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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底，老河口市党史方志办公室出版了一套四本《光化县志点校本》，复制和点校了明清两套县志。时任市委书记王世荣在序言里，对此高度评价：“编史修志，是我国古老的文化传统。老河口历代官府都曾修志，明正德版和清光绪版《光化县志》是我市仅存的两个善本，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  现将清朝光绪年间版县志编修的前后经过整理成文，旨在和大家一起学习交流，期待大家的宝贵意见建议。 《光绪.光化县志》（以下简称县志）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客观、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光化县的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等各方面情况以及编印县志的意义、过程、参与者等等。 当时为什么要耗费巨资、历时数载编修这套县志呢？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动机。一是上级有要求，“今我国家重熙累洽，道一风同，輶轩之采，遍及方舆”，“以体朝廷培植风化之心”、“欣逢圣天子盛治休明”，光绪皇帝上任数载，彰显国泰民安，随“诏郡县修志”；二是光化历代都有志书，但惨遭毁灭，“后遂不复修”。“汉魏以前，无论魏晋。而后下逮唐宋元明以至本朝。辑有志略，一坏于水火，再坏于刀兵”、“邑向有成志，毁于明季兵燹”；三是光化地理位置重要，“上接关陇，旁通巴蜀，界连邓淅，屏蔽襄樊”、“水陆形胜之区，南北冲要之地”,“况山水之奇，人才之盛，物产货殖之多，河口繁胜甲于他邑”；四是“以励节义好修之士”，改良民风，教化百姓，培养地方元气，“不独前无所稽，即咸丰粤逆捻匪之乱，义勇多阵亡，贞妇多节烈，死亡者众，惨不忍闻。若不旌奖以慰灵魂，如芝兰隐于空谷，宝剑藏于丰城，岂非千古恨事哉？” 最早动议修志是在光绪七年(1881年），县令李镜心“奉谕辑修”，召集叶朗山、王植三“设局采访，仅得段简残编，逐加披览，每多遗憾”“草创略具，然而拾遗补缺，修理维艰。”做了一些很基础的工作。  第二年，钟桐山（字凤喈，四川华阳人）接任光化县令，钟桐山邀请当朝太史余联沅（字晋珊，光化东启街人，1877年殿试钦点一甲第二名榜眼，历任内阁中书、军机章京、上海道台、浙江巡抚等职）以及乡绅李晋臣、路文轩等再三筹划，分东南西北四个乡采访整理。钟铜山在县志序中介绍：“乃就复文书院设局分编，朝夕考究，孜孜不缀”、“六月始，讫八月，而志以粗成。征诸载籍，或访之父老，山川风俗之所关，政治文章之所系，忠臣节妇，奇士高人，纵未能网罗无遗，亦庶几采择殆遍。”为什么最终未能成书呢？“会因秋收歉薄，会匪布谣，急急于团练保甲，迨会匪既除，春荒又届，民食维艰，何暇纂志。”是年，光化邓县接壤处土匪猖獗，钟桐山命各营会围剿，趁夜捣毁匪巢，擒斩匪首数人，才消除匪患。匪患加之秋季歉收接着又闹春荒，“无何忽以经费不继中辍，论者惜之。”  1883年，叶树南（字环浦，四川华阳人）到任光化县令。“适制军裕公巡阅来襄，遂以上闻，命树南更为修之”，再次设局于复文书院“传四乡绅董张兆龙、齐兆万、刘乙照、卢正衢、张洤督周历各乡，参互考订，以求其详。”叶树南在县志《补修邑志序》中介绍：“重加校阅，应增者增，应削者削。积半载而工竣。”又“督催各团经费，俾以其画付诸剞劂。”安排筹措经费，开始刻版印制。叶树南总结为“是志也，李钟两任创其端，叶王两君襄其事，城乡诸绅始而出力，终而筹费，皆好义士民，有以赞其成也。” 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三任知县的运作下，历时四年，终成志书。县志共八卷，分五十四类，起于沿革终于杂议。依据嘉庆毕沅通志，乾隆陈锷府志，自所载疆域、山川、城池、古迹外，凡忠臣、孝子、节妇、烈女，一一搜取。重在乡邦人物，重经校定后广为收采。   《光绪.光化县志》“体例颇详，摭拾甚富”，是一套很规范很齐全的县志。全书原稿1100多页，计十九万字之多，仅县志刊登参与编修人员就达八十六人，担任鉴定的有湖广总督、湖北巡抚、布政使、襄阳知府等官员，两位县令钟桐山、叶树南为主修，光化县教谕叶藯春、训导王槐青任协修，纂修共有段映斗等四人，其他修辑名称还有总理、总理采访、校对、四乡（新镇）采访等，在这些修辑人员中有八人为县志写了九篇序。 据后续资料显示，130多年来，县志多次“补遗重印”，最早是在1896年再版，特别是民国时包括台湾地区在内多地多次“补遗重印”县志，2011年出版的这套点校本，有十五类尾部添加有“xx补遗为民国刊本所加。”这里所说的“民国刊本”就是是民国二十二年重印本，也是我们现在点教本的母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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