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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与“译述”在中文世界备受冷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在学术翻译中遇到了越来越密集的“译注”。我不认为存在着某种形式上必然的优越性，更重要的还是看个人才能的表现。就此而言，译述仍大有可为之处，译注却实在应该做些适当简要精当的“瘦身”。今后的译注，必然以学术性为方向，势必要考验译者的学力和见识。 · “译述”这个概念，听起来就不够专业，仿佛属于民初时代的版权页里的词儿了。这也不奇怪，我们译介西学的历史，即便从晚明算起，至今也就四百来年，更何况前面三百年进程缓慢。如今是追求字句忠实原作的“直译”时代，译者可以作为的似乎少之又少，于是即便是学术翻译，也难以进入评价体系里与专著相等同的地位。但如果从长时段来说，从“译述”到“直译”，也仍是一个必然的方向吗？或者换句话说，翻译的最终理想形态里，一定就要在字句上服从原作吗？假如承认存在具有学术意义的翻译，翻译还会只是次于原作的一种产品吗？ 我们翻检佛经的汉译历史就会看到，自汉魏以后，就是一个从“胡语尽倒”的直译风气向改换语序句法使之“从俗”的发展过程。释道安提出“五失本”，其中第一、二两条涉及文化差异中的语言文字和文学风格问题。其一：“梵语尽倒，而使似秦”，指梵文语序和汉语不同。想完成梵文至秦言的翻译，就必须舍弃母语的语法特点，改变语序。其二：“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连续引用八九种佛教文献，分辨证明梵经本来也兼有文质，译者将梵文的质加以润色成文，或是将原作的文藻减损当作是质，都算“失本”。其中以鸠摩罗什《为僧叡论西方辞体》里所说的“嚼饭与人”之喻最能道出翻译之难： 天竺国俗，甚重文藻。……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 金克木查对过鸠摩罗什译经的大部分巴利语原文，认为译得非常忠实，甚至“译文的地位超过原文”，并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创新了中国的文体。此前，陈寅恪已谈到佛教经籍里的行文风格对于以文为诗的文体变革意识的影响。后来饶宗颐也提出过具体的例证，指出韩愈“以赋为诗”这种跨越原本文体畛域而作的长诗，夸张铺排的手法并不能从中国文学传统内部找到渊源，实为受了印度文学名著的汉译本影响所致。 从讨论翻译的东西历代学者的意见综合来看，既然“原作”的形式风格势必不可避免地被“译文”所“背叛”或是“破坏”，那么翻译家们重新以“主方语言”所建立起来的对“客方语言”之文本的诠释或改写，就与主方的文学传统产生了关联。然而还须补充一点的是，主客两方的动止情况，并不像施莱尔马赫《论不同的翻译法》所说的那么绝对的非此即彼。更多情况下，翻译者是撮合两方互相迁就的媒介。 玄奘提出所谓“五种不翻”中，有两个方面也可在此一提。一是所谓“顺古故”，顺从的还是从前译者保留的音译习惯；二是所谓“生善故”，则提示译者不要追求流畅通顺的译文，从而遮蔽了看似寻常之文字背后的义理——这两点和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所言的“陆续吃一点苦”，再“可以据为己有”，从效果上看有趋同之处。 然而，目的终究在于“据为己有”。佛经最初被译成汉文，先是摄摩腾、竺法兰等“胡僧”的贡献，继而为汉地僧人参与。此后又逐渐有汉地文人学者参与进来，并在对于译文风格与汉文学传统之间进行调节，比如谢灵运“改治”或曰“再治”的《大般涅槃经》，其实就是依据法显译本加以调整润色而成。有些“胡僧”吃苦翻出的“直译”本，是他们汉文不够好所致，最后的“据为己有”，还是要“主方语言”参与进来，接引译文与汉语文学传统接通，才会有新发展，而不是径直把“翻译腔”变成我们的新汉语。 李奭学前几年的新书，就把关于晚明至清初的耶稣会士翻译文学名之曰“译述”。他用的是高一志的自谦说法，指一种不忠不信的“夹译夹述”。这种“不忠不信”，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合法性地位：利玛窦、高一志、金尼阁、汤若望、艾儒略等耶稣会传教士在用中文传他们宗教的“道”时，借用了若干古典故事和中古修辞学的著作，原本就必须进行改造、重诠，才能合乎他们自己的证道与传教目的。 而西方汉学早期的翻译，也是不忠不信的译述。西方世界起初与中国文学距离太远，无法从形式上直接摹仿。后来借助于一些汉人的帮助，先把汉语古文口译成汉学家听得懂的话（浅近的中文或是英语、法语等等），汉学家再将之润色成他们自己的文字。王韬帮助理雅各译四书五经，是如此，那水平还是高的。可还有丁敦龄帮助戈蒂埃小姐译《白玉诗书》，也是如此。译成法语本《唐诗》而享有大名的德理文爵士，张德彝日记中说他从中国找了个四川人当秘书，想来大概也是如此。这跟林译小说的翻译方式，有何本质不同呢？《白玉诗书》里混着丁敦龄自己的歪诗之外，中文的标题多是不通的；德理文译的唐诗令我们找不出原作是什么。但那又如何，克洛岱尔还不是把掺着丁氏歪诗的十几首润色重译列入自家诗集？马勒照样还不是受德理文译唐诗的启发写出《大地之歌》？而有的中国学者照样还不是对这些汉学家们顶礼膜拜？钱锺书曾在《谈艺录》里讥笑“译诗者而不深解异国原文”，则不能审察原作佳劣的问题，举的就是《白玉诗书》的例子，但妙的是结尾话锋一转，居然说：“译者驱使本国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驱使原文所能及，故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 博尔赫斯显然也是主张文学名著的严肃翻译，可以、甚或本来就应该是有所创造的，因此他赞美《一千零一夜》英法译者敢于承继自家母语文学里的伟大传统。他分析了理查德·伯顿等人的英译本让人觉得与当时英国文学传统大有关系，预示着日后这个传统的进一步发扬。马德鲁斯法译本对原作也多有篡改，那简直不是在翻译，而是在“重述”一本书。于是博尔赫斯对公认最优秀的德译本提出了“异议”：认为利特曼的翻译惟一优点就是“只剩下德国的诚实”，没有把德国人的优势发挥出来，使《一千零一夜》作为“一种幻想文学”而达到巅峰：“阿拉伯故事里的那些神奇的东西，我乐于见到它们在德语中重新加以思量。” 目前来看，博尔赫斯所言还是奢谈。有意思的是，与“译述”在中文世界备受冷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在学术翻译中遇到了越来越密集的“译注”。这也很好理解：既然今天普遍看来“译述”的作为被减损至于最低限度，译者才学的施展似乎就主要体现于译注了。过去专门讨论译注的文章较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有袁可嘉的《论译注和加注的原则》一文，有些内容与今天的学术环境大为不同，毋庸再提。 若存一点追本溯源的目的，我们当然会注意到译注的出现与注释、注疏的文体传统渊源密切。各种注家具体会根据自己工作的性质，采用一些略有不同的名称。西方解经学以及古典学，也有种类很多的注疏。从注释的功能来看，大致可分为训诂学的音义注解、考辨文献来源性的标注和义理评价式的评注这三种。从某种意义上说，译注里从字句到文献、从意涵到整个文化语境的不同层次之阐解，本来就是翻译本身注定无法以等量文字传达原作含义后所必然采用的手段。佛经的注疏、会解、通义等等，并非译者所作的。翻译而有注的情况，大抵在清末形成气候。如严复译《天演论》，有评注、也有注解。随着现代学术规范的确立和发展，翻译要求逐渐提高，介绍人、地、事、物之专有名词的标注也多了起来。早期翻译家在译介西方人文经典著作时，能将译注的丰富性发挥到极致的，可举出以下几个代表： 一个是潘光旦译于抗战时期的霭理士《性心理学》，译注除了补充西方学界的新近研究和对此书的意见之外，处处都会联想到中国古籍中的证据材料，原作自然对于中国文化所知不多。于是曾有一个译注占数页篇幅的，译完意犹未尽，又在附录中将其中一注发挥成一篇长文。这样的译本，学术含量不亚于个人著作，是非常显示学力之深厚的，于是可令译本比原作还要好。但潘光旦涉猎西方文学尚不充足，比如解释霭理士引文所云“马吉利姑娘”（Margaret）言“真是甜蜜呀”云云，未察此系歌德《浮士德》中的对白，解释说这是“一种比较通俗之典称，唯不审究出何书耳”。另一注中将某部谈论女性贞操观的德语著作的拉丁文标题Una Poenitentium里的una，误解为人名，补注还说“似可译作《在忏悔中的婀娜》，婀娜似为英诗人斯朋色尔所作《仙后》中的女主角”。 潘光旦译霭理士《性心理学》，译注常常联想到中国古籍中的证据材料。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译介古希腊罗马经典文学最重要的两个人物，罗念生和周作人，恰恰在译注形式与风格上产生过非常大的分歧。对照罗念生抗战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两次翻译古希腊悲剧的译注，会发现他几乎每部重译本都减少了几百个注释。这在重视古典学之输入的今天看来，颇为不可思议。惟可猜测是罗念生转变治学态度，以翻译古希腊文学来满足人民大众的一般需要，因而不需太多学究气的译注，并以此理直气壮地批评顽固的周作人为“职业翻译家”。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学的兴趣比不上罗念生那么专业，反复重译和译注繁杂，是他心醉于这个语言文学的表现。译路吉阿诺斯《论居丧》一篇时，谈到死者尸首的处理方式，有一句作“印度人用釉漆”，这是根据福娄兄弟英译文，后来译时读到原文，便改成“印度人用玻璃包起来”，并对其中产生误会的关键字含义做了非常详尽的解释。 张谷若译《汤姆·琼斯》，比萧乾译本多出40万字，完全是他大篇幅的译注造成的。张氏译注极为丰富，于看似不重要之处，生发出若干议论，而且旁征博引，常有篇幅占据大半页甚至跨页的长注。研究者统计，张译英国小说五部，译注共3000多个，其中《弃儿汤姆·琼斯史》就有1300多。例如第一卷第一章，对于引亚历山大·蒲柏诗中的wit一词，张谷若译作“语警识敏”，对此下长注：首先说明蒲柏诗句的出处。继而引阿狄生、洛克、德莱顿和约翰逊的意见，之后是“《牛津字典》总括众家”的定义，其实这一大节内容都是录自《牛津英语词典》里该单词第八个义项；后面又提到英国文人这些看法是受法国批评家布瓦洛的影响，并引其著作，这可能是读蒲柏《论蒲柏》的注释本发现的材料。 张谷若晚年在自述翻译生涯时曾专门提到过译注，反而说“当然不是字典或词典搬家”，在他看来，翻译那些经典文本缺少不了研究，“注释也就是研究工作的成果”。但看了他长注的来源，我觉得我们今天做到这一步变得一点也不难了。今天看来，一般知识性的注解已经毫无必要。即便是中文世界陌生的人事典故，大多也可藉由网络信息的便捷，感兴趣的读者自能检索查得。难得的是在容易被忽略之处的提醒，以及对于原文起到纠正、补充的考证性说明。因此今后的译注，必然以学术性为方向，势必要考验译者的学力和见识。 总体说来，具有学术内涵的翻译，作为新知识思想的一种迁移和转化，它实现了在新的语言环境里进行表达的一种文化实践和知识再生产，这样子的活动也带动了文体学上非常大胆的开拓和尝试。严谨的富有学术探索意味的翻译，必然是对一部外文重要著作结构完整、源流透彻的全面研究和解释。翻译成果其中透露出翻译者个人学识品格和语言文字功底，并在最终形成一部主方语言的文本时，具有了该语言文学传统下的某种或某几种文体质素。因此，我不认为存在着某种形式上必然的优越性，更重要的还是看个人才能的表现。就此而言，译述也仍大有可为之处，译注却实在应该做些适当简要精当的“瘦身”。学术著述不可能只是科系制度下规定的某种标准产品，而是形式多元、内容丰富、思想灵活、意义恒久的精神创造物。 专题（2018.1.5）| “译述”与“译注” 张治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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