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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兄弟5人，他是大哥。俗话说“长兄当父”，曾国藩经常谆谆善诱地对弟弟们进行教导。在4个弟弟中，曾国藩又最疼爱曾国荃，将大部分心血都顷注在他身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曾国荃在成长中取得的每一点滴进步，都有曾国藩的功劳。 一 1865年12月，曾国荃从山西巡抚转任湖北巡抚。湖北巡抚的驻地位于武昌，武昌又是湖广总督的驻地。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两个封疆大吏，都在同一座城池办公，“一山不容二虎”，低头不见抬头见，难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当时，湖广总督叫官文，是满洲正白旗人，自视甚高，素来瞧不起汉人官员。曾国荃一到湖北，官文就对他进行排挤，将所有权力牢牢收入掌中，打发曾国荃去帮办军务。曾国荃偏偏又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除了哥哥曾国藩，天下没有谁能入他的法眼。这样一来，曾国荃和官文“针尖对麦芒”，频繁出现矛盾，闹得不可开交。 1866年，曾国荃不满官文对自己的排挤，上了一道折子，对官文进行弹劾，说他“贪庸骄纵、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党遗孽”等。朝廷非常重视，派两名朝廷大员，即刑部尚书绵森、户部侍郎谭廷襄亲自到湖北查案。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场火灾。 二 1866年12月22日，一个寒冬的清晨，位于湖北巡抚衙门后院的五福堂意外起火。 曾国荃作为湖北巡抚，在巡抚衙门正堂办公。他和家眷都居住在巡抚衙门的后院。五福堂是后院的建筑之一。五福堂发生火灾后，火势汹涌，两栋房子都被烧毁了。幸运的是，住在后院里的人，包括曾国荃和他的家眷们都平安无事，有惊无险地躲过了这场火灾，没有发生人员伤亡事件，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用曾国荃的话来说，就是“人丁清吉”。 曾国荃认为，这场火灾的发生太蹊跷了。3天后，曾国荃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火灾，说：“火从上而下，非会匪之毒谋，即仇家之奸细。”在曾国荃看来，这场火灾燃烧的趋势是从上而下，不是捻军的计谋，就是仇家派来的奸细所为。  太平天国灭亡后，捻军成为清廷头号敌人，让所有官员忧心忡忡。然而，捻军活跃在北方，与湖北相去甚远，不太可能千里迢迢地派人来湖北害曾国荃。曾国荃自然明白这一点。他将怀疑的重点放在“仇家之奸细”。因此紧接着发了一通议论：“弟德凉福薄，又不量力而参秀相，本系取祸之道。今值此内讧外侮之交，又发生意外，惟有益自儆惕，不敢稍涉怨尤。” 这里的“秀相”，指的是湖广总督官文。官文，字秀峰，又以湖广总督的身份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因而被尊称为“秀相”。“相”是宰相的意思。在这里，曾国荃隐晦地指出，自己弹劾官文，得罪了他，这才导致飞来横祸。 三 很快，曾国藩收到了曾国荃寄来的信件。 在1866年底、1867年初，曾国藩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奉命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却屡遭失败，不得不回任两江总督。收到曾国荃的信件后，曾国藩没有立即回信，而是思考了一阵，于1867年1月3日（大年初三）抽空给曾国荃回复了一封信件。  曾国藩在信件中说：“鄂督五福堂有回禄之灾，幸人口无恙，上房无恙，受惊已不小矣。其屋系板壁纸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说打杂人役失火，固不可疑会匪之毒谋，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细。”曾国藩没有一味迎合曾国荃的猜想，而是反复开导解释，指出五福堂属于板壁纸糊，本来就容易发生火灾。这种火灾，可能是打杂人役失火导致，不能怀疑是捻军的计谋，更不能责怪仇家派出奸细所为。 曾国藩对曾国荃所处的困境一目了然，对他与官文的矛盾了如指掌。正因为此，曾国藩才劝告曾国荃不要大惊小怪，胡思乱想。这样的话，传到了仇家耳里，导致迅速传播开来。正确的处理办法，是泰然处之，行若无事。曾国藩引用好朋友李申甫“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和祖父曾玉屏“有福之人善退财”的观点，建议曾国荃以平和的心态，来度过当前的困境。  其实，曾国藩教给曾国荃的这些处事方法，正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曾国藩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和风浪，正是依靠这些处事方法，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我认为，哪怕到了1000多年以后的今天，这些处事方法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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