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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吴小如》一书出版于2012年。遗憾的是，到现在我也还没能一睹为快。仅仅是从网上书介以及目录上得知，此书是由吴先生当年的学生陈熙中、齐裕焜两位教授联合发起的，书中收录了众多弟子门生为庆贺吴先生90寿辰暨在北大执教40年而作的一组文章。或回忆吴先生讲课的风采，或评论吴先生的学术成就，或描述吴先生的儒者风范。据说吴先生拿到此书时曾感慨地说：“别人都是死后出一本纪念文集，我活着时看看这些文章，看看大家对我评价怎么样，免得我死后看不见了，等于是追悼会的悼词我提前听见了。”（舒晋瑜《那条叫吴小如的鱼游远了》，载《美文》2019年第1期）如今，吴先生已归道山五年有余。望着《学者吴小如》几个大字，特别是照片上吴先生饱经沧桑的面容，30多年前与吴先生短暂相识相交的记忆片段一点点地串联在一起，越来越清晰。在我心目中，吴小如先生首先还不是著名的学者教授，他更是一位独具魅力的“奇人”、“性情中人”。初识吴小如先生大名，是在北大中文系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也就是吕乃岩老师开的先秦两汉文学史课上。开课第一天，吕先生就列出了本课所需的参考书目。第一部自然是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紧随其后的便是以选文精当、注释详实、见解独到著称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与《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这是两部学习古代文学史分量极重的入门书。没几天，图书馆中的这两部书就全部被借出了。想看，只能去图书馆文科阅览室借阅。于是，当《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一书一出现在三角地的新华书店，这部厚厚的大书一个学期就没离开过我的书包。这两部书的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但在中文系，人人都知道这两部书的选篇、注释、评介几乎全部出自吴小如先生之手，最后也是由吴先生统稿审定的。我相信当年北大中文系七七级很多同学对吴先生的认识都是从这套教学参考书开始的。说实话，不单单是在北大，就是在全国所有大专院校的中文系，这套书也一定会出现在学生的必读书目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与《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是了解中国早期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书。仅仅凭此，如果你断定先秦两汉是吴先生治学的主打方向，那可就错了。吴小如先生在北大中文系，实实在在算得上是位奇人。学中国文学的都知道，一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都分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几大类；在建制上也就相应地有了古代文学教研室、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文艺理论教研室。而古代文学又多分为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三大段。当然在北大，古代文学专业分得更细一些。一般中文系教师也都术有专攻，大多精通其中某一类某一段。而上起课来，也只教一类一段甚至仅仅一个朝代而已。能把文学通史从头到尾讲下来，就是在国学大师中，包括在北大，也只有凤毛麟角的几位。说吴小如先生是奇人，奇就奇在当他还是讲师的时候，他就能从先秦文学一直讲到近代甚至现代，而且能将古今中外融会贯通，是一位精通文学、文献、小学各个领域的通才。在北大中文系，吴先生不但教过古代文学通史，还开设过中国小说史、戏剧史、诗歌史、古典诗词欣赏、散文、工具书使用等等课程。最奇的是，他开什么课，什么课就“叫座”、就爆棚。难怪吴小如先生总是喜欢称自己为“教书匠”，并深以“教书匠”为荣。很多人认为这充分显示了吴小如先生的谦逊。但对于同样做了一辈子“教书匠”的我来说，却深知当“叫座”的“教书匠”之不易。在我看来，吴先生自称“教书匠”，当更多地包含了他对自己出类拔萃的教学生涯与成就的自豪与骄傲。第一次见到吴小如先生，是在1980年他为中文系本科生开设的“唐宋词研究”专题课上。这门课被安排在一个能容纳二百多人的阶梯大教室。第一堂课我到得稍稍晚了些，前面已经坐满了人，只好在偏后的地方找了个座位坐下。上课时间到了，只见一位个头不高、偏瘦、步履矫健、目光犀利有神的五十多岁的人走上了讲台。没想到吴先生竟是如此年轻，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本来以为吴先生应该是跟游国恩、林庚、吴组缃等老先生一样，属于老一辈的学者呢。这便是吴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那个年代上课没有扩音器。在一二百人的大教室上课，如果坐得太靠后，有时有可能听不清老师在说什么。可吴先生一开口，就让我顾虑全消。站在讲坛上的吴先生声若洪钟，底气十足，嗓音极富磁性，就是坐在最后一排，每个字也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不过，汲取第一堂课晚到的教训，以后我每次课总是去得特别早，以便抢占前两排的座位，好近距离感受吴先生授课的魅力。吴先生上课，一是“有货”。吴先生出身于文化世家，家学渊源，从小博闻强记。他讲起课来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四书五经，张口就来，却又不拘囿于前人之见，总能独辟蹊径，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二是口才绝佳。吴先生讲课十分风趣生动。一张口，便是妙语连珠，绘声绘色。就是用传统考据学派的方法剖析作品，他也能讲得幽默诙谐，令人神往。吴先生在课堂上讲的虽是古人之事，但他还擅长穿插进几句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的题外话，来制造课堂气氛，把课讲得左右逢源、妙趣横生。记得一次讲弃妇词，他突然话锋一转，冒出一句“如今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借以抨击时下不良的社会风气，当即引得全场爆笑。即便是在北大，即便是名师课堂，有时也会出现学生越教越少的现象，可吴先生的课恰恰相反。他的课是越听人越多。几堂课下来，我注意到除了中文系的以外，不少外系同学也闻讯赶来旁听，害得我为保住自己前排之座，只能越去越早。一次，我认识的一位图书馆系同学因病缺课。课后，她不但特地找我借课堂笔记把落掉的内容补上，还要我详细叙述吴先生在课上讲了些什么。就这么件小事，足见当年吴先生的课是多么“叫座”，多么受人追捧。吴小如先生曾给自己立下了几条做学问的规矩：“一曰通训诂，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这一总的原则，由它来统摄以上四点。”（吴小如《我是怎样讲析古典诗词的》，见《诗词札丛》，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这不仅仅是吴先生做学问的特点，也是他讲课特别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吴先生的“唐宋词研究”并不着眼于宏观，也就不会像林庚先生那样提出“少年精神”“盛唐气象”这样大气磅礴的宏论，他是于精微处见学问、见功力。大凡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或精通考据，或擅长鉴赏评析，而吴先生却能将两者高度地统一起来。他每每通过考据的方式，从文字、音韵、训诂、辨伪等方面对词语加以解析，来揭示诗词所传达的意境，讲出新意来。到现在，吴先生讲韦应物《调笑令·胡马》“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一词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这首词，我上大学以前就背过。那是我在宁夏灵武园艺场下乡的时候。当时知青中悄悄流传过几本唐宋词选。我曾抄录了其中最喜爱的一两百首，得空就坐在寂静空旷的大漠上大声吟诵。其中“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两句，当时怎么也琢磨不明白，总觉得于情理不合。我插队的园艺场就在毛乌素沙漠边上，那里也养马，却从来没见过马在奔跑时还会长嘶。这个疑问直到经吴先生讲解才恍然大悟。吴先生说，一般注本都将“跑沙跑雪独嘶”释为马迷路之后在沙漠的雪地上东奔西跑，嘶叫着找路。其实，这里的“跑”当读为“刨”，是“刨”而非“跑”。马迷路之后不知所去，站在原地用蹄子在沙漠的雪地上刨来刨去，这才有了下句的“东望西望路迷”。我一听，立时有了顿开茅塞之感。《声声慢·寻寻觅觅》是李清照的代表作，也是我早年非常喜爱的一首词，可也曾产生过一些疑问。词的上阕说“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时间分明已是晚上，可怎么接着又有“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描述起白昼的情景？如果果真写的是晚上，即便词人“守着窗儿”，也很难看到院中“满地黄花堆积”的景象。如此的话，后面的“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的伤感似乎也没了着落。况且，那一句“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分明说的是白天时间过得特别慢，很难熬，可接下去怎么又有“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描述起早于“晚来”的“黄昏”时分。一首词三次提到时间，先是“晚来风急”，再说“怎生得黑”，最后落在“到黄昏”上，时间概念怎么会如此混乱？当年的这些疑问，如今看来不免太过坐实拘泥，没有理解诗意可以是跳跃的，近乎意识流的，没想到在吴先生的课上却得到了自成一说的解答。吴先生讲李清照的《声声慢》，先指出对这首词的注解历来存在着的两个疑点。一是传统上都认为“乍暖还寒时候”一句指的是秋季，吴先生分析道，“乍暖还寒”是春天的特征而非秋季，可全词分明写的都是秋天的景象。就季节而言，秋天应该是“乍寒还暖”的，所以这一句写的一定不是秋季，而是写秋天的某一个早上。另一个难点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既然已经是“晚来风急”，下阕为什么又有“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吴先生引用俞平伯先生的注释说，“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其实当作“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从“晓来风急”“怎生得黑”到下阕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正好写了一天的时间。经吴先生这样一分析，这首词中原来存在着的时间错乱问题就不存在了。原来整首词不过描写了词人从早到晚的所见所闻所感。吴先生课上讲的每一首词，都体现了他给自己定下的做学问的四条规矩以及“揆情度理”总体原则。就我印象比较深的这两首词而言，如果没有深厚的考据功力与“揆情度理”的完美结合，就不可能讲得如此透彻。吴先生在课堂上还介绍了不少唐宋时期的经典作品，无论是像苏轼、辛弃疾这样的大词人，还是只有几篇作品传世的词家，吴先生擅长结合词人身世以及与作品相关的史实，将其中的典故出处一一挖掘出来，并从考据、词语运用、意境等各个方面阐发自己对作品的体会，总能发前人所未发，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吴先生曾说过，如果“没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决不下笔……否则宁缺毋滥，绝不凑数或凑趣”（吴小如《漫谈我的所谓“做学问”和写文章》，见《怎样写学术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吴先生不但做学问如此，就是讲课，也处处可见他的独到之处。他所讲到的词作，几乎每一首都有着他自己的一得之见，而“非人云亦云地炒冷饭”（同上）。能把考据与鉴赏解析两者结合得如此完美，至少在北大中文系，我觉得无人能出乎其右。后来我自己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也特别注重训诂、文字、音韵等考据功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受了吴小如先生的影响。上“唐宋词研究”课期间，有机会读了不少吴先生的学术文章。对吴先生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非常钦佩，一直渴望能够继续选修他所开设的课程。可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吴先生将要离开中文系的传言。先是听说吴先生要调到中华书局去。那时吴先生已经在兼职编辑中华书局出的大型学术刊物《文史》。后来又听说北大王学珍副校长亲自出面挽留吴先生，但他仍执意离去。再后来，就听说在历史系邓广铭、周一良两位先生的竭力相邀下，吴先生终于转系成为历史系教授。其间，有关吴先生去留传言版本甚多。在当事人大多已故去的今天，不难看出当时问题的症结主要出在人事上。吴先生一向性格耿介秉直。五十年代曾与后来担任系领导的同僚发生过较大摩擦，心存积怨。多年后，时过境迁，吴先生曾对自己有过如此的评价：“惟我平生情性褊急易怒，且每以直言嫉恶贾祸，不能认真做到动心忍性、以仁厚之心对待横逆之来侵。”（转引自刘敏《吴小如：走在燕园与梨园》，载《新华月报》2014年7月）这应该是他的肺腑之言。吴先生的转系，令中文系很多同学为之扼腕叹息。自此，中文系少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教授，我们七七、七八级同学也再没有机会聆听吴先生的专题课。虽说文史不分家，但毕竟侧重不同。据说，吴先生到历史系后，尽管曾多次被拉来临时担任博士生的“替班”导师，这些博士生日后自己也成了博导，而吴先生自己却从来没有正式带过一位属于自己的博士生，甚至始终没有获得博士生导师的头衔。在历史系，他似乎一直作为一位“边缘人物”（同上）而存在。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与缺憾。说到吴小如先生性情的耿介率真，就不能不说到他对学术问题近乎苛求的认真，也不能不提及他所谓“学术警察”的绰号。吴小如先生给我们七七、七八级同学上课时，只要一谈到学界的敷衍草率、不求甚解的学风总是十分愤激。对学术著作乃至任何出版物中出现的差错、谬误，他简直是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表现得嫉“错”如仇。无论是什么出版物，无论是何种差错，一旦发现，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成了名副其实的逢错必纠，有短必揭的“学术警察”。而且不管作者是谁，他都会毫不留情面地著文指出。在吴先生看来，这不过是一种学术上的“较真”，一种对学术负责的严谨态度。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做“学术警察”难免不在有意无意间得罪人！据说，吴先生从不讳言自己与同僚关系紧张，就连对吴先生十分敬重、与之关系非常密切的学生，有时都会被他的直率搞得下不来台（闫平《性情吴小如：文章易冷 风华不逝》，载《北京青年报》2014年12月14日）。这也从一个侧面透露了吴先生之所以一生坎坷的原因。吴先生是一位阅读面极宽、信息获取量极大、记忆力又超群的人。他不但重要的学术著作、学术刊物必读，就是大报小报也统统在他的浏览范围之内。最近翻看《含英咀华——吴小如古典文学丛札》一书中收入的“榷疑随笔三则”（原载《文史知识》2004年第2期），我就颇有感触。此事的起因是余秋雨在他的文章中将“宁馨”释为“宁静、馨香”，将“致仕”说成是“到达仕途”。这本来是个不值一驳的错讹。但不知何故，著名文学史家章培恒先生特地为此作文替余秋雨辩解。吴先生见状不禁拍案而起，撰文与章先生商榷。文中，吴先生首先中肯地指出“约定俗成也要有个界限，不能把一切讹舛错误的东西都用'约定俗成’的挡箭牌搪塞了之”，还提出“一词一语虽属细故末节，总要有个规矩准绳可循，不能太主观随意”。吴先生的看法，充分体现了他对学术的认真态度。然而，更能见出吴先生无所顾忌、耿介率真性格的，还是他在文章最后向章先生提出的由衷告诫：“培恒先生乃国际知名学者，发表言论一言九鼎，窃以为不宜予某些不学无术之徒以可乘之机。”简直就是直接向那些“不学无术”的所谓名流亮剑。吴先生明知所谓“学术警察”之称，并非都是褒奖，但他的心胸却始终光明磊落。在他看来，“现在不是'学术警察’太多，而是太少。电视、电台、报纸都是反映文化的窗口。人家看你国家的文化好坏都看这些窗口，结果这些窗口漏洞百出、乱七八糟”（黄纯一、樊丽萍《北大国学名家吴小如逝世 曾被称“学术警察”》，载《文汇报》2014年5月12日）。可惜的是，这样的“学术警察”，已随着吴先生魂归道山而愈渐珍稀。如今的学术界，已经很难再见到像吴先生这样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的批评了。再一次见到吴小如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答辩那天。担任答辩委员之一的谭家健先生问我中午能否陪他去吴小如先生家走一趟。我当然非常高兴有机会直接聆听吴先生的教诲，便欣然应允。由于事隔久远，我已记不清那天谭先生去见吴先生的具体缘由是什么，印象中好像是谭先生有什么问题要向吴先生请教。记得谭先生把他的问题刚一提出，吴先生沉思了片刻，便告诉谭先生应该去查哪几本书。这个细节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由衷地佩服，当时就觉得吴先生的大脑简直是一部活的资料库。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带谭先生来到位于中关村26楼的吴宅。敲开门还没等谭先生介绍，吴先生竟已认出了我：你当年是不是上过我的“唐宋词研究”专题课？我虽然叫不出你的名字，但你一定是七七或七八级的。上课的时候你总是坐在最前边，头也不抬地做笔记，对吧？我太震惊于吴先生的记忆力了。上“唐宋词研究”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而且我不过是众多学生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可他竟然连我坐在哪儿，怎么上的课都还记得，难怪吴先生看书有过目不忘的本事。那天，吴先生家的书桌上摆着许多张刚刚写成的书法作品，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墨香。吴先生边跟我们说话，边拿出印章在写好的作品上盖印。北大中文系老师板书漂亮的，很有那么几位。像林庚、袁行霈、吴小如先生的板书，都是超一流的。这次到吴先生家登门拜访，却让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吴小如先生不但板书漂亮，而且书法作品也颇有大家风范。于是，我站起身来，一边帮吴先生铺纸，递印泥，一边欣赏他的楷书、草书。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与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差别太大了。最让我感到惊异的还是，吴先生的书法所呈现出的艺术风貌与他直率耿介的个性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他的书法作品在相当程度上更显示出他儒雅恬淡，清隽秀逸的儒者之风，与“学术警察”的犀利直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还特别留意到，这些书法作品不像是要送人的，上面只有吴先生的落款，却没有受赠人的姓名。当时我好几次忍不住想张口讨要一张墨宝，但猜想这些作品很可能是要送去参加书法展览，或送到琉璃厂出售，因而终究没好意思开口。吴小如先生是北大九三学社社员，而我岳父徐继曾先生当时担任九三学社北大支社负责人。晚饭时，我便与徐先生谈起白天去吴先生府上的事。一提起吴小如先生，没想到我妻子全家都知道吴家。不过，他们都对吴先生的本名吴同宝更为熟悉。从他们那里得知，吴先生家人口较多，师母身体不好，一直没出去工作，所以吴先生早年的经济负担较重，也因此而被人误认为吴先生是为多挣稿费才如此勤奋写作。徐先生告诉我，吴同宝（小如）先生的父亲吴玉如就是近代有名的大书法家。吴先生自幼便在父亲的指导下研习书法。其书法功力深厚，底蕴十足，却又自成一家。我顺便问起琉璃厂是否有吴先生的作品出售。徐先生说，以他对吴先生个性的了解，吴先生是不会以字谋取润格的。徐先生的话让我对自己误解了吴先生而感到惭愧，同时也为自己错过了向吴先生讨字的最佳时机而倍感遗憾。徐先生还对我说，其实吴同宝先生就是一位“性情中人”。他一生最大的爱好与乐趣，一是文史学术，二是书法练字，三是看京剧唱戏。那时九三学社每次组织活动，但凡与京剧有关，定然少不了向吴先生请教。最近，读彭庆生先生《难窥夫子墙——敬贺小如师九秩华诞》一文，有道：“小如师是性情中人，耿直狷介，特立独行，从不俯仰取容，然极重情谊。对师长，感恩图报；对朋友，肝胆相照；对门生后进，眷顾奖掖，不遗余力。凡此种种，有口皆碑。”其中所说的“性情中人”与三十多年前徐先生的评价竟如此一致，不禁使我想起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时，系主任祝肇年先生也曾用同样的话说到吴小如先生。那是我记忆中最具“性情中人”风采的一段有关吴小如先生的轶闻趣事。那是暑假刚过的一次系例会散会后，祝先生跟我聊天，说他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偶遇北大历史系一位吴姓教授。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祝先生是中国戏剧史、编剧理论专家，不但精通中国古代戏曲，对京剧颇有研究，而且多才多艺，京戏、书画技艺皆不在吴先生之下。两人的兴趣爱好如此相投，吴先生与祝先生在北戴河一见如故，聊得兴起，竟忘情地唱起京戏来。祝先生说，他实在没有想到这位北大历史系教授不但懂戏，而且唱得有模有样，当即两人来了一段对唱。祝先生对吴先生的唱功大为赞赏，说他戏唱得有板有眼，字正腔圆，不亚戏楼的名角。我一听便知祝先生所说的吴姓教授必定是吴小如先生无疑。更为有意思的是，祝先生说，那天两人偶遇后，边走边聊，路遇两位打着赤膊的年轻人邀请两位教授一起打牌。于是，四人席地而坐，越打兴致越高，祝先生率先脱去了老头衫，紧接着吴先生也赤膊上阵。祝先生说吴先生在牌摊上很是认真。就这么着，二老二少赤膊甩了40来分钟的牌，其间还为出牌反悔之类小事争执了好几次。末了，祝先生对吴先生的总体评价是此教授实乃“性情中人”。讲良心话，我当时真想象不出，一向身着对襟扣袢典型北大中文系教授服的吴小如先生，坐在路边赤膊甩牌会是个什么样的子，所以听罢还颇有几分疑惑，这会是我所认识的吴小如先生吗？不过，现在，我信了。吴小如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从不做作、率性而为的“性情中人”，兴之所至乃至忘形，乃至旁若无人！2014年5月11日，这位受人尊敬爱戴、也让人“挤兑”了一辈子的“性情中人”吴小如先生悄悄地走了。也许有人松了口气，从此学界再没有这样一位让人下不来台的“学术警察”，但更多的人感受到的是无尽的哀思与怅惋：北大又失去了一位撑门户的“教书匠”，学界从此也又失去了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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