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师范附属小学的校址位于老昆明象眼街，聂耳就是在这里上完初小的。
学校里有块大操场，除了用来上体育课外，平时也是全校学生集合排队开会的地方。学校规定所有的学生一律要穿蓝色制服，戴蓝色的大檐帽，在帽子上还缝着一小块铜制的鸡心形帽徽。那时的学校男女生要分校读书，这所学校也不例外。
全班第一
聂耳的班主任名叫杨实之，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缎面圆花长袍，头戴一顶瓜皮小帽，从来不留胡子，鼻子上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他教学十分认真，对于学生的管教也非常严格。在教室的黑板旁边，还挂着一把三指宽、两尺多长的戒尺。对于那些不做作业、不守纪律的学生，都要打手心；凡是不请假逃学的人还要打屁股。因此学生们都怕他，不敢任意偷懒和逃学，但也很尊重他。
聂耳读书一贯刻苦用功，没有辜负老师对他的教育，也没有辜负母亲对他的期望。他从来不迟到早退，回到家里后，就按老师的要求认真地做作业。加之在入学前，他已经在家学过近千个汉字，所以进校后，每次期末考试，他的成绩都是全班第一名。
小学的课程，设有国文、算术、图画、手工、唱歌、体育、修身等。任图画和手工课的是一位周老师，他私人在街上开了一个炭精画的铺子，人像画得很出色。周老师个子细细高高的，人很瘦，眼睛深凹，身着长袍马褂，戴一顶黑毡帽。上课时，提着一个黑皮包，在学校里，他是个兼课教师，教学认真负责，只是脾气很怪，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笑脸。只要他走进教室，不是打人就是骂人，没有一个学生不害怕他。为此，有时会引起学生不满。聂耳在班上的绘画和手工都比较好，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在80分以上。因此，周老师对他还比较温和一点儿，最多用教鞭指着他骂上几句就算了事。
茶壶风波
有一天，周老师教大家用窑泥做茶壶和桃子两样工艺品。他的动作很熟练，技术也高，三两下就把样品捏出来，放在讲台上，让学生照着做。但他没有讲制作的方法和要领，多数人看了，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如何做，又不敢多问。于是有的学生就大致做成个实心茶壶，放在桌子上，还有的人捏不成桃子，就把泥巴捏成个鸡蛋。周老师逐个检查了学生们的“作品”后，一点儿也不满意，结果有的被罚站，有的被抽鞭子，课堂上的空气十分紧张。他走到聂耳课桌旁边停了下来，用教鞭指着聂耳做的茶壶说：“聂守信，你以往的手工还是做得不错的，为什么今天会做成这个样子？实心的茶壶，能装水吗？”
聂耳说：“老师，你先前做的时候没有给我们讲清楚，也没有让我们看过，我还以为只是大概做个样子，就把茶壶肚子做成实心的了，现在看清楚了，我另外做一个空心的好了。”
这时，周老师明知聂耳讲的完全是事实，只怪自己没有给学生讲清楚。但要他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承认是自己的责任，又放不下这个架子。他不习惯学生这样顶撞自己，于是有点恼羞成怒，就拿教鞭指着聂耳的鼻子说：“我没有给你看，你的眼睛呢，你不会自己走过来看看吗？我没有给你讲，你的嘴巴要来干什么？你不会问问我，让我教教你吗？”说着，他举起了教鞭，就要往聂耳身上打下去。
聂耳有些不服气，还没有等周老师的教鞭抽打下来，就猛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睁大眼睛，抬头望着周老师。周老师以为他要起来反抗，吓得放下教鞭，往后退了一步。谁知聂耳很有礼貌地向老师行了一个鞠躬礼后说：“原先我不懂，没有问您家，是我错了，您家说不懂可以问，我现在还是做不来，请您家教教我。为什么老师做的茶壶，只能装水，不能倒水，茶壶嘴是实心的，我们是不是也照着做？”聂耳讲到这里，课堂上的学生们哄堂大笑起来，周老师马上制止说：“这有什么好笑的！”他已经被学生问得狼狈不堪，教鞭再也抽不下去了。只好抓起一团泥巴另捏了一个空心茶壶嘴换上，这时他才向大家耐心讲了空心茶壶的制作要领。学生又按他指导的方法另做，重做后的作品，基本上达到了要求。周老师检查后很高兴，笑呵呵地说：“这才像个真的茶壶嘛！”
抄写课本
有一年冬天，昆明的天空突然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这是往年很少见的。下雪之后，气温也随之下降。由于家里经济困难，聂耳是没有棉衣和毛衣穿的，彭寂宽（聂耳母亲）怕他的衣服单薄冻坏身体，就说：“今天就不要去学校上课了，下大雪后估计别的学生也不会去，老师也不一定讲课。”聂耳听后回答说：“妈妈，你不是说小娃娃屁股里有三把火吗？不冷的，我一边走路一边跑跑跳跳，身上就热起来了。”果然，到学校一看全班的学生，有三分之二都没有来读书。但是，杨实之照常给他们上了课，并且表扬了他们勤奋好学的优良品德。
为了节省开支，聂耳读小学用的课本，有一部分是他借别人的书照抄下来的，他对母亲说：“抄课本不仅节省了书钱，还可以练字，又能加强记忆，真是一举多得。”彭寂宽听后，对儿子的做法表示赞同。
聂耳升入初小二年级时，由于原来的房东要回了住房，他家只好第三次迁居，从昆明藩台衙门搬到了很偏僻的菜市场居住。迁到这里后，由于铺面不临街，看病的人少了，收入也随着减少。加上当时军阀混战，物价不断上涨，更是给全家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彭寂宽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从聂鸿仪去世后，她毅然挑起了养活全家五口人的重担。彭寂宽继承丈夫的职业，通过了官方考试，取得了中医师的资格证书，成了当时昆明第一位开业的女中医，自己看病，自己配药。她不怕劳苦，晚上还要替人家做一些针线活来贴补开支。但累死累活，总是入不敷出。
被迫转学
1920年冬天，聂耳在师范附属小学初小毕业。但校长宣布，本届毕业生只有参加“童子军”的，才可以直接升入本校的高小读书。这是聂耳事前没有料到的，听完校长讲话，如同一瓢冷水浇到他头上，让他从头冷到了脚后跟。
“童子军”是国民党时代在小学校推行军训化的组织。要求每个学生缝制一套“童子军服”，配上一副皮腰带，一根麻绳，一把六开刀，一根一米长的棒棒和一条领巾。他们全身“披挂”后，常常要轮流在校门口值守。对这种要求，聂耳的家庭哪里承受得起呢？经过再三力争，校长仍旧坚持上述规定，不论他的学习成绩如何优秀，一个也不许例外。这样，聂耳只有转学到昆明私立求实小学去读高小。
对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的老师同学，聂耳是很有感情的，本不愿转学。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了母亲。彭寂宽安慰他说：“其实读书要靠自己，不一定在乎进哪所学校。学校条件再好，自己不努力成绩也不会好的。我家没有钱让你当'童子军’，去求实小学也好，不见得他们教得比师范附小差。”
学生会长
私立求实小学，是由昆明市热衷教育事业的苏鸿纲先生筹资创办的。由于没有校舍，只好借用位于市中心的孔庙（现在的文庙）来上课。学校没有操场，还缺乏各种教学设备，但是这里的校长和教师事业心都很强，教学非常认真负责，对于学生要求也很严，校风也很好。开学典礼那天，聂耳听了校长的讲话后，才知道这所学校是经过了许多艰苦努力才办起来的，也很敬佩这位校长为社会尽力办学的崇高精神。
就在这一年，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聂耳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被选为会长，同时在班上，也被推选为班长。从此，他成了一个热心为大家做事的学生干部，也是一名小小的“社会活动家”。
学校开学不久，孔庙管理部门以修缮房子为名，要求求实小学暂时迁出，等修好房子再搬进来上课。房屋修好后，孔庙管理部门自食其言，不许学校迁回。经学校多次与之交涉，毫无结果。苏校长把情况向全校师生讲明，如果校址解决不了，最后可能致使学校停办。聂耳立即发表意见说：“他们这样无理，我们决不能让步，一定要把学校要回来！”于是大家推选聂耳为学生代表，随同苏校长找管理部门评理。他们又发动师生向教育主管部门请愿，组织了学生宣传队走向昆明街头演讲、宣传。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给予同情声援。聂耳负责的一个宣传队，更是搞得有声有色。经过几天的斗争，得到了各校师生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声援，孔庙管理部门害怕把事情闹大将来不好收拾，被迫同意把房子交回求实小学使用。求实小学的师生们，在苏校长的领导下，经过共同努力斗争，终于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通过这件事，聂耳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正义的事业，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奋斗，就会取得成功。学校为了表彰他在这场斗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地给他颁发了“第一号褒状”，以资鼓励。在颁奖大会上，苏鸿纲校长发表讲话，号召全校学生都要学习聂耳，长大以后，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聂耳上台接奖状时，全场上下掌声雷动。
这个场面让苏校长终生难忘，1955年7月16日，他在《云南日报》上写了回忆文章，向广大读者介绍了当年的情景。
（本文配图由崎松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