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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花费了很多篇幅讲述了殷商的干支文化，从这一篇我们将开始讨论周的易卦文化。 对于易卦，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不陌生，因为易卦的符号已经融进了中国人的生活。但是，“易”究竟是什么？估计大多数人不能做出回答。而古文典籍中，对于“易”的含义，则有许多许多说法。 “易者，象也。象者，像也。”——《易传》 “生生之谓易。”——《易传》 “易以道阴阳。”——庄子 “日月之谓易。”——魏伯阳 “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 不易三也。”——郑玄 其实，上面的各种说话，各有各的道理，是从不同的方面来论述“易”。 生生是易的核心；类象是易的方法；阴阳是易的对象；简易、变易和不易是易的内涵。 《易传》中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所谓天地，是具象的阴阳，阴阳则是抽象的天地。天地是易取法的对象。所谓“与天地准”，是指易通过“类象”方法，取法于天地。也正因为易“类象”于天地，所以才能表征天地宇宙乃至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故而称之为”弥纶天地之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通过“类象”的方法，表征“天地之道”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易“。因此，诸如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六十甲子、河图洛书、九宫八卦都应该属于”易“的范畴，因为它们虽然形式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类象。这也正是我们创作”医易系列谈“，并没有从《周易》谈起，而是上溯到伏羲和黄帝，从夏商谈起的原因。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易学和自然科学的根本不同之处。自然科学也是对“天地之道”的反映，但是它们并不是“易”，这是因为它们并不是通过“类象”的方法建立起来的。两者的区别，其实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已经有所论及，这其实就是“天度”和“气数”的区别。 “天度”反映的是宇宙天体的运行规律，与具体的事物无关；而“气数”是类象“天度”建立的模型，反映的万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自然科学孜孜以求的是对“天度”的客观准确的描述，科学的发展已经使人类日益接近这个目标（这个目标是可以最大限度接近而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易学则建立在“类象”的基础上，是对“天度”的模拟，并不追求数据的客观准确，而是力图构建一个“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象数世界，以“纪化生之用”。 所谓“化生”，就是一个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所谓的占卜或者说是预测，其实就是依据一定的规律，见微知著，因小见大，由已知推未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和卦象都有“纪化生之用”的功能，因此都可以被用来作为预测的工具。就具体形式而言，在商为卜，在周则为筮。 阴阳五行是商人的易学，而六十四卦则是周人的易学。 周人克商，带有一定的运气成分，是属于弱小战胜了强大，落后替代了先进的特例。为了向殷商文化学习，武王曾经专程问道于箕子，箕子则向其系统陈述了体现殷商文化特色的”洪范九畴“。为了加强统治和构筑自己的文化体系，周王朝对于强大的殷商文化，采取了利用、吸收、打压和毁灭等多种方法对待处理。例如，周沿用了殷商的干支记日，但是对于阴阳五行文化却予以了排斥和打击。究其原因，在于周部族传承着伏羲的易卦文化，对于来源于黄帝的五行文化有着天然的排斥。尽管两者都源于古人对天地规律的探究，但是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因此表面看上去有些格格不入。 文王和周公作为伏羲文化的传承人，将他们对“易”的感悟和认识总结下来，并记录在《易经》这部书中。《易经》从形式而言，的的确确是一部占卜之书。因为，占卜的的确确是“易”的一种重要应用。 占卜是人类社会在原始时期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是古人向神咨询，求得神旨的一种方法，在古代社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创造了不同的占卜方法，但它们的共同之处都在于随机性和多义性。随机性，显示了神灵旨意的不可控制；而多义性，则赋予了巫觋对于占卜结果的解释权。在神权社会中，拥有了神旨的解释权，也就拥有了世俗的无上权利。 商人崇尚鬼神，所以作为神灵和人间的沟通者——巫觋具有着崇高的地位。龟卜充满着随机性和多义性，确乎是一种用来表征神旨的良好载体。对于龟卜的具体方法，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我们更无法知道那个时代的巫觋是否对龟卜的实质心知肚明。 周人将商人的鬼神崇拜转变为对“天”的敬畏，同时将商人基于甲骨之上的“卜”转变为基于易卦之上的“筮”。 “天”是神格化的自然，它的旨意更多的是通过日月星辰的运行，寒暑阴晴的变化来体现。因此，原本负责人神交通的巫觋地位逐步下降，逐渐转变为服务于王室，专职负责观天文、测地象、研人体、记史传文的“巫史”。 由“卜”到“筮”，既是形式上的改变，更是观念上的变化。通过“筮”的取卦依然具有随机性，但是依据卦辞对于结果的解释却少了许多随意性。而依据“天地之道”建立起的易卦系统所具有的严格象数演变规律，则赋予了“筮”充满科学色彩的外衣。 在西周时期，作为“筮”的载体，《易经》一直作为国之重宝在宫廷内府中保存，在贵族和巫史中辗转相传。这种文化垄断，毫无疑问是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对于卜筮的实质，聪明的人已经开始了自己思索。 东汉王充《论衡·卜筮篇》记载：“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这段话的意思是：周武王率军讨伐商纣王之前，巫师蓍筮龟卜，都警示武王出兵不利，应暂缓征伐商纣。姜太公说道：“枯腐之龟骨、萎死之蓍草，怎么能够预测国家大事之吉凶！”周武王听罢，下定决心继续实施征伐商纣王的军事行动，并一举成功。 姜太公是周文王请来的高参，也曾在殷商朝廷供职，对于周和商的文化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关于姜太公和殷商文化以及黄老之学的关系，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他推蓍蹈龟，并不是愣头青的行为，其本质在于他已经参透了卜筮的实质。这是因为这些聪明人的努力，人们逐渐摆脱了神鬼观念的束缚，将自身的行动建立在对天地之道的领悟和掌握基础之上。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自此之后，卜筮不再是人神沟通的媒介，而阴阳五行和六十四卦也转变成为古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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