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翻译研究 || 耿强：翻译中的副文本及研究——理论、方法、议题与批评

李伟荣 2021-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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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的副文本及研究：理论、方法、议题与批评

Paratext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s, Methods, Issues and Criticism

耿强

GENG Qiang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200240;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1306)

(The Post-doctoral Program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tudies affiliated to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JTU, Shanghai 200240, Chin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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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耿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博士后，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MTI教育中心副主任，上海市外国文学研究会翻译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研究领域为中国翻译话语、中国文学外译，迄今发表学术论文、专著、编著四十多篇、部，完成并正在主持省部级项目2项，厅局级项目3项，翻译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3篇及其他非文学类翻译若干。专著《中国文学：新时期的译介与传播——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2018，南开大学出版社）成功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规划项目“中国文化外译：典范化传播实践与研究”，列入丛书第三本。

摘要：本文对翻译中的副文本及研究进行了综述。副文本概念来自热奈特。本文区分了隐形的和明示的翻译副文本研究。前者并未使用副文本之名，但其研究对象在翻译思想史、翻译规范、女性主义翻译及后殖民翻译的实践或研究议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者使用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利用个案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方法，历时或共时考察各种文类的翻译副文本的形式、功能和意义。本文认为，今后可以加强理论研究，丰富研究方法，拓宽研究对象，并积极研究翻译副文本之于中国文学外译方面的应用。

关键词：翻译研究；副文本；隐形；明示；中国文学外译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how paratext develops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Genette’s term paratext, the paper proposes two types of studies of paratext in translation, which are implicit and explicit respectively. By implicit, we mean that paratext per se is not used in such a study, but it really has played a considerable role in research projects like history of thoughts i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norms, gender-oriented and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 By explicit, we mean that such study, through cases and cultural study perspective, adopts the term paratext from Genette to explore what forms,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paratext takes in various types of translation. To advance the field of study, the paper argues that m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issues concerning paratext in translation, extending to include non-verbal paratext in both literary and non-literary texts by adopting varied methods, and finally exploring how paratext can be tailored to promote Chinese literature to go globally.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Paratext; Implicit; Explicit;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Globally

引言

1996年，芬兰学者Urpo Kovala首次用副文本（paratext）概念研究英美文学芬兰语的翻译。之后，副文本问题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有关成果在近几年通过会议和出版等方式得到集中展现。2010年6月21至22日，西班牙自治大学口笔译系承办了“第七届世界翻译会议”，主题为“翻译中的副文本元素”。出版方面有两部文集问世：《翻译边缘：翻译中的副文本元素》（Anna Gil-Bardají, et，2012）；《翻译中的文本、外文本、元文本和副文本》（Valerie Pellatt，2013）。副文本词条开始进入翻译研究参考书（Tahir Gürçağlar，2010；Neather，2014）。可见，翻译的副文本研究在翻译研究领域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浪潮。

本文将对副文本的概念谱系、它在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议题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未来研究的进路。

副文本的谱系

（热奈特Gérard Genette）

副文本概念来自法国叙事学家、文学理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1979年，他首次使用“副文本性”这个概念①。“文本和文本之间存在的模仿和转化关系，最能体现这种关系的文本形式有拼贴和戏仿。”（Genette 1992：82）但他认为这个术语并不合适。到了1982年，他在《羊皮纸：二级文学》一书中用“跨文本性”取代了“副文本性”，并将后者的所指范围缩小，使之成为表示文本之间关系的五种类型之一（Genette 1997a：2）。

1987年，他在所著的《阀限》（Seuils)一书中专门论述副文本问题，详细阐述了副文本的定义、分类、功能、效果、研究途径和方法等问题。他指出文学作品“很少以不加任何装饰的状态呈现，某种数量的语言或非语言生产形式，如作者的姓名、标题、前言和插图总会强化和伴随着文本。尽管我们并不总清楚这些生产形式是否可以被视为文本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它们围绕在文本周围，使它得以延伸，正是为了让作品得以'呈现’，从这个动词一般的意义也是最突出的意义而言，是为了使作品现身，确保它以图书的形式在世界中在场，接受和消费。这种不同形式、范围和风格的伴随形式就构成了我所说的一个文学作品的副文本。”（Genette 1997b：1）

在另一处，他指出“所谓'副文本’指的是围绕文本的所有边缘的或补充性的数据。它包括各种形式：与作者和编辑相关的（如标题、插图、题词、前言和注释）；和媒体相关的（如作者的访谈，官方的概要）；私人的（如通信、蓄意或非蓄意的秘闻）以及和文本生产与接受的物质手段有关的内容，如分段等。副文本与其说是一个界定清楚的范畴，不如说是一个有弹性的空间，它没有外部的边界或精确一致的内核，如同副文本这个词中含义模糊的前缀所暗示的，这个词包括所有属于文学作品的文本的东西，这些东西加入书本之中，有助于呈现文本。”（Genette 1988：63）

上述两个定义指出了副文本的特点。第一，副文本围绕并伴随着正文本，补充甚至强化正文本。第二，副文本形式多样。第三，副文本的功能是呈现正文本，使其以图书的样式存在，促进图书的接受和消费，它协调的是正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话来总结：副文本指的是围绕在作品周围，强化作品，并确保它以某种形式得以呈现、接受和消费的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的伴随形式。

热奈特曾区分了不下数十种之多的副文本类型，如内文本、外文本、文本副文本、图像副文本、作者副文本、私人副文本等等（Genette 1997b：4-11）。他甚至认为“任何围绕文本的语境都可作为一种副文本。”（Genette 1991：266）这种无所不包的定义从一个方面说明副文本概念的复杂性和流动性，也直接决定了研究的方法。“副文本的功能构成了一个十分经验性的和多样的对象，只能依据具体的文类和语境来一个一个的研究。”（Genette 1991：269）定性的、共时的个案研究是热奈特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

翻译、翻译研究与副文本

（André Lefevere； Gideon Toury）

副文本在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们之间有着十分长久和密切的关系史。

3.1 翻译中的副文本

首先，副文本是译本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无论译本以何种媒介呈现，副文本都伴随其间。古代纸张发明之前，各种书写媒介如羊皮卷、竹简、石碑等都带着自己的副文本元素，如特殊的行文排列的方式。到了近现代，随着纸质印刷品的出现，译本中的前言、后记、序跋、注释等副文本元素更与译本不可分割。在当代，多媒体译本如配音或字幕电影中的片头/片尾字幕、片尾场景、电影的预告片、宣传海报和广告等构成了更为复杂的副文本形式。

其次，副文本是承载中西翻译思想最主要的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西翻译思想一般都通过译本的前言、序跋、后记、往来书信等方式表达。以英国翻译史为例，德莱顿（John Dryden）提出的三种类型的翻译，即字对字翻译、自由翻译和模仿，来自他所翻译的《奥维德书简》的前言。（Steiner 1975：68）中国翻译史上，关于佛经翻译最早的理论性质的文章来自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陈福康 1992：14-15），这摘自所译佛经的序言。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最著名的“信达雅”之说来自严复所译《天演论》的“译例言”，人所共知。

3.2 隐含的副文本研究

以是否明确使用副文本这个概念为标准，可区分两种类型的研究：隐含的副文本研究（paratext implicit）——关注翻译中的副文本或类似的现象，但未使用这个概念；明示的副文本研究（paratext explicit）——明确使用副文本这个概念研究翻译问题。

隐含的副文本研究在翻译思想史研究领域十分常见。英语世界几部影响很大的翻译思想史著作都得益于对各种翻译的副文本的利用，如T. R. Steiner（1975）的《英语翻译理论：1650-1800》；André Lefevere（1977）的《翻译文学：从路德到罗森茨威格的德国传统》和《翻译、历史、文化：读本》（1992a）；Douglas Robinson（1997）的《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陈德鸿（Leo Tak-Hung Chan 2004）的《20世纪中国翻译理论：模式、议题和争论》；张佩瑶（Martha P. Y. Cheung 2006）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中文出版的情况也是一样，如罗新璋（1984）的《翻译论集》；陈福康（1992）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一般翻译理论研究也充分注意到了副文本问题，但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下，给予的关注度不同。在“文化转向”之前，语言学翻译研究只关注文本的转换，并不重视副文本问题。“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开始关注翻译活动所发生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副文本由于具有协调文本和语境之间的功能，其重要性得到了重视。

André Lefevere（1992b：111-160）在《翻译、重写与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讨论了不同的重写形式，如翻译、历史编纂、文集、批评、改编等等在文学系统演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有的重写形式如对译本的评论和编辑就和热奈特所说的副文本形式外文本重合。

Gideon Toury的翻译规范研究提升了副文本所具有的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他指出：“有两类主要资源可以用于重建翻译规范，一个来自文本，一个来自外文本。”（Toury 1995：65）外文本包括“半理论性或批判性的表述，比如关于翻译的规定性的'理论’，译者、编辑、出版商以及其他涉足翻译活动的人员所作的陈述，对个体译本、译者或译者团体等的批评或评价等。”（Toury 1995：65）这表明，与翻译相关的副文本如译序、译跋注释等可以成为翻译规范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来源（廖七一 2009：97）。

女性主义译论和后殖民主义译论充分认识到各种副文本形式在实现某种文化政治议题中所具有的潜在价值。给翻译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是女性主义译者主动介入文本，彰显性别身份的一个基本翻译策略。（Flotow 1991：69-84）Lawrence Venuti批判英美主流文化自恋式的翻译规范，译本的“前言、批评论文、讲座和访谈成为对译者创造性翻译实践进行深度说明的空间。”（Venuti 1995：311）张佩瑶编著《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利用前言、注释、后记等副文本元素建构中国翻译话语体系（张佩瑶 2004：6-7），使之成为一种有力的武器，补充甚至挑战翻译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

3.3 明示的副文本研究

芬兰学者Urpo Kovala首次将副文本概念用于研究翻译问题，开启了明示的副文本研究的先河。作者通过考察1890至1939年间芬兰出版的英美文学译本的“标题、作者和译者姓名、丛书前言、护封简介、注释、广告和插图”（Kovala 1996：124），揭示翻译活动的各种协调者（出版商、零售商、译者、评论者、学者、公共图书馆）使用副文本巩固主流的宗教保守主义意识形态。

Richard Watts考察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回到故土》这部诗集从1940到1990年代在古巴、加勒比、北美和法国出版的不同语种和版本的副文本。作者通过副文本“观察文本置身其间的复杂的意识形态争夺，以及文本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挪用。”（Watts 2000：42）

Şehnaz Tahir Gürçağlar以土耳其20世纪40年代翻译文学的个案为例，阐发副文本对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史研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她认为“研究副文本可以提供关于翻译被如何定义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被生产和消费的信息。同时，围绕作品的直接副文本元素—内文本—能提供关于出版商和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和看法。”（Tahir Gürçağlar 2002：58-59）

Guyda Armstrong考察了1620年英国出版的薄伽丘《十日谈》第一个英文全译本的不同版本的副文本，表明这本书的物质特征如何为英美读者塑造了原作并授予域外文本某种权威性。作者重新划分了副文本的类型，分为组织性副文本、视觉副文本和编辑副文本（Armstrong 2007：42）。

修文乔（2008：66-69）考察傅雷译本的序言、献辞等副文本，归纳出傅雷的翻译观和读者观。杨振、许钧（2009：82-84）研究傅雷译作中的译者注释，阐述它对于读者理解的作用。李德超、王克非（2011：77-84）考察清末民初周瘦鹃早期译作的译注数量，类型和意义，考察它们的文化内涵，借此管窥民国初年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张美芳（2011：50-55）以国际新闻报道为例，讨论了可能影响新闻译编过程的几种超文本（副文本）成分，包括目标文化社会的价值观、读者的期待视野、意识形态、民族情感等。王雪明、杨子（2012：103-108）研究《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中的注释，分析其功能，揭示出“深度翻译”的实践意义。张玲（2014：106-111）考察汪榕培翻译的《牡丹亭》英译本的副文本，研究它与翻译活动，译作面貌和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它如何引导和影响译文读者对译本的接受。

近几年出版的两部论文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

《翻译边缘：翻译中的副文本元素》（2012）从多个角度研究副文本现象。Mary Louise Wardle（2012：27-42）通过研究《爱丽丝梦游仙境》意大利语译本的副文本，考察不同的副文本元素如电视节目、访谈、秘闻、声誉等对作品接受的影响。研究表明，原文可以成为服务于翻译的副文本元素，挑战了热奈特将翻译归为原文的一个副文本元素的观点。Leah Gerber（2012：43-62）分析了1959至2003年12本澳大利亚儿童小说德语译本的封面和插图，发现这些副文本元素在文本的跨文化传递中所发挥了协商作用，有助于在德语文化中形成关于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性的特定形象。Ellen McRae（2012：63-82）在一个由800部翻译成英语的小说语料库中分析序言和导言这两种副文本。研究发现，这些序言主要促进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协商读者、译者和编辑之间的关系。Ulf Norberg（2012：101-116）研究6本翻译成瑞典语的译本的前言后记中译者对自己翻译的评论。这些可以提供关于特定时期文化中的主流翻译实践（doxa）以及译者对自身形象的认识。Madeleine Statford（2012：149-172）考察阿根廷著名女诗人Alejandra Pizarnik（1936-1972）的诗集《戴安娜的树》德译本对原作创造的诗学空间的创造。Pizarnik的德语译者往往主要通过西班牙原文中所缺乏的标点符号，再创某种诗学韵律，而不是保留随机的视觉诗学空白。

《翻译中的文本、外文本、元文本和副文本》（2013）考察翻译活动中各种施为者（agents）制造副文本要素的方式，“从对前言材料和书评的意识形态操纵到指导翻译软件的关键元数据的处理”（Pellatt 2013：1），无所不包。Caroline Summers（2013：9-32）考察前东德女作家Christa Wolf（1929-2011）的作品《还有什么》在不同时期的英译本，主要探讨副文本以何种方式透露出特定的政治立场，以及被用来操纵读者的方式。Hou Pingping（2013：33-48）研究《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的副文本，揭示它对作品接受的控制。Szu-wen Kung（2013：49-68）以台湾出版机构对外译介台湾文学为例，研究出版商和编辑对副文本的使用以及图书封面设计所发挥的重要作用。Yvonne Tsai（2013：91-102）研究儿童图画书的翻译中文本和插图之间的关系，讨论这种图书的教育、心理学和社会价值，探索在何种程度上图画构成了书写文本的副文本，或者相反。Yi-ping Wu and Ci-shu Shen（2013：103-120）研究有形诗的翻译，诗中结合了语言和非言语要素，诗人对文本的视觉和听觉元素进行挪用，给译者带来了挑战。

批评与展望

整体而言，翻译的副文本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和不足：

第一，人们倾向于将副文本变成一个纯粹的工具性概念，而对概念本身并没有多少批评，不太关注它产生的理论脉络。在热奈特那里，副文本和正文本之间的关系只是整体文本关系之一种，其余分别是互文性、元文本性、超文本性和型文本性（Genette 1997b：1-5）。它们之间的区别有时并非截然分明。比如元文本性，即所谓的评论（Genette 1997b：4），它和外文本有着相当大的重合。译者对自己译作的评论既是一种元文本，也是一种副文本。副文本和正文本之间有什么关系，具有哪些形式，这都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下进行分析。这也是为什么热奈特一直强调这个概念并不总具有一个清晰而稳定的边界。再如，清末民初周瘦鹃早期译作的副文本—译注—有两种类型：隐藏式译注和非隐藏式译注（李德超、王克非 2011：79）。前者到底是正文本的一部分还是一个副文本元素，值得商榷。我们认为，研究翻译副文本必须以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普遍的文本关系作为参照。

第二，整体而言，研究者主要采取质性分析方法，主要通过个案分析，从文化研究或社会学研究的视角，描述副文本的具体形式，考察它在特定社会文化系统中的角色、作用和意义。少数研究开始借助语料库工具对语言副文本如前言和序跋进行分析。

第三，考察的文本类型和副文本类型日趋多样。在头15年，研究偏重于文学翻译，重点考察前言、后记、序跋、注释等语言内副文本。然而，随着视觉文本如电影、电视、互联网、游戏、广告等的流行，近5年人们开始重视研究此类文本的副文本（Anna Matamala 2011）。传统的印刷文本如平面广告、图画书和儿童读物等被忽视的文本类型开始得到较多关注。人们注意到这些文本中的封面画、插图、图像、颜色、布局等元素。相比而言，国内的研究仍然偏重于文学文本中的语言内文本，对视听文本以及文学译本中的非语言副文本的关注度较低。

第四，研究议题集中在翻译史领域，具体包括译者的翻译思想、动机、策略、某个时期的翻译规范、译本的传播与接受等（李雁 2014）。多数研究者会论述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肖丽 2011），但尚未出现专门论述它对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的启示和作用。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立足中国本土语境，推动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加强理论研究。

副文本是整体文本关系的一种类型，翻译副文本的理论研究理应从文本关系的角度展开。可从两个方面考察：译本和它之外的文本之间的关系；译本之内各种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热奈特曾提出译本构成了原文的副文本。这一观点突出了译本的派生性，与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并不合拍，因此遭到研究者的批评（Tahir Gürçağlar 2002；Wardle 2012）。之外，源自同一文本的所有译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值得思考。就第二个方面，译本之内各种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有时会十分复杂。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相当一部分译本在报刊杂志上分期连载，报纸上和译文印刷在同一版面，但和译文没有直接内容关联的文本元素是否是译文的文内副文本？在机构翻译中，一般将翻译任务分给多个译者完成，然后将其综合成一个文本，比如“熊猫丛书”的翻译就采取了这种形式（耿强 2010：154），那么不同译者的译本构成了何种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通过理论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丰富研究方法。

目前的研究主要从文化批评和社会学视角针对某个个案进行质性分析，真正大规模的量性研究并不多见。今后可以集中考察某个文类如小说、戏剧、诗歌等副文本在某段时期内的分布形式、特点、功能和意义（姚望、姚君伟 2013）。这需要综合使用诸如社会学、人类学、阐释学、文化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采用和所要研究的对象有关。如果我们将研究对象扩展到视觉文本，考察电影字幕翻译的副文本或漫画译本的副文本，我们可以引入多模态话语分析（Kress 2010）以及视觉文本研究（Kress & van Leeuwen 1996）的方法，其采取的主要理论工具是社会符号学及系统功能语法。针对视觉文本的语义转写问题，似可借鉴Paul J Thibault（2000：311-385）以及Anthony Baldry and Paul J Thibault（2010）提出的多模态转写方法（MT），可以将视觉文本中的多种模式如语言、颜色、动作、图像等同时进行转写。（Flewitt 2014）

第三，拓宽研究对象。

今后，可将研究重点从文学翻译以及语言副文本扩展到视觉文本以及文学文本的非语言副文本上面。国内研究仍然主要关注序言和译注等语言副文本，虽然会涉及一些诸如封面、图像等非语言副文本，但并不构成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和国内研究过于青睐文学翻译有关。人们更关心的是林纾、鲁迅、郭沫若、傅雷等名家，以及《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名译（胡莉莉 2011；何俊 2015）。拓宽研究对象会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理论问题。比如漫画翻译，其基本元素有窗格、布局、对话气泡、文字、图像、绘画、颜色等等。到底是窗格和图像构成了文字的副文本还是相反。这些问题能带动我们加深对翻译本身的思考，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

第四，积极展开应用研究。

副文本对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的启发在于，它表明翻译过程并非纯粹的语言转换，各种翻译参与者之间如何展开专业性合作是译者必须面对的现实。另一方面，更有意义的是，立足于中国语境，积极思考和探索翻译副文本之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意义。副文本可以影响甚至控制文本的接受和传播，部分学者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大中华文库推出的译本的副文本进行了考察，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方法（王晓农 2013；陈述军 2015）；或者分析副文本形式如何成为“深度翻译”的空间，推动中国传统翻译话语体系在世界翻译学术圈的建构。今后，我们可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探讨副文本在中国文学域外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为提升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提供支持。

结语

副文本在翻译以及翻译研究中虽然长期处于隐形的状态，但重要性并不稍减。翻译的副文本研究使得之前隐形的文本现象显形，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域，提升了副文本的地位。本文认为，今后可以加强理论研究，丰富研究方法，拓宽研究对象，并积极展开翻译的副文本之于中国文学走出去方面的应用研究，为弱势文化如何向强势文化的主动译介提供一些启发。

注释：

①paratextualité & paratexte首次出现在法文版一书中（Genette 1979：87）。paratexte的汉语译文有以下几种：准文本（程锡麟 1996；秦海鹰 2004）、伴生文本（朱玉彬、陈晓倩 2015）、类文本（许德金、周雪松 2010）、超文本（张美芳 2011），较常用的是副文本。本文遵从学界主流的译法，称其为副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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