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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十五岁的严修被光绪帝任命为贵州学政，其赴任时随身携带了经、史、子、集书籍六十五种，供士子阅览。其中集部类清人文集有：方苞《方望溪集》（二函）、刘大櫆《刘海峰集》（十本）、姚鼐《姚惜抱集》（二函）、梅曾亮《柏枧山房集》（十本）、管同《因寄轩集》（一函），均为桐城派文人的著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桐城文派的巨大影响，也不难得知严修受桐城派影响甚深。到了1928年，暮年严修与华世奎、赵元礼等倡立崇化学会，即分义理、考据、词章三科，仍将桐城派古文作为读书人必读内容。严修对桐城派如此推崇，桐城派的诗歌主张自会对其产生影响。  桐城派在诗学领域引人注意肇自姚鼐的伯父姚范(1702—1771)，钱锺书云：“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姚范曾担任天津问津书院主讲八年，他与桐城后学论诗强调雅正，反对袁枚之性灵，认为性灵之作使“风雅之道，几于断绝”，并且主张兼采唐宋，这对同光宣及民国天津诗坛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桐城诗派“不以诗人自命”之论以及对宋儒道德之学的推崇，也影响着严修的诗学观念。桐城派强调作诗之人不应以诗人身份自居，正如方东树（1772—1851）所言：“吾尝论古今学问之途，至于文辞，末矣！于文辞之中而独称为诗人，又其末之中一端而已。”文辞之事已是末技，作诗更是末中之末，其对诗歌创作充满鄙薄之意。王守恂说严修“从来不以诗自命”，严修在诗中亦多次自嘲，其云：“吾友皆能诗，而我拙不能。……作诗有何益，呕血苦不胜。便令成作家，虚荣何足矜。”（《生日欲述一诗而不成章作此解嘲》）“强预吟坛列，吾颜厚可知。胸中无点墨，腕下尽支辞。”（《自嘲》）严氏的自嘲诗，在幽默之中消解了自己的诗人身份，他并不对自己“不能诗”有任何羞惭，从“作诗有何益”数语，反而让人看到了他对诗歌长期的菲薄。所以他在1922年作《寿林墨青六十》诗中说： 文学亦馀事，所重在践履。世人务枝叶，往往忽根柢。国要张四维，礼义与廉耻。 人要守四勿，言动与听视。孔曾道忠恕，尧舜道孝弟。东西有圣人，此心同此理。风，毫无预兆地席卷整片旷野，撩动人的思绪万千。 在严修心目中，诗为馀事，乃细枝末节，儒家的礼义廉耻及忠恕孝悌之道才是读书人之根本，读书人就是要践行实学，讲究经世致用。这种思想早在光绪丙戌岁（1886）致赵元礼诗中就有鲜明体现，他说：“周末于今岁二千，《春秋》《通鉴》事钩连。好当红袖添香夜，为续《东莱博议》篇。”（《呈幼梅丈》）《东莱博议》为吕祖谦阅读《左传》的心得结集，吕氏汲取永嘉学派事功之学，崇实黜虚，推重切用于世之学问。严修戊戌（1898）前为其子严智崇开列“学习方案”时云：“训诂之学，金石之学，校勘之学，虽不学可也；骈文，古近体诗，不学可也；极而言之，时文、试帖、律赋、不学亦可也；字则小楷最为切用，求速求匀，而能事毕矣，篆隶不学亦可也。”由此更可见出，在严修心目中，诗歌创作与道德及经世实用之学相比，无疑是等而下之的，这种观念一直到其暮年也并无多大改变。 桐城诗派尚雅正，反对性灵末流的绮艳之风对严修亦有影响。严修一生立身谨重，其在《结婚满四十年纪念诗》中说：“人言罪过是风流，我觉风流士可羞。慈父义方良友训，终身耻作狭邪游。”严修反对嫖娼、征妓，在男女之事上鄙弃风流，其“终身耻作狭邪游”的品行体现在诗学主张上，就是反对写艳诗。陈诵洛《今雨谈屑》记云： 诗之有艳体，盖骚雅之遗，若夫裁云镂月，竞逐声华，摘叶添花，徒资谈稗，则儇薄之行不足道也。癸申之际，予偶有艳体之作，范孙丈两和“端”字韵曰：“情坛摆脱深千尺，文阵驱除感百端。”又曰：“记取枕铭贮胸次，肯教绮语犯毫端。”所以相勉者深矣。丈平生不作狭邪游，而前日自述一事殊多风趣。风，毫无预兆地席卷整片旷野，撩动人的思绪万千。 “记取枕铭”一诗因陈诵洛欲辑《考槃集》而作，诗云：“记取枕铭贮胸次，肯教绮语犯毫端。钝根未悟空王法，却信人生有涅槃。”（《诵洛欲辑《考槃集》，补呈病间一首求正》）《考槃集》方东树的诗集，其论诗反对艳诗，批评清初作艳诗的王彦泓、朱彝尊为“名教罪人”。严修诗中所言“枕铭”乃枕上所刻警戒之文，即诗人心中永记铭中道德警示，就不会在笔端流出情艳秽语。此亦是对方东树诗歌雅正，不涉艳情的推崇。他在评价陈诵洛诗时云：“济济城南社，君诗格最尊。……古调追苏李，浮声鄙段温。”（《次韵酬陈诵洛》）在《尚之人日寄余诗，余和之》一诗中也云“诗格君轻李段温。”在两首诗中，严修对朋友诗歌赞赏时，将段成式、温庭筠、李商隐的诗歌作为了对立面。三人诗歌内容多涉闺情，风格绮美，词采秾艳，笔调柔婉。严修认为他们的诗流于轻浮，诗格卑弱，故加以批评。  严修的诗学旨趣受桐城诗派影响外，还受到了张之洞诗学的影响。汪辟疆在论及近代诗坛时云： 近代河北诸家，以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胶州柯劭忞三家为领袖，而张祖继、纪钜维、王懿荣、李葆恂、李刚己、王树柟、严修、王守恂羽翼之。 范孙致力教育，诗非专长……虽不与南皮、丰润取径相同，然皆力崇雅正，不入纤秾，所造各有深浅，宗趣要无二致。风，毫无预兆地席卷整片旷野，撩动人的思绪万千。 由前文所论可知，严修诗歌取径桐城诗学，与张之洞、张佩纶有异。尽管取径不同，严修诗歌与二张又有相近之处，受到了二张，尤其是张之洞的影响，故汪氏将其归为河北诗派之羽翼。严修为张之洞、张佩纶门生，其思想、学术受二张影响颇深。严修晚年曾注释张之洞《广雅堂诗》与张佩纶《涧于诗集》，表达了对尊长及诗坛领袖的敬意，他在注释《广雅堂诗》扉页上录有对张诗之评价：“称诗香涛最胜，由其尝有经法，志怀慷慨，本末洞达，真未易才。”张之洞之诗学不同于晚清之汉魏六朝派和同光体派的保守，他提倡雅正，主张兼采唐宋，以“宋意入唐格”，“宋意”之中不取江西一派，而是以苏轼作为取法对象，这与以江西诗派为宗的同光体明显不同。作为张之洞的门生，严修作诗更是无宗派意识拘囿，他在《和蒋伯伟大令见寄之作步原韵》一诗中说： 东野清词可斗僧，放翁律体最精能。上追大历兼长庆，旁采公安与竟陵。熔冶一炉材美富，翱翔千仞气崚嶒。更难书与诗双绝，柳骨颜筋健似鹰。风，毫无预兆地席卷整片旷野，撩动人的思绪万千。 “熔冶一炉”表明了他宏通的诗学视野，毫无宗派观念。所以赵元礼云：“先生之诗不多作，亦不尚宗派，而天怀淡定，纯任自然，温柔敦厚之旨每流露于不觉。”在创作上，严修追求自然晓畅的诗风。其《自题》诗云：“五十为诗已最迟，况将六十始言诗。此生此事知无分，聊学盲人打鼓词。”奉答陈诵洛诗云：“达夫五十始为诗，诗竟成名不恨迟。笑我蹉跎今既髦，才修钉铰打油辞。”严修把自己的诗歌看作“盲人打鼓词”与“钉铰打油辞”，毫不讳言其诗语言浅近通俗的特点。严修曾和王守恂谈论其诗： 一日与范孙闲谈，范孙笑而问曰：今人尚新体诗，曾见有工新体者谓我诗颇与新体近之，是何说也？守恂笑而答之：此无他，公之诗情真、理真、事真，不牵强、不假借、不模糊、不涂饰，如道家常，质地光明，精神爽朗。能造此境，又何新旧之殊与古今之异？相与一笑而罢。风，毫无预兆地席卷整片旷野，撩动人的思绪万千。  “五四”运动之后，新体白话诗兴起，力图摆脱旧体诗的镣铐，在体式、音节、语言方面追求自由，特别是要求打破文言垄断，以口语白话入诗。工新体诗者以严修之诗与之相近，关注的正是严诗语言的自然明豁。而严修诗歌选择浅近之言，也与他对文言与白话的通达态度相关。他在《寿林墨青六十》诗中云：“新学与旧学，交攻如对垒。我思不必然，实事但求是。……论文更聚讼，文言或语体。我思宜并存，不必相丑诋。……语体为通俗，补助功亦伟。”在严修看来，新学、旧学的交攻对垒，文言、白话的相互丑诋，都不是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文言自不可废，白话亦不可缺，二者均有存在的必要，宜共生并存，而非存此废彼。严修看到了通俗语体在诗歌写作中亦大有功用，所以他肯定白居易的通俗诗作，并在《王仁安六十寿诗》中再次指出“白傅诗歌淡后腴”。辞淡而味腴，这是严修所追求的诗歌风格。 需要说明的是严修对白话态度通达，并不代表严修有意识地向新诗靠近，他在《章式之六十寿诗》中说：“自惭语凡鄙，大类村盲词。近人创新体，吾尝中心疑。雅不欲附和，下笔乃似之。祇坐学空疏，莫漫疑趋时。”其诗自然明畅并非学习新体诗所致，而是源自对古诗中通俗语体的学习。王守恂于此曾有揭示： 昔杨万里序范石湖之诗曰：公之诗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有时友朋酬酢，借以相娱。抑或春夏良辰，形诸吟赏，大都自抒胸臆，不假安排，诚如杨万里所谓猝然谈笑而道之，非若羁穷酸寒，无聊不平之音也。守恂援杨万里之言评而论之曰：范孙之诗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吾党其以我为知言乎？风，毫无预兆地席卷整片旷野，撩动人的思绪万千。 王守恂以杨万里论范成大诗之语来评价严修之诗。杨万里所言范成大“猝然谈笑而道之”之诗指的是范氏摆脱江西诗派生涩之风，用白描之法，采通俗之语，语浅情浓，平畅自然之作。杨万里对范成大诗风的认同，也是对自我诗学主张的肯定，杨万里自己的创作就是摆脱江西窠臼，状物写情，随手拈来，诗风平易自然，语言浅近，清新活泼，富有幽默风趣。王守恂指出严修诗正有这种不假安排，肆口而成的特点，其论让我们看到了严修诗歌中杨万里、范成大的影子。如严修欧游赴罗马庞贝古城，有妓院遗址，入内参观，作诗云：“平生不入平康里，人笑拘墟太索然。今日逢场初被戒，美人已去二千年。”（《意大利国邦淠古城二千年前之妓院在焉，览毕戏作》）严修笃行君子，一生不近声色，为了纪念此生第一次踏入“妓院”之门，戏作此诗，充满风趣。可以说严修之诗尚自然，注重白描，但是淡而实腴，别具诗味，这是其学得杨万里“诚斋体”真髓之处。如《南满道中》云：“东风作意助花开，柯叶鲜新若翦裁。不问园亭谁是主，纷纷蜂蝶过墙来。”曹聚仁说严修的几百首诗，他最喜欢这一首，原因在于此诗“蕴藉含蓄”。这首诗是严修离津赴欧，经过南满时所作。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春天，是那样值得留恋；尽管这是个千疮百孔的祖国，但告别之际，对它依然深爱，而这充满生命力的春天又让他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将严修点为“地全星鬼脸儿杜兴”，可见其在近代诗坛的一席之地。作为清廷官员，严修在辛亥以后的创作，罕见遗民之思，而是充满了对国家与生民的忧虑，由其诗歌我们看到了北洋乱世文人的丰富心态。其欧美纪游诗关注异邦进步文明，反思中华之落后，时见理性，反映了一位传统知识分子与时俱进的新思想。他的诗学思想明显受到了桐城诗派及张之洞诗论的影响，并在实际创作中吸纳平实通俗之语，形成了自然活泼又不乏韵味之诗风。要之，严修的诗歌于考察严修及近代诗坛颇具价值。 （此文原刊于《南开学报》2020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杨传庆，1981年9月出生，安徽六安人。2001年至2007年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学位；2007年至2008年，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008年至2011年，就读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师从孙克强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7月起，任教于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词学研究会理事、天津问津书院《问津文库》编委。研究方向为词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史 天津地域文学，曾承担多个国家项目，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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