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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一 链接： 我在不断开拓自己视野的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每个人的眼界都必然是有限的。像我理科这个情况，想要做到学术前沿是不可能的。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把我们所学知识转换成为能力。知识是零散的，容易被遗忘。那时候，我就学会了一点，就是弄清新学到的知识与已有知识是什么关系，要形成一个知识结构、知识网络（knowledge network），当时不知道“网络”，知道要有个知识结构。知识形成结构以后，才能成为一个基础。 我们永远会遇到网络中间有短板，就存在这个问题。这个短板，明显就分两类：一类短板是我们的条件难以克服的，比如说天文、历法，司马迁是参加《太初历》编修的。历史学家讲这样的东西，今天天文学、物理学这些方面，我们都有这样的短板。我们知道得最多，也只能做到古人那样，懂得天文、历法，我们的能力有限，数学知识有限。……我们终生都有一个补短板的问题。你在研究中间遇到短板，你就去补。 另一方面，你还要意识到自己是有长板的，要认清自己的长板。我觉得，认识到自己的短板是必要的，然而认识到长板同样重要。就好比一个水桶，它是一片一片木板拼起来的，是一个结构。假使各个板都平衡，就不存在长板和短板问题。如果有短板，水到短板就上不来了，得把短板补齐了，用长板补短板，长板是引导这个结构提升的。所以水桶的意识，有两层意思：一方面，要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另一方面，还要认清自己的长板，用长板补短板。像我刚才讲的，这一学科强，可以带动其他学科。 我读国文以后，就慢慢地学外文。我因为懂得小学，什么文字、音韵、训诂，我学外文也是这样，后来开始研究etymology，这个词源学。我学习外文语法，grammar，把中国小学方法移植到学外文上。我知道怎么查词典，词源是什么。比如英文词典，有一本《韦氏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牛津词典》，再买一本《牛津简明英语词典》，这不就有了吗？这是我常用的。我查词典，就查这个词的词源。这样在掌握一个词的时候，就能获得许多这个词的知识，就像摘葡萄似的，不是一串一串地采摘，而是一大株一大株地摘。 我研究外国历史，跟外国人差远了，知道我的外文不行，所以我拼命学现代语言，学英文、俄文，又学德文。但是，我知道不学古文还不行，要学希腊文、拉丁文，可惜都失败了。我知道这个短板补不上来，没办法。改革开放以后，条件好了，但年纪也大了，事情也多了，我不可能再去学古文（外语）。你要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境界，还有要靠长板拉短板。 另一方面，我在学中国史的时候，问题是很多的，我知道从中国史里看出问题来。比如说我读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就看出问题来，像“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这些。我看外国史也知道怎么提问题。更重要的是，我要研究外国史，外文不够，尤其研究世界古代史，古代外语不够。我才知道，现代语言，我会点英文，会点俄文，再会点德文，哪儿够？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作为教师，要教外国史，就凭借上学时学的一点东西，靠一点外国教科书作参考哪行？你怎么能做研究，需要不需要知道目录学？有哪些原始史料，有哪些重要史学著作？要知道史料学，还有这个学术史。不能光凭一本教科书，那个是死的，你得自己找。怎么办？我就知道目录学的重要，就往里面去摸，找那些有代表性的著作，不用老师天天指导。 要用长板拉动短板。我讲的长板跟短板还是比较全面的，既注意短板，也注意长板，是动态平衡的问题，突出了，就变成长板了，有了长板，就又出现了短板。随时看到短板，也随时看到新的苗头。长短兼顾。长板看到希望，长板得不到其他支持，也得不到发展。出现新的长板，其他的跟上，就是取长补短。补了短，变成长，其他地方又不够了，又需要补了。这个关系的理解是有现实意义的。 实际上，我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除了平面结构以外，还有高度和深度的问题。这就是各个学科，除了历史学科以外，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问题的深入是靠见识、靠理论，问题的制高点是靠见识、靠理论。 札记二 王宏志丨作为文化现象的译者：译者研究的一个切入点链接： 译者研究是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不单是因为译者本来是重要的翻译现象，更基本的理念是：没有译者，何来翻译？不过，过去大部分有关翻译的讨论，主要是集中在译文上，尤其是有关原著与译文关系的处理，讨论的角度大抵只在确认译文是否忠实于原著。这很大程度是出于传统“原著中心”（source-oriented）的翻译观。 现有的译者研究是处于怎样的状态？就以上述的一些现代文学译者研究专著为例，其中不少是把重点放在他们的翻译作品上的，不能算是严格的译者研究；另外的主要是对译者生平或他们的翻译活动作相对表面的陈述，部分也有加上对他们的译作或翻译理论的评论。很大程度上，这些译者研究都被写成一种传记，就是对某一位主要以翻译为活动中心的人物的传记。 －END－ 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开通于2017年3月9日 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平台 更多大咖纷纷亮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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