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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这个人，就像是中国文人群体中的一盏明灯。之所以如此说，乃是源自其对人生的态度。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人理想笃信的国度，几乎没有人能跳出藩篱，当然他们也不愿意跳出藩篱，而也正是这种思想的趋同性才构筑了华夏民族的统一认知感。 当然，亦是此等思想的盛行，也让一些文人士大夫因此沉郁其中而不能自拔。为此，他们或者如陶渊明一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选择隐居不出；亦或者如李太白一般写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们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却又皆是因时、因势而为，少了几分真豁达、真洒脱。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坦白讲，即便是宋朝这样一个文人地位甚高的朝代，如此一封上陈天听的奏疏亦是不妥的；更遑论我们这位苏知州还有着许多“政敌”，结果可想而知。中国历史上就这样以此为肇始多了一桩公案——“乌台诗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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