 我的父母，自己有四个孩子，我姐是老大，抱养的，我是老二，妹妹是老三，弟弟是老幺。因为父亲自己是中师毕业，读书算不得很多，但是还算民主开通，家里经济再困难，他都要想办法让四个孩子先后进学堂念书。 我姐上学那会，正赶上我弟弟、妹妹先后出生，家里大人要忙生活，乡下又没有托儿所，所以，姐姐上学时，我是跟着她进学堂的，等我到了上学的年纪，姐姐又背着妹妹上学了。就这样，姐姐的学业就一天天地被拖垮了，我上四年级时，就赶上了她，等我上到五年级，姐姐还“蹲”在四年级呢。 姐姐在15岁那年辍学，在学校里她觉得已经找不到学习的成就感了，还是回家干活吧。在田间地头，打小就手勤脚快的姐姐成了母亲的得力助手。姐姐连中学都没念上去，这一直是父亲的一块心病。所以我姐的第一个孩子蔡潮到了读书的年纪，父亲就把他带在身边，看着他一天天长大，上幼儿班、小学、中学，看着他读书写作业，似乎想从蔡潮身上给我姐一点补偿。再后来，姐夫得到了在职培训和深造的机会，父亲和母亲就主动多担待一点姐姐的家里事情，为的是让姐夫能够潜心学习。 我姐辍学的第二年，我弟也上学了。兄弟姐妹四人中，弟弟可能是得到父亲“亲切关怀”最多的一个，因为他是父亲的小儿子，在他后面再没有更小的孩子需要操劳的了。前面三个孩子身上曾有过的失误，不会再在他身上重蹈覆辙了，前面三个孩子不曾得到过的关怀，全在他身上都得到了落实。所以，四个孩子，跟父亲跟得最紧的是他了。 姐姐的辍学给了父亲一个警醒，从此紧盯我和妹妹弟弟的学习，不敢松懈。我父亲曾说，我上小学四年级之前，还是用心的，超过我姐以后，就开始“翘尾巴”了。我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一些表现让老师头大，经常联系我父亲，导致他比别人的家长出现在班主任老师面前的频率高，所以，他经常拿我做现成的反面教材训斥弟弟妹妹们在学习中的点滴失误。我几乎一直在弟弟妹妹印象中是个“学习不用心”的不称职的哥哥。 姐姐放了书，我老是给父亲添乱，都成了父亲教育子女的前车之鉴。从1984年开始，父亲的工作在小学到中学之间调动频繁，他就把妹妹和弟弟带在身边，从柴河小学到梅山中学再到南凉中学，都在自己眼皮底下管着。 弟弟脑子活泛，观察能力模仿能力都不错，到哪儿都能适应；妹妹内向一些，不善于跟新环境的人和事打交道，总是很被动地受父亲的安排。到初中二年级，弟弟和妹妹，复制了我和姐姐小学四年级的历史：弟弟赶上妹妹了。初中一读完，妹妹就没继续读高中。 我妹或许有点生不逢时，她还吃奶的时候，母亲患严重的眼疾而奔走于各地医院，父亲则在陪母亲去医院的路上。妹妹是吃百家奶活下来的，自幼体弱；母亲的病情稍好的时候，弟弟又出生了，她幼时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总少了那么一点点。我妹初中毕业后，适逢县教育系统在浠河边（浠水电大内）组建了一个生产童车配件的小厂，安置教师子女就业，父亲就把妹妹送到这里，指望着这里不用风吹日晒雨淋的工作总比回家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要好些，却没想到这个小厂的恶劣环境损害了妹妹的呼吸道。所以妹妹的生活，后来也一直是父亲的一块心病。父亲去世后，母亲更多地选择和妹妹一起生活，帮妹妹带孩子，其实也是完成父亲的遗愿。 我和弟弟都有过被父亲安排的留级的经历。我是在小学五年级留的级，留级的由头是数学不过关。我那时候对“分数计算”中“通分”这一节没学好，老算错，常常把分母相加减，分子相加减；数学老师就把这事告诉了我父亲。父亲说，这么懵读什么书啊，那还不如回家放牛！于是就回家放了半年牛！过了年开了春我又回到了学校，安排插班进了四年级。我弟是在初三蹲班的，父亲给的理由不是哪一门成绩太不像话，而是不让他超过我妹妹，想让妹妹安心顺利地把初中的书读完。其实，我和弟弟的留级都是父亲设计的，他想我们在升学前一年回炉淬火，以确保考试有更稳定的发挥。 父亲还拿广播体操中的“冲拳运动”打比方，为了出拳更有力，先要把拳头收一下，再打出去才更有劲！为了孩子，我父亲也真用心良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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