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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的作者研究，还离不开吴承恩的忘年小友陈文烛。陈文烛的两篇序文《吴射阳先生存稿序》《花草新编序》，为吴承恩研究提供了若干重要的节点提示和丰富的生活细节。 陈文烛，字玉叔，号五岳山人，湖北沔阳人。生于嘉靖四年（1525），小吴承恩十九岁。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历官至南京大理寺卿。万历年间有文名，与李维桢等同为一时名流，著有以“二酉园”命名的诗集十二卷，文集十四卷，续集二十三卷，《四库总目》等大型书目均有收录。 陈文烛与吴承恩的交往主要是在其隆庆四年至万历二年（1570-1574）任职淮安知府和万历六年（1578）二次回淮任漕储参政期间。 隆庆四年吴承恩从湖北蕲州荆王府纪善任上致仕回乡，正是新出炉的乡耆名宿，与知府天然就有一种接近的氛围；再就是他老人家前几年即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元年（1566-1567）在长兴任职期间，与嘉靖文坛唐宋派领袖、著名散文家归有光同官，归为县令，吴任县丞；又与其时守制在乡，列入后七子称文坛名流的徐中行相交甚洽，而陈文烛与归有光既是世交又是同榜，与徐中行也向有文字交往，这就又多了一层交往的纽带。 所以在淮安任职期间，陈文烛对吴承恩执礼甚恭，曾亲往吴宅拜访，又经常聚在一起谈诗论文，称“友”。[1]179-222 大约是在万历十八年之前的一两年，也就是吴承恩去世数年之后（吴承恩逝世于万历八年，1580年），当时正在筹划刻印吴承恩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的吴承恩表外孙丘度找到陈文烛，请他提供和吴承恩酬唱的诗文及相关资料，并约请陈文烛写序。 陈文烛以此为契机，写下了具有纪念性质的《吴射阳先生存稿序》，又捎带为吴承恩编选的唐宋金元词选集《花草新编》写了一篇《花草新编序》；前序随《射阳先生存稿》于万历十八年刻印成册行世；但可能《花草新编》的刻印原存计划但并没有实现，所以后篇《花草新编序》只被陈文烛收入个人文集《二酉园续集》，数百年后才被学者寻出。 后来在《射阳先生存稿》初版刊行大约又二十年后，丘度因为发现了更多的吴承恩诗文，所以起意重刻，于是又约请当时的文坛领袖李维桢也写了一篇《吴射阳先生集选序》，约请《射阳先生存稿》整理的参与者吴国荣写了一篇《射阳先生存稿跋》，与陈文烛的原序同列，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内孤本《射阳先生存稿》，就是这个大约在万历四十年面世的重刻本。[2] 这几篇序跋都是研究吴承恩的重要资料,它们以真实密切的交往为基础，且完成于吴承恩过世不久，因此资料性极强，对后来吴承恩研究中的若干节点有重要的提示和印证作用。 吴承恩身后留有别集《射阳先生存稿》，这在最初的天启《淮安府志》中已有著录，如“近代文苑”：“有文集存于家，邱少司徒汇而刻之”；“淮贤文目”：“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但其余则语焉不详，至于具体的吴氏作品，则是择要选刊，寥寥数首（篇）而已。 后来的康熙、乾隆《淮安府志》和同治的《山阳县志》等，均照此挪移，再无重要发明。[3]648-657若论变化，也只在于增加了一些再后发现的诗词歌赋，甚而至对《射阳先生存稿》的书名，都登录得不够准确，对刻印者，也就再无一处介绍，大约一众人等均未见过《射阳先生存稿》本尊。 1929年，故宫发现了一套完整无缺的《射阳先生存稿》，其中包括了上述陈文烛的序、李维桢的序和一篇自称“通家晚生”吴国荣的跋[2]。这个发现，澄清了关于《射阳先生存稿》的若干问题，如证实完整的的书名为《射阳先生存稿》，证实《射阳先生存稿》首次刊刻于明万历十八年后又于十四年左右挖版重印。[4] 185-187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明了刊刻者的身份及其与吴承恩的关系。这个被发现的版本卷首有“震冈丘 度志中校”一行，应该就是天启《淮安府志》中说到的“邱少司徒”；但这位“邱少司徒”与吴承恩什么关系？就得关注陈文烛的序和吴国荣的跋了。 吴国荣号称是吴承恩的“通家晚生”，在《射阳先生存稿跋》中说“丘子汝洪，亲犹表孙，义近高第”，比较简单，仍说的不够清楚，因为“汝洪”是丘度的又一字，与《射阳先生存稿》标示不同。而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序》说得就很明确： 吴汝忠卒，几十年矣。友人陆子遥收其遗文，而表孙进士丘子度梓焉。[2]3 《花草新编序》叙述： 汝忠既没，计部丘君抱渭阳之情，深宅相之感，奉使九江，捐俸梓行。遇不佞，语曰：“吾舅氏有属于先生否乎?”[2]170 其中“表孙”“舅氏”这两个字很重要，它实际起了粘接与枢纽的作用。 从其他资料如吴承恩《先府宾墓志铭》等我们已经知道吴承恩有同父异母姐名吴承嘉，嫁同郡沈山，生女沈氏——吴承恩的甥女，嫁入丘家；沈氏的子女即吴承恩的表外孙姓丘没有问题，但他是不是“邱少司徒”“汝洪”“震冈”“志中”丘度呢？ 现在通过陈文烛的序可以确切知道，丘度就是吴承恩的表外孙，其“舅氏”（舅爷）即吴承恩。这样一来，刻本上“震冈丘 度志中校”的意义就明确了，《射阳先生存稿》中若干涉及到丘度的篇章也就所指清楚了。 陈文烛的两篇序言，提供了吴承恩从幼童直至晚年的大量生活交往细节和才艺、科举活动，其它资料无出其右。包括： 1、叙述吴承恩的童年趣事以及精于书画之类的事迹，可与《西游记》印证。见《花草新编序》： 汝忠讳承恩，号射阳居士，海内操染家无不知淮有汝忠者。生有异质，甫周岁未行时，从壁间以粉土为画，无不肖物；而邻父老命其画鹅，画一飞者，邻父老曰，“鹅安能飞?”汝忠仰天而笑，盖指天鹅云，邻父老吐舌异之，谓汝忠幼敏，不师而能也。[2]170 吴承恩的童稚故事陈文烛如何得知？这似乎可以成为一个疑问，但陈文烛其实已经有了交代。他继续说，若干年后，吴承恩与陈文烛曾经有过一次敞开心扉的热烈和狂放： （陈文烛、徐中行、吴承恩）吾三人谈竹素之业，娓娓不厌，夜分乃罢。汝忠舐笔和墨，间作山水人物，观者以为通神佳手。弱冠以后，绝不落笔。 这期间谈到少年时的趣话，并非不可能。接下去陈文烛又说： （吴承恩）家四壁立，所藏名画法书颇多。人谓汝忠于王方庆之积书，张弘靖之聚画，侔诸秘府者可十一焉。 这些对吴承恩精于书画的描述，可以视作与《西游记》研究对照的视点——《西游记》中有若干古典书画的精彩运用，显示出其作者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而陈文烛的描述为吴承恩提供了佐证，考订可参见拙作《西游记的诞生》。[5]284-297 至于吴承恩晚年的状况，我们也是通过《花草新编序》了解的： 忆守淮安，汝忠罢长兴丞，家居在委巷中，与不佞莫逆，时造其庐而访焉……其稿与所藏，泯灭殆尽，而家无炊火矣。 2.描述吴承恩的少年聪慧及其科举状况，提供了完整、深度审视吴承恩的启示。《花草新编序》谓吴承恩： ……比长，读书目数行下，督学使者奇其文，谓汝忠一第如拾芥耳。 “督学使者”又称学政，主管一省教育，又会巡回各地主持府县学的学业考试。既然受督学使者考察得到其夸奖，那就说明吴承恩少年时已经入学。 这是吴承恩研究的一个重要关节。究竟这是哪一年？我们可以通过《射阳先生存稿》验证。《射阳先生存稿》中有一首骚体诗《寿陈拙翁》，此诗可考作于嘉靖元年（1522）[2]15，其时吴承恩十七岁；其受主陈拙翁是淮安当地富商名流，吴承恩怎么有机会参加这位名流的寿诞？ 查这位老翁有女婿名叶筌，是淮安籍弘治朝户部尚书叶淇的有荫在身的孙子，同时又是吴承恩夫人叶氏的族叔，吴承恩以“丈”称之，后来的几十年与吴承恩交往不断。 显然，吴承恩此时已经与淮安大户叶氏某门某房中的一位小姐定亲，是叶筌这位妻丈引导吴承恩进入了淮安上流社会的社交圈，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吴承恩已经有了一定的身份——进学的“生员”。这就与陈文烛叙述中“督学使者”的夸奖形成映照，确定吴承恩在大约十六七岁时已经进学，也就是中了秀才。[1]31-38 这就有意义了。我们回首审视吴承恩从十六、七岁进学中秀才，到他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四十五岁时弃考入贡，看他这近三十年间在科场的颠沛奔忙，看他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看在他同学们的飞黄腾达中备受冷落，这中间可说的东西太多。[5] 3.讲述了与朱曰藩交往的起始与背景，有助于解读二人的诗文酬唱。一段人尽皆知的佳话就出自《花草新编》： 汝忠工制义，博极群书。宝应有朱凌溪者，弘德间才子也，有奇子曰子价，朱公爱之如子，谓汝忠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得与子价并名，射湖之上，双壁竞爽也。[2]170 朱凌溪即朱应登，淮安邻县宝应人，官至布政使，有诗名，与李明阳等号称“十才子”。 应该是嘉靖五年（1526）致仕回乡后，朱应登得知吴承恩的才名，于是就有了上述一段促成其子朱曰藩（字子价）与吴承恩少年结交的行为。陈文烛在《吴射阳先生存稿序》中又说： 汝忠与宝应朱子价自少友善，其文名与之颉颃，乃子价为太守，而汝忠沉下寮。 这段描述，又可以和后来吴承恩在南京与以朱曰藩为首的金陵六朝诗派的交往相互映照。朱曰藩与吴承恩的交往内容非常丰富，即有兄弟般的关爱，又有三观上的差异；既有或风花雪月或神奇烂漫的诗文酬唱，又有围绕传奇志怪的道义之争。[6] 依托朱曰藩看吴承恩，是又一个色彩丰富，对比鲜明的视角。 陈文烛在《吴射阳先生存稿序》中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件与旧友徐中行的交往。旧友徐中行，字子与，号天目山人，浙江长兴人。嘉靖、隆庆年间著名诗人，入“后七子”之列。大约是在隆庆五年稍后，徐中行赴任途中路过淮安，稍作逗留，一来拜访知府陈文烛，二来也是想看看老友吴承恩。陈文烛设宴招待并记下了这件事： 往陈子守淮安时，长兴徐子与过淮，汝忠往丞长兴，与子与善，三人者，呼酒韩侯祠内，酒酣，论文论诗不倦也。汝忠谓……徐先生与余深韪其言。[2]3 在《花草新编序》中，陈文烛再次提到了这件事： 长兴有徐子与者，嘉隆间才子也，一见汝忠即为投合，把臂论心，意在千古。过淮，访之。谓汝忠高士，当悬榻待之，而吾三人谈竹素之业，娓娓不厌，夜分乃罢。[2]170 作为旁证材料，这两篇序文的记录堪称浓墨重彩，信息量丰富。现在我们单就徐中行这个人物的引进讨论，因为这提供了考订吴承恩生平若干重要事件的线索。 先说一下吴承恩生平研究概况。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淮贤文目·吴承恩”条下有“西游记”的著录，卷十六“文苑·近代文苑”有吴承恩的生平简介： 吴承恩……数奇，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3]648 其中关键部分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曾经以贡生的身份出任过副县长的职务，后来因为不堪受辱，便辞官回乡。至于何地担任“县贰”，据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介绍，任职地是在浙江长兴: 顾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兴倅：又不谐于长官，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2]165 倅，副职，这里指长兴县丞。此后的府县志基本沿袭，但对于吴承恩何时担任这一职务，却没有进一步的明确。而《长兴县志》也同样只有简单的吴承恩小传，而没有确切的任职时间。[2]661-663 这是吴承恩生平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之前依据各种零星资料，已经知道吴承恩少年得志，但科举蹭蹬，最后以岁贡生入国子监读书，再后来出任长兴县丞、荆府纪善，但这些都没有确定的时间定位，犹如一盘散沙，当然也就无从判断《西游记》的完成时间。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近百年以来胡适、鲁迅、董作宾、郑振铎等前辈都把这一问题作为重点目标，试图由此打开缺口的研究中可以见出。 当时完整的《射阳先生存稿》，包括陈文烛的序，尚未被重新发现，但清中叶淮安文士吴玉搢在《山阳志遗》中摘录了一段陈文烛序中关于他们三人欢会的一段话（前已引，此处略），所以各位前辈都已经把目光盯在了长兴籍又与吴承恩有交往的徐中行身上，在整理吴承恩活动轨迹之前，倒是把徐中行的出生、任职等事迹搜了个遍。 根据徐中行的生活轨迹和《长兴县志》职官表中的无记载的空缺，当时形成了吴承恩任长兴县丞的几个可能的时间段：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544-1545）、二十九年自三十二年（1550-1553）、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1560-1652）。 其中，最后一说由于徐中行其时丁父忧在乡，他与吴承恩的深度交往有可能在此期间，因此最为流行，胡适当时似乎很有把握地说：“徐中行丁忧回乡，果在嘉靖三十九至四十一年，大概我猜想吴承恩做县丞也在此时，是不错的”。[7] 但实际上此说依然疑点重重，最直接的困惑就是它无法与其他的研究成果呼应，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抵牾，不能合理且流畅地串联起一个吴承恩生平线索。 比如后来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长兴发现了时任县令归有光与吴承恩合作，于隆庆元年十月完成于长兴的两块有落款的碑文，这就显然出现了问题：吴承恩能在长兴任职如此之久吗？如果不能，他亲笔书篆的碑文又作何解释？ 最终的突破还是出现在徐中行身上，上世纪八十年代苏兴先生在《吴承恩年谱》中发现，徐中行在嘉靖三十九至四十一年曾丁父忧在乡，起复后不久即四十五年又丁母忧回乡，这样结合《长兴县志》以及吴承恩与归有光、徐中行的交往，吴承恩任职长兴县丞就可以确定在此期间了。[8]79 这个时间一旦确定，其它的研究成果比如科考、入贡、入监、长兴任职、荆府纪善等等便都能很顺畅地鱼贯而入、对号入座，而《西游记》的完成时间便很自然地落实在吴承恩长兴任职之后、出任荆府纪善之时，也就是隆庆二年至四年（1568-1570）期间。[1][5] 吴承恩曾经编选过一部以《花间集》和《草堂诗余》为底本的唐宋金元词选集《花草新编》，但因为只在朋友圈子里传看没有付梓刻印，因此地方文献大多失载，尤其是早期；其本人写过一篇《花草新编序》，但因为仅收入《射阳先生存稿》，所以直到1929年才为人所见；又由于选集抄本本身直到晚清才见到记录，近年才在上海图书馆现身，所以这件事人多不知；而即使有研究这涉及到选集，自然也缺乏准确的评价。 我们对《花草新编》的较多了解是在什时候？大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文烛的《花草新编序》被研究者从《二酉园续集》中扒出之后，比《射阳先生存稿》被发现更晚。其序云： 此亡友吴汝忠词选也，命名以“花草”，盖本《花间集》、《草堂诗余》所从出云。 这是确认。然后就是评价，我们对《花草新编》有了新的了解来自于此： 夫词自开元以逮至正，凡诸家所咏歌与翰墨所遗留，大都具备，乃分派而择之精，会通而收之广；同宫而不必合，异拍而不必分；因人而重言，取艺而略类。其汝忠所究心者与！拔奇花于玄圃，拾瑶草于艺林，俾修词者永式焉。[2]170 这其中用到了“拔奇花于玄圃，拾瑶草于艺林，俾修词者永式焉。”其实就是已经感觉到了吴承恩的别具匠心，为后人选词创造了一种新的范式——这点特别重要。 序的最后，是陈文烛的悼念：“其稿与所藏，泯灭殆尽，而家无炊火矣。余于汝忠有人琴俱亡之痛云。幸此编之行,而述其大概，俟续高士传者采焉。”有点悲凉。 《花草新编》重要吗？重要！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说如下： 中国古代选词成集早已有之，著名的就是五代之《花间集》，南宋的《草堂诗余》。它们编选的体例后人称之为“分类选词”，也就是将拟入选的词作按照题材内容先行分类，常见的是先列出春夏秋冬，其以下又分出春情、春景、春思、春恨等等小类，在小类里再罗列各家词作。 到明代中后期，选词体例有变，开始流行新的“分调选词”，即按照词调分出大类，然后再按时间分出次序，如先分出小令、中调、长调；再于小令下分《浣溪沙》《菩萨蛮》等词牌，再于词牌下按先后罗列各家词作，这一方式影响到现在目下。 现在通说这种“分调选词”始于明代嘉靖二十九年顾从敬编选的《类编草堂诗余》，但其实不是，应该始于吴承恩大约在嘉靖十九年之前编成的《花草新编》。这些笔者在《吴承恩集》的前言[2]、《吴承恩年谱》相应条目[1]76和《吴承恩词创作与词学贡献初探》[9]一文中有详细辨析，可参看。 为什么《花草新编》的问世属于史学意义上的创新，吴承恩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褒奖？这又与一件公案有关。 据陈文烛在《花草新编序》中讲述，吴承恩逝世后数年，也就是在大约万历十八年前后，丘度打算刻印《花草新编》，陈文烛应邀写序且已完成。但后来为何却没有见到刻印的《花草新编》只见到抄本？ 我认为应该和陈耀文的《花草粹编》面世有关。当初在朋友圈子里传看《花草新编》的人中，有一人即是时任淮安府推官、也算文学才俊的陈耀文，他后来根据吴承恩的思路（分调选词）并利用了其搜罗的资料（约八百阕词作），另外选编成一部类似的词选集《花草粹编》，在万历十一年之后的不久刻印出来。 平心而论，陈耀文的《花草粹编》篇幅较《花草新编》增出近两倍，也算有心之作，但他对吴承恩创意与成果的剽窃——这一点，陈耀文也遮遮掩掩的承认了——却显得非常不地道；其问世的时间，恰巧又是在丘度准备刻印《花草新编》的节骨眼上，我认为很可能就是它打消了丘度刻印《花草新编》的念头，《花草新编》从此被淹没，直到四百年后才重新被发现。 而文学史家不了解这一段过节，很自然地把创意“分调选词”的桂冠，授予了紧随吴承恩之后的顾从敬，陈文烛表示的吴承恩借助于这部词选集而永世留名得期望，也就落空了。[9]按，顾从敬与吴承恩的关系，也值得探讨。 毋庸置疑，《西游记》本身就是一个标杆，是否具备《西游记》所展示的广泛的艺术修养和杰出的文学才华，是确认其作者的至关重要的标准。 我曾经说过，查看《西游记》百回本诞生之前的那一段历史时期，也就是查明代嘉靖、隆庆至万历初的那几十年，没有哪一位文人，不管他出自书斋还是出自市井，都不比吴承恩更符合条件；而对吴承恩作为《西游记》作者尚有怀疑的研究者，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位可以在文学上与《西游记》比对的候选人。[10]44这个论断是否虚妄，其实只要翻看一下《射阳先生存稿》，就会立地顿悟。 对吴承恩的文学能力至今认知度不高，与《射阳先生存稿》传播状况有关。尽管它有过万历十八年和四十年两次刻印，但似乎所见者不多传播并不广泛，后来的历届《淮安府志》和地方文献刊录吴承恩文学作品，大部分只是搜集了社会上的散见零星作品，而非直接来自数量已经基本可看的《射阳先生存稿》。 直到1929年，完整的《射阳先生存稿》才在故宫被重新发现，1958年由刘修业整理成《吴承恩诗文集》出版，但所见者甚少，直到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刘修业、刘怀玉重新整理的版本，才成为研究者共知的资料[10]。 我们前面说到的胡适、鲁迅、董作宾等都没有见过完整的《射阳先生存稿》，所以他们的研究都非常吃力，自然也就不能完整地勘察吴老夫子的真实功力——饶是如此，他们对吴承恩已经够敬佩了。 现在回首去看，明清各类文献中首先对吴承恩做出系统评价的便是陈文烛了——还包括稍后为《射阳先生存稿》做序的李维桢，他应丘度之邀，为万历四十年的复刻本写的《吴射阳先生选集序》，很专业地评价了吴承恩的诗文。 陈文烛的很会写文章，他的《吴射阳先生存稿序》首先设置了一个谈诗论文的场景。然后给与了吴承恩诗词文很高的评价： 往陈子守淮安时，长兴徐子与过淮，汝忠往丞长兴，与子与善，三人者，呼酒韩侯祠内，酒酣，论文论诗不倦也。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 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畜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溢缥囊于无穷也难矣！徐先生与余深韪其言。今观汝忠之作，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情而深。《明堂》一赋，铿然金石，至于书记碑叙之文，虽不拟古何人，班孟坚、柳子厚之遗也；诗词虽不拟古何人，李太白、辛幼安之遗也。 盖淮自陆贾、枚乘、匡衡、陈琳、鲍照、赵嘏诸人，咸有声艺苑，至宋张耒而盛；乃汝忠掘起国朝，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沉辞渊深，浮藻云峻，文潜以后，—人而已。真大河、韩山之所钟哉！ 简明地说，就是称赞吴承恩的文，可以列入班固、柳宗元一流，诗作可列入李白、辛弃疾一流；而在淮安这个文人辈出之地的背景下，也可以算得上国朝（明朝）的杰出代表而与前贤同称。 而在《花草新编序》里，他又重点评价了吴承恩的选词，其中“俾修词者永式焉”一句，已到极处，值得品味。文已见前引，不赘。此处仅引《花草新编序》的最后结论： 其诗文出入六朝三唐，而词尤妙绝，江湖宝之。 在陈文烛稍候作《吴射阳先生集选序》的李维桢也有几乎相同的评价。序言先说一段背景，见出他的眼界还是宽广的，在前后七子复古之风炽盛，又由盛而衰的过程及时人的认识中，才能看出评价公允，这是李维桢的高明之处： 嘉、隆之间，雅道大兴，七子力驱而近之古，海内翕然乡风。其气不得靡，故拟者失而粗厉；其格不得逾，故拟者失而拘挛；其蓄不得俭，故拟者失而糅杂；其语不得凡，故拟者失而诡僻。至于今而失弥滋甚，而世遂以罪七子，谓李斯之祸秦，实始荀卿。 然后落实到吴承恩身上，自出吴承恩有自己的独立诗风： 而独山阳吴汝忠不然。汝忠于七子中所谓徐子与者最善，还往倡和最稔。而按其集，独不类七子友，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泽，舒徐不迫，而亦不至促铉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尽究其变。 最后评价他，也是非常肯定，其褒奖的程度不逊于陈文烛： 盖诗在唐与钱，刘，元、白相上下，而文在宋与庐陵，南丰相出入。至于扭织四六若苏端明，小令新声若《花间》，《草堂》，调宫征而理经纬，可讽可歌，是偏至之长技也。大要汝忠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以钓一时声誉，故所就如此。 替他人做序，通常会有点夸张，但还是有节制，得能开口。以李维桢一时文坛领袖的身份，能把吴承恩与钱起、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曾巩、欧阳修并列，岂是儿戏？ 当然，平心而论，有三个因素对吴承恩文学作品在当代的评价和认知度缺失有影响。 第一，明代嘉靖至万历期间，文坛门派过多，前后七子与唐宋派等等的门派之争激烈，而各派的头面人物大多有地位和官衔，相互同气连声。吴承恩独立于这些门派之外，在大环境中难成气候； 第二，吴承恩诗文散失过多，《射阳先生存稿》不过十存其一；即使在四卷《存稿》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商业性文字，因此，吴承恩诗词文作品在数量上难成气候； 第三，《存稿》虽然保存了部分作品，但课本并未广泛流传，甚至长期处于失传的状态，直到1929年才被重新发现，这又是在传播上难成气候。鉴于此，吴承恩文学成就得不到应有的荣誉，也在所难免。但我们在研究《西游记》时，却不可再轻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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