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与城市的灵魂书写——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比较分析

鲁迅与张爱玲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对他们进行比较，可以有很多切入的角度，这里我且从他们描写的场景来看。

鲁迅在为所不多的小说中，主要描写了农民和知识分子两类形象，他几乎没有书写城市，而是专著于农村。鲁迅在开始《狂人日记》写作的时候，他正身处北京，此前，他从1898年离开绍兴，前往南京求学十年，后来又在日本留学七年，回国后，又先后在杭州，南京和北京等城市居住。鲁迅当然是有城市生活和体验的。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农村书写，这自然是和他的文学观念有关的。他从一开始就思考国民性的揭示，而农民无疑是国民的主体，是最能体现国民性的。鲁迅并非不熟悉小市民和新知识分子，但是他更愿意书写作为几千年奴性文化载体的农民和旧知识分子，去书写他们灵魂的创伤，试图捣毁铁屋子，因而奋力呐喊，虽然终于不免失望，于是在生与死，新与旧之间彷徨，而终于还是没有沉沦，而是一直反抗绝望。

张爱玲则是一直专注于对城市的书写，虽然后来也写了农村题材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但是显然没有对于城市的描写那样得心应手。童年和求学的经历，特殊的家庭和亲历战争的特殊境遇，使得张爱玲的绝大多数小说描写的都是“双城记”。她最熟悉的是身边的这些都市男女，在乱世中的各色表演。战争背景下的都市，不是像古老的乡村那样宁静甚至凝固，而是如跳着踢踏舞一样快速旋转，人性的自私贪婪，及时作乐，醉生梦死也和乡村完全不同。

鲁迅是习惯用解剖刀去剖开仁义礼智信厚厚的屏障下的深层次的痛苦，于是有闰土的麻木，祥林搜的绝望，吕纬甫和魏连殳的忧伤，他们失去乡土，无枝可依，因而注定绝望。而张爱玲则不如鲁迅这样忧愤深广，她让笔下的人物穿上华丽的衣袍，展示世纪末的华丽，但是那衣袍上却爬满了虱子，这华丽毕竟是转瞬即逝，是没有灵魂的空壳，于是有曹七巧的冷酷与空虚，白流苏的费尽心机的得到与失落。

鲁迅是试图立人，他要让笔下的人物明白没有灵魂的生命是算不上人的，但是终于知道这种努力的徒劳。而张爱玲则原谅了笔下的男女，让他们尽兴展示金钱和情感的欲望，在刹那获得满足。

在乡村和城市书写上，鲁迅和张爱玲各善其长，他们都完成了各自的国民性和人性的书写。历史的机遇给予他们生活和读者，不过随着五四落潮和战争结束，他们的使命也相继结束，于是都停笔不写。对于他们来说，写作都是机遇。属于他们的现时不过一瞬，便要被新的时代主题取代。鲁迅自然不愿意去书写新的革命主题，而张爱玲更不可能去书写她压根儿不熟悉的工农兵，于是都只能转向其他的文字。

不过他们描写的生活虽然不再，但是国民性和人性却不会随着历史一起消逝，而只会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而我们在新的生活中无疑可以继续看到闰土和白流苏们，让我们记起鲁迅和张爱玲，生活已逝，文字不朽，因为它们是粘附在深层次的灵魂上，永远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