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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作者的话：这篇文章，是在嘈杂的菜市场写的。当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在广州番禺某民办学校当教师。教师需要出去摆点招生。无聊中，我开始在登记本上写出所思所想。于是，就产生了这篇东西。另外，由于出色的口才，我的招生工作完成得让很多老教师惊讶。 写诗就是用一种言说来言说这个拒绝言说的世界。文字是诗人的材料，也唯有诗人能赋予文字完成言说的使命。然后，以诗歌的独特言说方式，反抗庸俗乏味的人世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脱离了现实。毋宁说，唯有诗人能让现实更像现实地现实下去。换言之，自从有了诗人的言说，这个拒绝言说的世界，才因为获得了某种言说，从而作为世界而持续地世界着。所以，诗人除了负责言说这个世界，更在于激活某种陌生的东西。 诗人们常常会有如此这般的抱怨——文字不能更好的言说，只能作为一种似是而非或者亦是亦非的言说。我想，每一个写诗的人，恐怕都有一种被文字打败的无奈感。诗歌创作的过程，就是这样——你分明感到某种东西在头脑中涌动，就是很难逼其现身，而最终的现身又总是不能令你满意。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是文字败坏了唯一的诗。然而，作为一种言说的诗歌，又不得不依赖文字。诗歌当然要有思想，深度挖掘文字的潜能也同等重要。毕竟，就诗歌而言，文字的潜能往往大于思想。这应当也是诗人与哲学家的最大区别。不过，我这般说，绝不是为了苟同这样的观点——诗到语言为止。作为言说这个世界的诗人，尤其需要做到的是，拒绝成规的语言，探索新的表达方式，以此来阻挡这个世界陷入一个语言化了的世界。说到底，命名向度还是应该成为诗歌的最大向度。这样，我们才能伙同文字，向一个陌生的世界前进。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陌生的另一个世界就并行于我们前进的途中。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持续人类的文明，而非钻进文明的故纸堆，成为文明的啃老族。 唯一的诗，一旦经过言说，就被打了折扣。一面，言说又是诗歌的唯一出口。由此，诗歌诚然是一堆文字的言说，但诗之成其所是的高贵之处在于，它总是力求超拔出某种文字承载不了的东西。正是有了这种东西的存在，唯一的诗一经言说尽管遭到贬值，但还是值得我们去写。此处所谓唯一的诗，并不是暗示诗歌本来就在那儿，诗人不过是偶然发现了它而已。我知道，信奉这种文学本体论的大有人在。以我之愚见，则认为这是全然颠倒的。不能更好地使唯一的诗以文字的形式现身，问题在于诗人不能更好地调遣文字，而只能用一种失效的文字来言说唯一的诗。就此而言，那些所谓第一句诗乃上帝所写的论调，我以为太过荒谬。但这也说明两个问题。诗歌在古人看来是相当神圣的；诗歌一经言说，不得不被迫贬值。为此，西方人才不惜把第一句诗的著作权拱手让给虚设的上帝。值得庆幸的是，唯一的诗虽然不能来到语言的途中，倒是以另样的方式成全了言说。正是这种遭到贬值的诗，把庞杂的现实容纳进去，加工成非现实，从而使现实更像现实地现实着。就此而言，唯一的诗恰恰应当成为某种被抵制的东西。毕竟，只有把它拉下来，才能更好地见证这个平庸的世界。因而可以断言，诗歌的贬值，其实是这个世界的贬值。而导致世界贬值的，是诸神的退位。而诸神其实本来就不存在。 张执浩说，当下的诗歌并非拒绝抒情，而是被逼着只能叙事。我相当赞同。不过，叙事一说，也似乎不准确。在此，委实有一种创造一个新术语的必要，重新命名诗歌的功能，以区分传统意义上所指的抒情或叙事。但似乎还没有更好的命名。姑且说，我们之所以写诗，是要看看诗歌到底能承受多少废话，更要看看多少废话才能逼出真理。结果往往是，所谓的真理，也不过是一堆经典的废话。从唯一的诗到废话的诗，这诚然是诗歌的堕落。而我们却未必要对此感到痛心。毕竟，在这个后工业化时代，我们心无敬畏，在商业化的大潮中，我们浑身臭味，是没有资格获取唯一的诗的。既然，我们的生活成了污七八糟的生活，我们的死成了彻底的死，难道还指望诗歌的拯救么？我们应该很清楚，人类的文明延续到今天，诗歌诚然堕落了。但这首先不应该是人类自身的堕落么？所以，我们这些堕落了的人，只配以堕落过的诗来言说这个世界。因此，弥漫在诗歌中的气息，并非明朗与清新，而是阴郁沉闷的，甚而至于太过浮躁。在此须申明一点，以免误解。我之所谓诗歌要有承受废话的能力，与当下的废话派诗人所张扬的废话体，是全然不同的。这废话，并非随随便便地瞎说，或者瞎写。而是说，诗歌不再纯粹了，不再美化生活了，不再歌唱了，允许某些杂音，允许毫无逻辑的而又能看似自圆其说的胡说八道。某些东西还是不变的，比如，诗歌的表达应该还是对生命的体认和逃避，是失败的人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是必死者公开了必死的事实，是一个人交出了一切尊严和自由还不得不活着，等等。 从整个人类文明的长河来看，诗歌的堕落是必然的。换而言之，未必就一定是诗歌的堕落。大多数人，往往沉溺于人类的某一个时期，以其作为标准。我们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文明记忆，能够内化这种文明的记忆，以持灯人的身份照亮未来的，毕竟只是一小撮。事实就是如此残酷——一切所谓创新，最终都难免沦为陈词滥调，至少是被陈词滥调所淹没。因此，诗人忍受不了一个成规的世界，就会向陌生的东西奋力孤飞。当有人指责现今的诗歌堕的时，他们是带着怎样的眼睛来看的呢？这眼睛极度近视，而且，还会拼命跑去偷来西方某位大师的眼角膜，一面也不忘抠出杜甫或者李白的眼珠子。他们就是用这样的眼睛来看的。这一点毫不奇怪，总有一些人走在时间之外，以遭身体禁锢的灵魂抵达了某一处未来。同时，也有更多的人走不出时间，甘心活在过去，而且，还要用人类的过去规约人类的今天乃至未来。由此而论，当下所谓诗的堕落，未必就不是一次诗的革新。自古以来，什么是诗这一看似幼稚的问题，一切回答从来都不是最终的回答。只要人类继续存在，这个问题就会作为一个十足的问题一直问下去。 每一个时代的创作，都是一次集体性的回答。我相信，诗歌创作的现实，是应该永远大于诗歌理论的现实的。没有终结的创作，当然也不可能有终结的理论。诗歌充满着可能性，它不会更少的惠顾前辈，也不会让后来者感到山穷水尽。那些能把历史感、生命意识以及生活经验，上升到人类普遍的高度，用诗歌的言说方式表达出来的人，无疑都是人类的天才。天才的创作，是不会遵循法度的，自有一群不会生育的学者，某朝一日在其创作中研究出新的法度来。天才的创作，必将面临着无限的折扣和误解。学者专家们会苦心孤诣地把他拉进某一个理论当中。撇开这些，我们应该看到，正是天才的创作，重新定义了诗歌。天才当然是稀缺的。但人类的前进从来都只寄希望于一小步或者一小撮。 如果说我们在诗歌领域还是有希望的，我以为，这种希望是从废墟上开始的。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语境中，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甚嚣尘上，一切严肃神圣的东西都被娱乐化，从而不同程度地遭到消解。并而行之的，是对所有人类经典文化的解构。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文化从开始的那一刻，就是浮躁的，也是反文化的。之所以如此，并不能全部怪罪于新媒体强大的消解能力，更有人类力图探索文化新生命的雄心。如何在这废墟以及传统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文化大厦，恐怕就是历史预留给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必须完成的使命。由此而言，当唯一的诗成了某种应当被反抗的东西，全新的言说方式或许就会从这反抗中闯出来。只有这样，诗歌作为一种言说世界的方式，才值得我们——我们也才配——继续言说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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