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常用的几种官尺

（一）太府尺、三司尺和文思尺

“太府尺”、“三司尺”和“文思尺”等，是宋人使用较多的通行官尺。其称谓的由来，同当时度量衡器的制造和发行机构有关。^[1]北宋初年，太府寺既是中央常设的尺斗秤制作机构，又兼有统一发下“法式”的具体职责。由这里制作和颁发的标准官尺，即称为太府尺。宋代的太府尺，主要包括熙宁四年以前太府寺制作发出的一切官尺，如营造官尺、太府布帛尺、官小尺等。

至迟从大中祥符二年（1009）五月起，三司开始经营度量衡器的销售活动——“始令商税院于太府寺请斗秤升尺出卖”；“具帐申三司，十日一转历”。^[2]于是，在太府寺原发行系统之外，出现了一条新的尺斗秤发放渠道，即经由三司诸案之一的商税机构在市肆出卖官尺。凡属这一渠道流通的官尺，又被称为三司尺。

所谓三司尺，大约也是太府尺中的一种，即经三司发行使用的太府尺而已。至于三司布帛尺，既属三司尺之一种，更是众多太府尺之一。如果将太府尺之外的文思尺、南宋官尺包括在内，三司布帛尺的行用时间就越发显得有限。其盛行时代，主要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至熙宁末（1077）。元丰间撤销三司后，“三司尺”之称亦渐趋于消匿。只是由于三司对布帛赋敛及度量衡等的管理实权，远大于太府寺，“三司布帛尺”之称才广为人知。如果对这种情况不作分析，甚至将宋代日用官尺归结为三司布帛尺或布帛尺，那就未免欠妥了。

名副其实的太府尺时代，是北宋初至熙宁四年（1071）十二月以前。熙宁四年十二月，“太府寺所管斗秤务，归文思院”^[3]。从此以后，文思院或“文思院下界”制造的官尺开始行用。这就是“文思院尺”^[4]，或简称“文思尺”。

太府尺的极盛时代虽仅至熙宁四年，该尺的广泛行用却并不以此为限。人们甚至习惯了“太府尺”的称谓，有时候，连文思院尺也沿用太府尺的旧称。而文思院尺的制作规格，也确实遵依太府寺尺之旧制，直到徽宗朝宣布毁弃旧尺和改行新尺为止。

太府尺的衰落，是在北宋末、南宋初。根据徽宗政和元年（1111）的诏令，文思院新造的大晟尺由朝廷降付诸路，并逐级给付各州郡及其属县使用，同时宣布“自今年七月一日为始，旧并毁弃”^[5]。对于太府尺和依太府尺旧制而造用的文思尺来说，这是一次致命的打击。此后的度量衡改革虽又略有反复，但接踵而来的“靖康之难”和高宗南渡，终于使太府尺和北宋文思尺一蹶不振。南宋改用浙尺作为新的官尺之后，北宋遗留下来的太府尺或旧文思尺行用范围，便越发有限——乾道间徽州办理上供绢的官吏获得外迁时，其原绢匹规格仍以太府尺旧制计量。

宋代太府尺，是主要行用于北宋的官尺。继太府尺而起用的“文思尺”，则包括熙宁四年十二月起至南宋灭亡前文思院制造的一切官尺。北宋太府尺的规格特点前后变化较少。而北宋中叶至南宋的文思院尺，其规格特点则变化颇大。

概括地说，宋代文思院尺的规格至少有过三种以上：其一，是熙宁四年十二月至大观四年（1109）以前的文思尺，即按太府尺旧制而造的旧文思尺^[6]；其二，是大观四年至政和五年（1115）前后制作颁行的大晟新尺^[7]；其三，是南宋文思院依临安府尺样和依浙尺尺样制造行用的南宋官尺^[8]。

鉴于文思院尺的前两种分别可称为“太府尺”和“大晟尺”，所以，宋元时人所说的“文思院尺”，通常多指南宋文思院尺，即南宋官尺。所谓“浙尺”，就是这种南宋官尺之一。关于这一点，后文还将详细阐述。

太府尺和文思尺等朝廷颁降的标准官尺，当时也称为“省尺”。其中，作为地方官府仿造时依据的样品尺，称为“省样”尺^[9]。不过，省尺一语在实际使用时的具体含义，似乎还兼有短缺不足之意——正如“省斗”不同于“官足斗”，“省秤”不同于“足秤”那样。从一定意义上说，宋人语汇中的“省尺”和“官尺”，未必总是毫无差别的一回事情。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官尺”又与“省尺”通用。由于“官尺”和“省尺”较多，又彼此混称，所以有时很难区别。就连当时的学者朱熹等人，也不免产生误会。

太府尺不仅是全国通行的日用官尺，而且，还曾作过乐尺的标准参照物。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四月八日李照的奏疏说：“伏见太府寺《石记》，云'官尺每寸十黍’；臣以今黍十二，方盈得一寸。愿望更造官尺。”这一奏议被批准后，他制作了新式尺斗秤等七种。其中的新律尺即所谓“李照尺”，便是“准太府尺以起分寸”，比一般乐尺长出许多。^[10]更具体些说，他所用的太府尺即“太府寺铁尺”。^[11]后来范镇定律，也认为“世无真黍，乃用太府尺以为乐尺”。^[12]

除李照乐尺“准太府尺以起分寸”外，景祐年间出现的乐律尺还有三种，即和岘尺、邓保信尺、阮逸胡瑗尺。^[13]这三种乐尺与李照用的“太府寺铁尺”合起来，当时也称为“太府寺四等尺”。^[14]《宋会要》中提到的“太府寺四等尺”这一说法^[15]，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当时的太府寺尺为四种。其实，那不过是指四种乐尺、其中包括李照用的太府寺尺罢了。

（二）官小尺与营造官尺

宋代的官尺，至少包括北宋官尺与南宋官尺两大类。北宋官尺，又有太府尺、三司尺、北宋文思尺等。太府尺或北宋文思尺中较为常用的官尺，则有官小尺、营造官尺，以及太府布帛尺或三司布帛尺等。

“官小尺”，见于《玉海》的载述：

政和元年五月六日，攽大晟乐尺〔自七月朔日行之〕；此官小尺短五分有奇。^[16]

这里所说大晟尺比官小尺短五分有奇的比例，略异于《宋会要》、《通志》所载大晟尺短于太府布帛尺四分的比例。^[17]如果这不是《玉海》的刊误，那么，所谓“官小尺”，当不是太府布帛尺的别称，而是另一种区别于三司布帛尺的太府尺或北宋文思尺。其长度，约为31.6厘米至31.7厘米。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说他制作天文仪器时，考订了“古尺”与“今尺”的比例——“古尺”2.53寸，当“今尺”1.845寸^[18]。这一比例表明，他所说的“今尺”，正是31.68厘米长的官小尺。

在现存宋尺实物中，至少有六七种尺的长度与上述官小尺相符。如1973年苏州横塘出土的浮雕五子花卉木尺，长31.7厘米^[19]；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鎏金铜尺，长31.74厘米^[20]；罗福颐《传世历代古尺图录》第45、46图著录的星点铜尺和镂花铜尺，均长31.6厘米。此外，苏州博物馆所藏江阴发掘的另一宋代木尺，长31.8厘米。该尺正面雕饰梅花图案，反面为云海纹饰。^[21]无锡博物馆藏当地出土两枚宋木尺，一长32厘米，一长31.85厘米。前者一面半尺雕牡丹花，另一半5格，每格1寸，又标出5分线；后者一面刻字，一面为5分10格。^[22]

历史博物馆藏31.74厘来长的鎏金鸟兽花纹铜尺，或许即罗福颐《古尺图录》第46图之镂花铜尺。如是，则该尺31.74和31.6厘米两种长度中必有一数不确。但不论如何，铜尺上面那精美绝伦的寸格雕饰，在现存宋尺实物中实属罕见（参阅〔图版十五〕）。而1973年苏州横塘出土的浮雕木尺，其所刻五名童子和折枝、缠枝牡丹等生动形象，又不禁令人想起北宋苏湖一带的僧俗雕绘风格，以及范成大《晓泊横塘》诗中的“草市”情景。^[23]

宋代的营造官尺，多制成矩尺行用。矩尺，宋人也称为“曲尺”。这是一种兼有测量长度和角度两种功能的标准计量器具。1921年在巨鹿北宋故城出土的三木尺中，有一种较短的矩尺，其长度在30.91厘米左右^[24]。这枚矩尺，起先曾被王国维定为淮尺^[25]，后又被罗福颐和杨宽定为三司布帛尺^[26]。其实，它既非淮尺，亦非三司布帛尺，而是太府尺或文思尺系列中的营造官尺。

营造官尺的使用范围，包括土木工程、金石制作、田地丈量等等。司马光述及“深衣制度”的尺寸时，曾谈到“周尺”与“省尺”的长度比例^[27]。从南宋人校正的这种比例来看，其“省尺”，即此营造官尺。可惜，朱熹等人又将其误解为三司布帛尺^[28]。《宋史·舆服志》中述及“官印”的尺寸规格时，也是按营造官尺计量的。这种情况，可以从现存官印与《宋史·舆服志》所载规格的比量中窥知。

《宋史·舆服志》载录的官印，依品级高下而有金印、银印、铜印之别。其大小规格，则有方二寸一分者；二寸者；一寸九分者；一寸八分者，等等。其“京城及外处职司及诸军将校等”人的官印，“长一寸七分，广一寸六分”^[29]。据罗福颐说，他家藏有一方“宋教阅忠节第二十三指挥第三都朱记铜官印，背刻有元祐三年款识”。他以30.9厘米长的巨鹿出土矩尺比量，发现该印恰长1.7寸，宽1.6寸。^[30]

这就是说，宋代官印的尺寸规格，确是用30.9厘米长的营造官尺计量的。可惜罗福颐误信了朱熹“省尺即三司布帛尺”的解释，将该矩尺定为三司布帛尺^[31]。杨宽亦袭此误。

除了巨鹿短矩尺之外，与该尺长度相同或相近的宋尺实物，还有罗福颐《古尺图录》第43图著录的鎏金铜尺，^[32]和1975年湖北江陵北宋墓出土的铜星木尺。其中，铜星木尺两端的棱角已磨去，清楚地反映了它被日常使用的痕迹。^[33]这两尺的长度，分别为30.9厘米和30.8厘米，显然亦属于营造官尺。至于巨鹿出土的长32.9厘米之另二木尺，虽也被当作矩尺使用，但它却不是官尺，而是一种地方用尺，即所谓“淮尺”。

宋代土木工程营建中使用曲尺的例子，可以举出绍兴十三年（1143）青城斋宫“起盖屋宇间架深阔丈尺数目”丈量，及太庙附近“绞缚露屋，曲尺接至大次前贮廊，及大次上彩结鸱”等。^[34]

与曲尺配合使用的，还有一种专门确定水平的营造尺，称为“真尺”。李诫在《营造法式》中说：“凡定柱础取平，须更用真尺较之。其真尺，长一丈八尺，广四寸，厚二寸五分，当心立表，高四尺……〔其真尺身上平处，与立表上墨缘两边，亦用曲尺较，令方正。”^[35]这里说的真尺，有点像两副曲尺合并起来的样子——呈丁字形。所谓“用曲尺较”，即以曲尺来检验真尺的底边是否呈水平状态，以及真尺的“表”是否正直。这种水平仪之类的特殊用尺，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中也曾述及。^[36]

宋代的量地尺，也像唐、五代那样，多制成专用的量田“铁度”或“竿尺”之类，但并不限于唐人的“五尺度”竿；也有以十尺为一“丈竿”的。如《景定严州续志》所载建德县民产“坊郭墓地，以丈计，得三万三千八百六十四”，即是以“丈竿”量地的反映。^[37]又如方回说：“今人有五尺竿、丈竿，无此竹引。”^[38]他说的无此“竹引”，指宋人不大使用十丈的竹引量地。

宋代量地尺究用何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目前所见若干资料看，似既有营造官尺，又有官小尺，甚至还有大晟尺。

用营造官尺丈量土地，可以举出赵汝愚记述福州西湖堤路之例。淳熙年间福州西路堤路的计量，主要用当地“乡尺”；但赵汝愚为了便于人们折算，特别标出了“官尺”与当地“乡尺”的长短比例。从这一比例看，该“官尺”即30.9厘米长的营造官尺。此外，《金史》所说“金代量田以营造尺”，^[39]大约也多少反映宋人的情况。

量地用官小尺之例，可以举出秦九韶《数书九章》中修堤浚渠等工程丈量的步尺计法。其中，苏湖一带的五尺八寸为步，和一般五尺为步的差异^[40]，当即反映量地用尺的不同。而每步5.8尺和每步5尺的用尺比例，恰同浙尺与官小尺的长短比例吻合。

从上述两例看，30.9厘米长的营造官尺和31.6至31.7厘米左右的官小尺，大约都曾被当作量地官尺使用；而且，当时用于量地的尺度，可能还不止这两种。

大晟尺被用于量地，至少见于北宋后期的某些地区。比如政和六年（1116）作“公田”于汝州等地时，就以较短的大晟乐尺丈量民田，同时核查这些民田的契券。凡丈量结果超出田契文书原载数额的部分，一律没收为“公田”——“按民契券而以乐尺打量，其赢则入官而创立租课。”^[41]

由于营造尺使用范围极广，它已在很大程度上兼有官尺和民尺两种性质。宋亡之后，原营造尺失去官尺的性质；但作为民尺，却继续行用于各地。元人所谓“今俗营造尺”，即宋代营造尺之遗制。这种“俗营造尺”，或被用来量地，或用于土木工程。^[42]有时候，连官府的“仵作验尸”也沿用此尺。^[43]

（三）布帛尺

宋代的布帛尺，主要包括常用的布帛官尺、特殊的布帛官尺和民用及地方性布帛尺等三种。常用的布帛官尺，如太府布帛尺或三司布帛尺，文思布帛尺和南宋布帛官尺等。特殊的布帛官尺，如天长尺、大晟尺等。民用或地方性布帛尺，如淮尺、浙尺等。民用或地方性布帛尺，有时候也会作为常用布帛官尺而通行各地。总之，举凡一切用于布帛丈量的尺度，均可称为布帛尺。所谓“三司布帛尺”，只是常用布帛官尺系列中的一种太府布帛尺。其作为布帛官尺的行用时间，似不及一般太府布帛尺和“缯帛特用淮尺”长久。

以往关于宋代布帛尺的认识，有两种误会。一种误会，如吴承洛沿用王国维的观点，以为宋尺本于唐尺，并以淮浙尺为代表；三司布帛尺被视成“仅为宋之三司量布帛所用”，“非宋代定制之尺度”。^[44]这就过分贬低了三司布帛尺的用途。另一种误会，以为宋代三司布帛尺或布帛尺的长度包括31至32.9厘米，甚至认为南宋仍旧沿用与北宋同一种布帛尺；或者，颇有将宋尺归结为三司布帛尺或布帛尺之意。^[45]这又过分夸大了三司布帛尺或布帛尺的行用时间与范围。^[46]

布帛尺之所以“常用”，主要是因为赋税征敛中的布帛绸绢等织物，随时都需要用它来丈量长阔和数额。据《宋会要》载录的“税租之入”帐反映，宋廷每年“总收”布帛绸绢，常达一千多万匹左右。^[47]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各地税赋输纳和辗转上供。而所有这些绢帛，都须逐一检验其长阔广狭是否合格。凡“不中程式”或“不中度”者，须照例退换并接受惩罚。^[48]对那些上供绢匹合乎规格的有关吏员，则予以奖励。^[49]

所谓输纳上供绢帛中“不中度”，或中“不中程式”，是指绢帛的长、阔和轻重是否合乎规定。宋代全国各地最通行的绢帛规格，是从后周沿袭下来的一种旧制：“自周显德中，令公私织造并须幅广二尺五分，民所输绢，匹重十二两……河北诸州军，重十两；各长四十二尺。宋因其旧。”^[50]“今之税绢尺度长短阔狭，斤两轻重，颇本于此。”^[51]

这里所说的税绢长42尺、宽2.05尺，虽朱明言是以何种尺度丈量，但显然亦是沿用后周的太府尺，也就是北宋的太府布帛尺。这一点，可以从大观四年（1110）至政和元年（1111）大晟新尺取代旧尺的折兑“纽定”比率关系中窥知。当时臣僚举出的“纽定”实例，即以太府布帛尺丈量的绢帛规格：“谓如帛长四十二尺、阔二尺五分为匹，以新尺计，……即是一尺四分一厘三分厘之二为一尺”^[52]；“短于……太府布帛尺四分。”^[53]

北宋太府布帛尺，属太府寺诸尺之一。前述李照“用太府寺布帛尺为法”而“起分寸”、定乐律，就是这种“太府常用布帛尺”。^[54]南宋户部上奏说，徽州“乾道七年上供绢八万一千七百六十余匹，系四十二尺为匹”，仍是沿用这类太府布帛尺为准。^[55]可以说，宋代税敛绢帛凡以42尺长为一匹的，无不是用太府布帛尺丈量。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布帛尺既不止此太府布帛尺一种，其布帛长度规格也不都是42尺为一匹。此外，比较常见的税敛布帛规格和布帛用尺，至少还可以举出三种，即以40尺长为一匹，以48尺长为一匹，及以43尺7寸5分长为一匹。

以40尺长为一匹的税绢规格，先见于北宋辰州（今湖南源陵一带）、睦州（今浙江建德一带）等地，又见于南宋许多地区。如太平兴国二年（977）董继业知辰州时，令民纳布易盐，其“布必度以四十尺”。^[56]又如吕祖谦追述严州（今浙江建德，即北宋睦州）北宋时的丁绢钱说，每匹绢一贯省，每丁纳绢六尺四寸，价钱160文省。^[57]从这些数字折计，其每匹绢的规格恰是40尺。除这两地之外，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八月关于诸道州府上供物帛的诏令，称“并须四十尺已上”。^[58]该诏所反映的上供绢帛规格很不明确，或许并非以40尺长为匹，而是就原42尺规格略予宽减。

元丰初文同寄诗书给苏轼：“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苏轼回简说：“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又和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万尺之绢当250匹，其一匹正是40尺。^[59]

如果说，上述北宋税绢规格情况尚不足以证实40尺长为匹规格的确实存在，那么，到了南宋时，这种规格的盛行就十分清楚了。方回指出：

近代有淮尺，有浙尺……民间纳夏税绢，阔二尺，长四丈。淮尺。重十二两。吾徽州，十两。^[60]

方回所说“夏税绢阔二尺长四丈”的规格，不仅迥异于一般地区的长42尺阔二尺五分；而且，与前引徽州乾道七年上供绢的皆“系四十二尺为匹”，尤成鲜明的对照。如何解释税绢规格的这种差异？尤其是同为南宋徽州的税绢，何以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规格？方回在记述“夏税绢”长阔规格后，作了两个字的说明：“淮尺”。这一说明告诉我们，长40尺阔2尺的税绢，原来是以淮尺计量的规格。淮尺长于太府布帛尺，所以其规格短于太府布帛尺的规格尺寸。

40尺为匹的绢帛规格，究竟在何等时空范围内施用？方回说：“江东人用淮尺。”事实上并不止此。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讨论“复邑修赋”和“户税移割”等问题时，曾屡次指出，“以匹法四丈通之”，“各以四丈约丈积成匹”。^[61]嘉定六年（1213），倪千里批评“县邑催科故意存留畸欠”零头作弊，也说“户管一匹，则止催三丈八九尺”。^[62]足见其四丈为匹的“匹法”行用颇广。

绢帛长度以48尺为匹的规格，见于《杨辉算法》，也见于程大昌《演繁露》的记述。程大昌写道：

今官帛亦以四丈为匹，而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准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官府通用省尺，而缯帛特用淮尺也。^[63]

程大昌这里强调“官府通用省尺，而缯帛特用淮尺”，意在说明南宋“官帛”的“四丈为匹”规格，是因为“特用淮尺”而设定的；其淮尺在南宋缯帛丈量中的广泛使用，不言而喻。与此同时，程大昌又指出：当时的“官帛”也还有另一个规格，即“今官尺四十八尺”为匹。他所谓“今官尺”，指南宋时期的文思尺，也就是后文说的“官府通用省尺”。这种南宋“官尺”或“省尺”，实为“浙尺”；或者说，即以临安府浙尺为样尺而制作的南宋文思院尺。

与42尺为匹或40尺为匹相比，南宋省尺或浙尺计量的绢帛48尺为匹，已是第三种“官帛”规格了。而以43尺7寸5分为一匹，则是用徽宗大晟尺丈量的第四种官帛规格。

大观四年（1110）至政和元年（1111），徽宗下令以新制的大晟尺取代各地现行的太府布帛尺。其绢帛尺寸，一律用大晟新尺“纽定”。当时公布的新旧尺“纽定”比例如下：

谓如帛长四十二尺，阔二尺五分为匹，以新尺计，长四十二（三）尺七寸五分，阔二尺一寸三分五厘（十二分厘）之五为匹，即是一尺四分一厘三分厘之二，为一尺。^[64]

除以上四种不同的赋税绢匹规格之外，当时或许还有其他的规格。不论各种绢匹规格如何差异，它们都同一定长短的布帛尺相适应：凡布帛尺愈长的，其匹法规定长度便愈短。四种布帛尺的长短顺序，则以淮尺为最长，太府布帛尺次之，大晟尺又次之，南宋省尺或浙尺为最短。兹列表如次：

表3—6 宋代布帛尺及其相应绢帛匹法规格表

顺便指出，以往杨宽批评王国维将布帛尺误当作淮尺，几乎已成定论。其实，王国维未必皆非，而杨宽也未必尽是；淮尺未必不可以是布帛尺，布帛尺亦未必不包括淮尺。如果不查明布帛尺的种类和用途，有关的是非是永远无法辨清的。

上面所说的四种布帛尺，只是宋代绢帛税敛中常见的布帛尺。除此之外，布帛尺还包括特殊情况下使用的衣尺、衣料尺等。比如宋太宗临终前几个月，即至道二年（996）的一道诏令说：

左藏库支造衣服匹帛，并用天长尺径量给付。^[65]

这里说的“天长尺”究属何种尺度，其行用范围如何，尚待研究。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的长度显然不同于三司布帛尺或太府布帛尺。否则，宋太宗便无须降此诏令。

从《宋会要》载录的情况看，宋太宗晚年曾面临社会动荡和绢帛缺乏的局面。他为整顿诸库的管理，采取过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压缩和节省衣物支拨。^[66]这些迹象表明，作为衣料尺的“天长尺”，大约短于三司布帛尺；或许即天文院所用的“量天尺”，亦未可知。

几年以后，即景德二年（1005）十二月，真宗诏“新衣库所造单衣……支遣之时，须依合支长短尺寸分两，若看出退嫌者，将样赴三司看验勘断”。^[67]这里所说三司用于“看验勘断”单衣样品“长短尺寸”的标准量衣尺，该与“新衣库”“造单衣”用尺一致。其是否为“天长尺”，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不论“天长尺”是否即“量天尺”或影表尺，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宋代礼仪之服的丈量多用小尺。^[68]有时候，甚至一般税敛布帛的丈量也用过礼乐尺——如前面所说以大晟乐尺为布帛尺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