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无人的地方便是天堂，人来人往便是我的地狱！”这是野生动物在地球上生存的真实写照。中国有一块无人区——可可西里藏北无人区，生存条件极其恶劣，气候变化多端，空气含氧量很低，湖泊众多却无法饮用（盐碱水），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人类活动的天然“禁区”。 可可西里藏北无人区自然风光秀丽，是没有污染的一方净土，对于人类来说是“恐怖、荒凉”的世界，但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成群的野马和羚羊群尽情奔跑在草上荒野之上，甚至有野鹿、藏野驴、野牦牛、狼和熊出没于高山和湖泊之间…… 可可西里藏北无人区是野生藏羚羊的主要栖息地之一，历史上曾有数百万只藏羚羊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广袤的荒野上奔腾，最高时速可达80千米，场面极为壮观。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然而，人类是最善于从买卖中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物种”，不知道从何时起，国际市场对藏羚羊绒沙图什披肩的需求大增，罪恶的盗猎者将目光瞄准了“人畜无害”的藏羚羊。 沙图什披肩也称“贵族披肩”，十分轻巧，质量仅有百克左右，价格昂贵，“贵族披肩”的原材料的来源是藏羚羊毛，据查阅的资料显示：
2可可西里藏北无人区的藏羚羊也没有幸免于难，我们伟大的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看透了“人类”的贪婪本性：“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 ” “恐怖、荒凉、冒险”等惊悚词汇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都是“小儿科”，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群群携带着枪支的盗猎分子闯入可可西里无人区，将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奔跑中的藏羚羊。 可可西里无人区一时间成了“藏羚羊的杀戮场”，变成了盗猎者的“天堂”。盗猎者将倒地的藏羚羊就地剥皮，血淋淋的场面惨不忍睹。有些（藏羚羊的）幼崽在已经扒了皮的母羊身上找奶吃，任何有良知的人见了都会心生怜悯，但是“贪婪”能使人泯灭人性。 按照惯例，偷猎所得的藏羚羊皮在会以300-600元每张的价钱卖给皮货商，再经新疆转至印度，最后制成昂贵的围脖出现在欧洲达人的脖颈之上。 为了“钱”，盗猎者心中没有怜悯，只有更加疯狂的杀戮，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数量从20多万只锐减到不足两万只，被列为国际濒危物种。 盗猎者为何会如此猖獗？用反盗猎主义者索南达杰的话来讲就是：“这里不是无人区，而是无法区。”为了保护越来越少的藏羚羊，索南达杰决定凭一己之力发起“反盗猎行动”，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直至牺牲，他都没有妥协。 索南达杰1954年出生，1974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治多草原工作，先是在县民中工作，被人们称之为好园丁、好老师。由于工作出色，人品过硬，索南达杰之后被调任教育局副局长，很快又被任命为索加乡的党委书记（索加乡地处可可西里腹地）。
索南达杰正直善良，对疯狂杀戮藏羚羊的盗猎者深恶痛绝。1988年的时候，他曾在工作日志中写下忏悔：“保护和利用好自然资源，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有效制止索加乡疯狂的盗猎和盗采行为，索南达杰积极行动起来，四处奔走呼号。 20世纪90年代初，索南达杰写了一份《关于管理和开发可可西里的报告》，提交给治多县政府，治多县政府又请示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成立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机构。1992年7月，治多县西部工委成立，成立西部工委的初衷是管理和开发可可西里。索南达杰兼任西部工委书记。
索南达杰成为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第一人，但是这也是一份向盗猎分子的“宣战书”。与盗猎分子相比，索南达杰从资金、物资、武器装备等方方面面并不占优势，困难重重，索南达杰心里也非常清楚：为了保护一群羊，一群人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鲜血和生命。索南达杰第一次带领队伍踏进可可西里的时候，就向队伍宣告：
索南达杰生前先后12次带领队伍进入无人区，540天内，354天在可可西里度过，行程高达6万多公里，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藏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集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文字和图片资料，有效打击了盗猎者嚣张的气焰。
3但正如索南达杰所言：“这里不是无人区，而是无法区。”索南达杰领导的武装反盗猎队伍力量有限，还面临着多种困难，尤其是多数队员并无正规编制，经费更是紧缺。他们与盗猎分子相遇时，往往从人数、武器、设备及物资上都处于劣势。 这种“劣势”是有着极大的风险的，因为盗猎者几乎都是亡命之徒，没有一个人是甘于就地伏法的。终于，索南达杰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04年，著名导演陆川以索南达杰等人为原型拍摄的电影《可可西里》对索南达杰牺牲的过程进行过“精彩模拟”呈现。现实中，场面则更加惨烈血腥。 1994年1月18日，时年40岁的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靳炎祖、哈希·扎西多杰、向导韩维林和一名司机）在可可西里抓获了20名的盗猎分子，缴获了7辆汽车和1800多张藏羚羊皮。 20名盗猎分子是由2支不同的盗猎队伍组成，其中一队由青海化隆县人韩忠明、马忠孝以及马青元带领，计12人；另一队由化隆籍王乙卜拉亥买、韩乙子日带领，计8人。 这两支盗猎队伍武器装备精良：小口径步枪11支、子弹1.2万余发，自制火药枪1支、东风卡车2辆、北京吉普车4辆。他们从1993年12月至1994年1月16日共计捕杀了1800多只藏羚羊。 正当他们“满载而归”，以为可以“发一笔横财”时，归途中被索南达杰的反盗猎队伍抓获（后来逃跑2名，实际只有18名）。索南达杰将准备将他们押往格尔木，18日下午，在途径太阳湖时。索南达杰乘坐的车辆发生故障，与前车分开，盗猎分子趁机捆绑了押解他们先行的工作组人员靳炎祖和向导韩维林，控制了被扣押的车辆。 索南达杰修好汽车后，赶了上来，遭到事先埋伏盗猎分子的捆绑，索南达杰在反抗中开枪将一名盗猎分子“误杀”，“误伤”一名盗猎分子（本意是想鸣枪示警），被激怒的盗猎分子开枪将索南达杰击伤（击中大动脉），然后驾车离去，这些盗猎者心中很不理解：“你们（索南达杰带领的反盗猎者）为了一群羊，不惜与我们拼命，图啥啊！值得吗？” 后来，经法医鉴定：杰桑·索南达杰腹部贯通的枪弹创伤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前往处理后事的奇卡·扎巴多杰后来回忆说，索南达杰的尸体依旧保持着卧射的姿势，在寒风中被塑为一尊冰雕。 牺牲的索南达杰留给人们的，是一串闪光的足迹，一份沉沉的思念，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的牺牲震惊了社会各界及舆论，唤醒了国人保护藏羚羊的意识，但是改变的过程却是漫长的，索南达杰未竟的事业由其妹夫奇卡·扎巴多杰接替。
随着民众保护藏羚羊意识的提高和国家的重视，藏羚羊受保护的力度逐渐加大。由于纷纷复杂的历史原因，奇卡·扎巴多杰带领的野牦牛队面临着被解散的命运，奇卡·扎巴多杰本人更是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1998年11月8日夜，扎巴多杰在家中被一颗七七式手枪子弹近距离击中右太阳穴穿颅而亡，死因至今成谜。关于扎巴多杰的事迹建议大家可以观看一部纪录片《平衡》进行了解，这里不再进行赘述。所幸的是，当年杀害索南达杰的盗猎者都被抓捕归案。 索南达杰、扎巴多杰以生命换取了世人对藏羚羊的敬畏和守护，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到保护“可可西里无人区生态环境”的队伍中去。 1997年，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在可可西里建立，这是由民间环保人士杨欣带领11名志愿者建立的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保护站。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加大保护力度，1995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成立，1997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高达4.5万平方公里，成为我国第一个为保护藏羚羊而设置的自然保护区。 之后的几十年里，保护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逐渐上升为省级层面、国家级层面的生态重任。
 索南达杰的侄子秋培扎西向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敬献哈达 索南达杰牺牲的时候，他的外甥秋培扎西只有12岁，舅舅成为他心中永远的榜样和指路明灯，从那时起，秋培扎西就决定追寻舅舅的足迹，去可可西里从事生态保护工作。 如今已经是可可西里卓乃湖保护站站长秋培扎西说：“虽然过程很曲折，但一位家人、一位英雄，成为自己的榜样和指路明灯，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可可西里再无枪声，但愿从此以后这里不再有杀戮！
42018年12月18日杰桑·索南达杰同志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成为青海省唯一获此殊荣者。 最后用鲁迅先生的诗《自题小像》作为结尾：“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索南达杰以“血”的代价唤醒大众对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的重视，代价不可谓不沉重。 但结果还算是圆满的，我想英雄九泉之下也会瞑目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