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汉时期奴隶和财税1.两汉经济中的奴隶(1)奴隶的来源和身份两汉是以自耕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但社会上同时存在着大量的奴隶，有着完全不同于自由民的身份，直到东汉后期，奴隶的存在仍很普遍，遍及社会各处。两汉有这么多的奴隶，维持了几百年的奴隶制度，首先要有充足的奴隶来源，两汉社会中的奴隶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两汉奴隶的来源，概括起来讲，主要有5 种：战俘、罪犯、因债务而出卖、掠劫、奴隶的子女。战俘、掠劫都是两汉社会之外的人口充当奴隶，罪犯、债务奴则是社会内部犯罪或债务破产之人。奴隶的子女还是奴隶。战俘渠道是：把战争的俘虏作为奴隶，这是西周春秋以来的传统，汉代对外战争不少，规模很大，战俘为奴的数量应该不少，像汉与匈奴连年作战，俘虏匈奴人数不少，是要用作奴隶的。《汉书.金日c 传》即云金日c 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与母亲、弟弟都在汉朝宫中作奴婢。 罪犯为奴是汉代刑法中的规定。汉律继承了秦律中的连坐之法和收孥之法，规定" 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尽管史载西汉文帝废除了" 收律相坐法" ，但实际上并未能执行，收孥法依然存在。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罪人的家属即没入为官奴隶，直到三国曹魏时仍引汉律收孥法来处置罪犯家属。连坐收孥法之外，汉律还有犯罪之人罚做苦役的规定，《汉旧仪》云：" 凡有罪各尽其刑。男髡钳如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为舂，舂者治米也，皆作五岁。完，四岁。鬼薪，三岁。鬼薪者，男当为祠祀鬼神，伐山之薪蒸也；女为白粲者，以为祠祀择未也，皆作三岁。罪为司寇，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男为戌罚作，女为厚作，皆一岁到三月。" 内中所言的髡钳、完刑、鬼薪、白粲、司寇、罚，都是罚做苦役的刑名，这些苦役犯人统称为徒。汉代的徒，与奴隶没有根本区别，和奴婢一起劳动，两者主要区别在为奴期限，奴是终身为奴，徒有定期，前面言及的城旦作五岁、完四岁、鬼薪和白粲三岁等，就是言其作奴的期限，期限一满即可恢复为自由民，因此两汉的徒，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官奴隶。 战俘作奴，除少量赏赐给私人外，都是在皇室和官府劳动，也属官奴隶。两汉官奴隶究竟有多少，迄无具体数字。《后汉书》说王莽时，因铸私钱而没入为官奴婢、到锺官作工的有80万人之多，这只是私铸钱币一项，则当时全国各级政府所控制的官奴隶的总数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贫民因债务、穷困而卖身为奴之事在两汉司空见惯。农民受官府租税压迫、地主地租榨取、商人高利贷盘剥，无计生存，被迫出卖儿女和自身为奴。 两汉政府官员中奏疏时常谈到，以为是一大社会问题。两汉王朝，从高祖刘邦，到西汉末和新莽时期，都反复下诏赦免" 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 ，东汉的光武帝下了7 次诏令释放那些自由民沦为奴婢之人，但汉末仲长统说，东汉的豪人之室，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说明两汉时期，自由民破产为奴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而且东汉比西汉更为严重。两汉豪室巨富拥有的奴婢，动辄成百上千，这些都是私属的奴隶，不可能得自战俘和囚徒，应该主要来自贫民卖身为奴这个途径。文献中也记载有官奴婢转卖给私人，但这不是主要途径。 掠劫异族人为奴主要在边境地区，内陆即使有，也是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四周出产，列有" 笮马、笮僮、旄牛" ，僰僮是西南较原始的少数民族，这里与牛马等并列为商品，显然是将这些人掠劫之后作奴婢买卖。 奴隶不仅本身为奴，其子女也是奴隶。奴隶子女，汉代称为" 奴产子" ，像西汉战将卫青即是奴产子，其母卫媪是奴婢，所以卫青一直作奴婢为人牧羊，直到卫青之姊为武帝所幸才跻身朝中。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法律答问》有许多关于奴律的问答，象奴隶偷盗主人财物及告发主人等事，其执法都反映出奴隶不平等的身份地位，尤其是对奴隶主而言。奴隶主可以自由买卖、赠送奴隶，汉初贾谊就谈到当时的奴隶买卖市场："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编诸缘，内之闲中。" 史书中记载赏赐奴婢的事情很多，汉宣帝赏赐霍光的奴婢有170 人之多，汉相陈平一次就送陆贾" 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奴隶被任意买卖、赏赐，可见其没有人身自由，被视为主人财产。此外，官奴隶中的徒，一旦被判充役，其原有爵位即被取消，《居延汉简》中此类记载很多，说明徒在刑期之内是不作自由民看待的。《居延汉简》和其它发掘所出汉简中有汉代政府关于居民人口、财产的登记簿书，其中明白地登录每家拥有的奴隶，并放在财产项中，与车马归在一起，这反映了当时奴隶是作奴隶主的财产看待的。 (2)奴隶经济两汉奴隶数量众多，奴隶经济相当发达，许多经济部门都使用奴隶劳动，我们可从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看看奴隶经济的情况。 两汉政府拥有的官奴隶相当多，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宫殿、陵墓和城池的工程建设；戌边屯田等国防事务；盐铁、铸钱等手工业及采矿业；耕种官田；服侍、杂使等生活服务。两汉时期由国家组织的工程建设非常繁多，宫殿、陵寝、城池，乃至修桥开路，都征调奴隶。史书明确记载，西汉诸帝中景帝阳陵、宣帝杜陵、成帝初陵，都有徒修作，现在遗存的东汉徒葬墓砖是为埋葬死去的修陵工徒所制，其记载各徒的籍贯，遍及关中、中原、齐鲁、江南各地，由此可见东汉征发徒来修陵的情形。西汉曾征发诸王、列侯之徒2 万人修治长安城。昭帝元凤年间，又征募天下的徒筑辽东玄莬城，这些是用徒修城的明证。《盐铁论.水旱篇》说及当时县官使用徒缮治道、桥，《隶释》卷四载《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云，蜀郡太守为造尊楗阁用工1198日，历时3 年之久，全是使用徒。汉代永平六年(公元63年）开通关中通四川的褒余道，道长258 里，为修筑此道，征用广汉、蜀郡、巴郡徒2 ，690 人，总计用工766 ，800 多人，历时1 年以上，徒劳作辛苦，可想而知。 两汉时期的官奴隶广泛用于国防、军事。汉武帝时征伐南粤，分兵4 路，基本上以罪人充兵，后来伐益州昆明、征大宛和匈奴，都使用奴隶。宣帝时征西羌，征发了三辅中都官的弛刑徒，王莽征讨匈奴，募集了天下囚徒30万之多，这些说明两汉时期一直有以刑徒从军打仗的传统。西汉文帝时，晁错上疏建议将罪人及奂徒复作(刑徒奴婢）和私家为求赎罪或拜爵而输给官府的奴隶发配到边塞，文帝采纳执行。两汉守边屯田的奴隶很多，《居延汉简》、《敦煌汉简》都有具体记载。两汉在边塞屯田很成功，势力一直扩张到今西北的新疆一带，这与奴隶经济大有关系。 汉朝官手工业大多使用刑徒和奴隶劳动。汉代盐铁、铸钱等诸业，都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元帝时，贡禹上疏言：" 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发功十万人已上。" 汉代主管徒奴的官署，在西汉是司隶校尉、宗正、少府、水衡都尉，在东汉是司隶校尉和将作大匠，这些官属同时管理着两汉的官手工业，这些各门各类的官府手工业很少有不用奴隶和工徒的。 官奴隶也用来养马、耕田。武帝时杨可告缗，没收商人财物以亿计，奴婢上千万，没收的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这些奴婢即用来耕种官田，饲养皇室诸苑的狗马禽兽。汉初政府在西北边疆地区设立36所马苑，用官奴婢3 万人养马30万匹，平均1 个奴隶要养10匹马。 私家奴隶的使用十分广泛。王褒《僮约》所写是家内奴隶，要从事种种繁杂的家务劳动，包括修理工具、打扫庭院、种植菜蔬、喂养家畜、上市购物等。工商业中也有使用奴隶的记载，像大商人刁间用奴隶做生意，巴蜀大铁商卓氏有僮千人。农业方面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也有文献史料。《后汉书.樊宏传》说樊宏课役僮隶，财利岁倍，占地有300 多顷。《三国志》记载杨顒劝说诸葛亮时，引用俗语" 奴执耕稼，婢典炊口".此时离汉未远，这种情形也应是两汉奴婢的写真。更足征信的对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的考古发现，墓中《遗册》记有：" 田者男女各四人，大奴大婢各四人".文中的大奴大婢和其它家内奴隶分开而列，是专门用来从事农业劳动的。 总之，两汉社会奴隶参与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奴隶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何兹全先生曾对两汉社会奴隶的数量加以估计，认为汉代十分之二三的民户拥有奴隶，平均每家有两个奴隶，则汉代奴隶总数约为400 多万到600 多万。这个数字相当于两汉5 千多万编户齐民的1 10，这个比例不是很高，但也不低，因此对两汉社会的影响不应低估。 2.财政和赋税汉帝国人口众多，规模宏大，其组织结构自然较为复杂。西方学者以为，公元前2 世纪中国即已出现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汉帝国，是一个奇迹。所以两汉社会经济史中，两汉国家是怎样从经济上加以组织，实为一个关键问题，而财政、赋税制度与此密切相关，因为前者是国家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后者则深刻反映出政府经济职能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1)财政制度两汉财政组织的一大特点，是国家财政与君主私人财政之区别。《汉书.食货志》称： " 天下既定，……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 殷周时代，国家是贵族政体，各自为政，国家收入和君主私人收入混在一起。秦汉以来，随着官僚政体的出现、国家机构的发达，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活动就日益发达重要，同时汉朝正处在这种新财政体制的确立时期，皇帝不仅是一国政治的最高权威，而且依旧是最大的封建主，所以还保持着私家财政这一特色，两汉财政更因此成了上述两种系统相混合的过渡体制。 就两汉皇室财政而言，其专门管理机构是少府。皇室财政有专属的、不归国家掌握的收入，主要是山川河泽之税、市税、口赋、苑囿池籞的收入、公田收入等几种。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中国土地私有制度逐步确立和发展时期，土地私有关系正在扩张，但毕竟不能全面取代旧有土地制度，而且因为地广人稀、土地资源不是特别稀缺，所以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公有地，尤其是山林川泽，这些在当时名义上视为皇帝个人所有，山川的出产都归皇室，民间若樵采渔牧，要向少府纳税。山川出产矿物，两汉政府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确立起盐铁专营垄断的制度，来排挤民间经济。皇室财政的收入主要用于君主私人消费，包括膳食、被服、器物、舆马、医药、戏乐等日常开支和对臣下的赏赐等，不包括宫殿园陵这些土木工程的费用。 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有：田租、算赋；更赋；算緡、算车船等工商税；盐铁专卖和榷酤、均输所得；出卖爵级所得等。其中盐铁专卖前面已有详述，榷酤是对酒类实行专卖，均输是指官府将各地贡纳的实物由专门机构管理，贱买贵卖，以平抑物价，谋取市利。租、赋，后面还要谈及。总之，汉代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对民间的税收，官营经济如盐铁、榷酤也是重要来源。 两汉财政支出，主要有官吏俸禄、土木和祭祀之费、国防开支等。军费开支浩大，两汉王朝屡次对外用兵，常常使国库虚耗，民力穷竭，对经济发展危害很大。 两汉财政总的收入规模及帝室、国家收入的比例多少，我们只能从古文献中挖掘到一些零星材料，西汉末年的王嘉和桓谭都讲到这个问题。据王嘉说，汉元帝时中央财政有四十万万钱，而皇室收入合水衡、少府之钱有四十三万万多；桓谭说汉代国家财政收入有四十余万万，而少府收入有八十三万万。上述数字，恐怕不全适用于整个汉代财政，但无论如何，帝室财政规模之大应是无庸置疑。 (2)税收制度两汉时期已有规模庞大的财政体制，因而其国力强盛、向外发展也就不乏基础。作为两汉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税收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对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租是针对两汉农业生产和农民征收的田赋。税率一般是十五税一，也有三十税一，按耕地的收获量计量征取实物。算赋、口赋是人头税，算赋是对15岁至56岁的成年男女征纳，每人120 钱，口赋是对7 岁以上的幼年儿童征纳，每人交23钱。汉代税制有重赋轻租之特色，赋的收入数额是租的一两倍，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田租、算赋和口赋之外，汉代编户齐民还要服徭役或交代役钱，即力役之征。汉律规定，凡23岁至56岁的成年男子，除一生中要服2 年兵役之外，还得每人每年在郡县服役1 月，若不愿服役或身体有残疾，则按规定交纳代役钱三百，即为更赋。更赋类近于人头税，且每年必征，数额不在算赋之下。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两汉税收中，按人口征纳的赋税要比按田亩征收的赋税重要。除田租外，两汉其它赋税一般都以货币交纳，所以两汉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钱币而非实物，这称得上两汉财政收入的一大特色，也反映出货币经济的发达。 为了保证税收的完纳，汉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严密的组织和制度。中央有大司农掌管钱谷币帛，还有专门的赋税机构" 算府".基层设有" 循算使者" 、" 啬夫" 、" 乡佐" 等职，专门执掌赋税的征收。每年纳税都有规定好的时间，按时开征，并且要验核各家的人口、资产，严防偷漏。 现存汉简中就有征收算赋的簿记文书，登录内容详尽具体，足以说明汉代税收体系的发达。 从基层征收上来的赋税，由各郡国管理汇总，再向中央上调或申报。郡国设有管理财政、赋税的专门官员，叫上计吏，负责向中央申报财赋情况，这种上计制度确保了中央政府对财政和税收的有力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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