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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医生一定要按“指南”来治病吗?

 基本上无害2020 2021-05-17
过度求“真”,医学就会失去“善与美”的意义,医患之间的连结也会失去温度

前不久,北医三院的张煜医生就上海某医院肿瘤医生的处方提出“异议”,认为多数肿瘤医生“不遵从最权威的肿瘤治疗指南,对肿瘤患者故意不采用标准治疗方案而改用其它方案”。

面对这个说法,哈佛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血液与肿瘤博士后研究员梁鑫曾指出:

在面对一个预后非常不好的恶性肿瘤患者时,如果主管医生只会单纯地背专家指南,除了机械的遵循常规的一线治疗方案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想,我认为这个医生是失职的。

凡凡也有相同的看法,肿瘤诊疗指南不仅不是“教条”,更不是那种生产流水线上的SOP(标准作业程序)。而且,要完全按照指南来看病,那也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呢?因为“指南”给出的都是“推荐”,而且这些“推荐”有等级区分,高等级的推荐级别就高一些,低等级可能就属于不那么“推荐”的诊疗办法了。而且,很多建议又存在着十分错综复杂的使用限制,根本不可能把医疗服务当作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输出”。

因此,这种推荐体系被称为“指南”,就是因为它只是肿瘤诊疗的一个“指南针”而已,给医生一个大略的方向,到了具体实施的环节,就要依赖医生了。临床经验和阅历越丰富的医生,他们的判断就越准确,而这种判断有时是超出“指南”的推荐的。这不代表他们在“过度治疗”,而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医学智慧。

这样说可能还有点空,今天的文章,凡凡就给您介绍一下,作为最权威的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南,里面的各种诊疗建议都是怎么来的?通过了解这些推荐的来龙去脉,也许你就会明白,与其信“指南”,更值得信赖的其实是集经验、智慧与仁心于一身的医生!

诊疗建议从哪儿来?临床试验和专家经验都是不可或缺的

CSCO指南的各种诊疗建议,根据证据类别的不同分为五个等级。区分的标准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循证医学证据的水平,二是专家共识度。

高水平的循证医学证据,是指严谨的Meta分析,或大型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RCT)。与之相对,一般质量的Meta分析、小型的RCT研究、或设计良好的大型回顾性研究、病例-对照研究等属于相对“稍低”水平的循证医学证据。非对照单臂研究、病例报告、(部分)专家观点,这些则属于“低”水平的循证医学证据。

CSCO专家共识度又分为三类,≥80%的专家支持称为“一致共识”,60%~80%专家认可称为“基本共识”,低于60%专家认可则认为是“争议较大”或“无共识”。

CSCO指南诊疗建议,根据证据类别分为五等级:

  • 1A级证据,经过高水平的循证医学检验,而且专家们形成了“一致共识”。

  • 1B级推荐,虽然跟1A级一样有较高水平的循证医学证据,但在专家那里未达到“一致共识”,只有“基本共识”。

  • 2A级证据,虽然是“稍低”水平的循证依据检验,但专家们却形成了“一致共识”,具有比较高的实用价值。

  • 相应的,2B级证据则没能形成“一致共识”,但多数专家形成了“基本共识”。

  • 3级证据,属于还没获得高水平循证医学检验的那部分,往往专家之间的争议也很大。即便如此,还是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在的使用价值。

CSCO指南的三级“推荐”:有的建议具有普适性,有的不具有

根据上面证据级别的不同,CSCO指南据此制定了四类“推荐”标准:

1A类、部分2A类诊疗建议,除了拥有较高的证据等级和专家共识度,还因为在中国具有较好的“可及性”,而拥有一级推荐。这类建议一般对绝大多数患者具有明确的获益性,其中的治疗方法基本已收录进国家医保目录。

1B类、另外一部分2A类诊疗建议,属于“二级推荐”。这类诊疗建议,虽然证据等级和专家共识度不低,但在中国境内的“可及性”不足,或者是大大超出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这类建议,即便获益明显,也可能因为过于昂贵和稀缺而无法获得。

2B类、3类诊疗建议,其中具有专家具有“一致共识”的,可称为“三级推荐”供参考使用。这类诊疗建议一般是“正在探索中”的诊疗手段,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推荐等级并不太高。

最后是“不推荐/反对”的诊疗建议,这些方案往往不能让患者获益,甚或导致伤害。有意思的是,既往任何证据等级的诊疗建议,都有可能在新的研究和发现当中成为专家们明确“反对”或“不推荐”的诊疗方法。

综上所述,以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为例,指南给出的其实是推荐,是建议,不是“教条”。

其中,有的建议推荐等级“高”,临床医生确实应该予以“优先”考虑,有的建议推荐等级“低”应,医生就该该根据具体情况来予以“适当”考虑。

可是,这些“优先”、“适当”这些词语又该怎样定义和界定呢?一个没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人就根本无从判断,按照指南的要求“硬来”才是草菅人命啊。

应该说,肿瘤指南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寄希望于保障让临床医生给出相对“规范化”的医疗服务,在这个基础上保证医疗质量,尽可能地缩小“不正确”诊疗方式的存在空间。

但是,这种基于“循证医学”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很容易成为诊疗“教条”从而失去“灵活性”。

只有把医学当作治病救人的“艺术”,才能获得良性发展的医患关系

在临床一线,面对“命悬一线”的患者,医疗活动更像是一场救人、救命的“艺术”。我们都知道,“有时治愈”是医学的宿命,临床诊疗需要仰赖的不是“指南”,而是一线医生丰富的阅历和精准的判断。长期活跃在临床一线的医生都懂,面对活生生的患者,绝不可以把指南当“教条”。

幸运的是,随着肿瘤指南不断地更新,我们有机会获得“紧跟时代”的诊疗推荐,可是这种时效性对病情复杂的患者来说还是“太慢了”!

针对这个问题,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嘉会国际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朱秀轩提出:

医生可以鼓励患者参加新药临床试验。但是这些试验必须通过正规的途径,在严格的监督下进行。肿瘤医生也可以依据自己对最新研究进展的学习,选取证据等级较强的结果,给患者带来一些治疗上的建议。

更加吊诡的,新版指南不一定就比旧版更有价值。

一次CSCO年会上,凡凡就曾目睹一位资深的肿瘤专家指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来批评新版美国NCCN指南,认为在实用性和客观性等方面,有些新版指南中一些内容反倒不如旧版。

可见,把“指南”当教条,演化出的医学界就是冷冰冰的“治病”机器,这种机器的容错性很差,机器上的每个齿轮都无法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那些真正对患者“视如己出”的医生,绝不会把指南当“教条”,而是不分彼此、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给患者出谋划策。在这样良性互动的医患关系中,医生才能真正找到自己存在的成就感、获得感,乃至于治病救人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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