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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作为南丰人，以前我对曾巩未作专门研究，曾巩在我脑子里基本上就是个符号——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南丰人。后来看了一些历史资料中的曾巩画像，也看了一些当代人为曾巩所塑的雕像，脑子里总算对曾巩有了个具象，但这些画像或雕像有的肥胖有的精瘦，有的高大威武，有的飘逸潇洒，总觉得在气质上缺了点什么，前不久看了封治国为曾巩画的一幅像——这是一个深邃中略带忧伤的曾巩，结合近来所阅读的关于曾巩的一些书籍，觉得曾巩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了。曾巩是北宋时期的人，距现在有近一千年了，他所处的时代还没有照相技术，充其量也就是画像，而当时曾巩连画像也没留下一张，所以曾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准确地说，大家都不得而知。究竟是大气豪迈还是深邃中略带忧伤，估计各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可能有人认为“大家”就应该大气，一个其貌不扬的人看上去就没有“大家”风范了。 曾巩能被后世称为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并被后世所模仿所学习，其才干固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究其根本，我认为还是在于曾巩的人格魅力，要不然同时代中与曾巩比肩的人也不少，比曾巩更有才干的也不乏其人，就是曾巩的弟弟曾布、曾肇等也是曾氏家族的佼佼者。所以，本文试图通过曾巩的人生历程，对他的人格魅力做一个初步的探讨，也让我们对曾巩之所以能成为“大家”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一、屡挫科举不易其志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县人。曾巩小时候聪慧而且勤奋，《宋史》卷三一九载：“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20岁时，曾子固的名号已经传遍大江南北。但他的科举之路却不是一帆风顺。景祐三年（1036），18岁的曾巩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也就是这年，其父曾易占在玉山令上被人诬告罢官，这对本已衰落的曾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使曾巩的攻读求仕变得更为艰难，但同时也使他的意志得到了磨砺。 回家之后，曾巩一边躬耕苦读，一边继续为全家的温饱奔波。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京进太学读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 (《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庆历二年（1042），曾巩第二次参加科考，这次其兄曾晔也一起跟他去参加科举考试，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时文，结果兄弟俩双双落榜。没有考中本来就很郁闷，也许是因为他家里太穷了，又屡次做着“不合时宜”的“梦”，所以乡邻就看不起，有的还嘲笑他：“三年一度举场开，落煞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 世人的不理解如同一道道寒光射向了曾巩，带给他的除了讥讽就是无尽的痛楚和挫败感。再次科考失败以后，曾巩蛰居在家，全身心都投入在了耕读及照顾家庭上，结果积劳成疾，染上了肺病，几乎丢掉性命。 面对两次科考的挫折，面对家庭的困窘，面对人们的嘲讽，曾巩没有在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崩溃，此后十余年，他闭门读书，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虽“十年万事常坎壈，奔走未足供黎羹”（《寄王荆公介甫》）[[1]]，但他心中的信念始终没有磨灭。曾巩再次落榜后，欧阳修为他作了《送曾巩秀才序》:“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子初骇其文，又壮其志。夫农夫不咎岁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则已，使一有获，则岂不多邪?”[[2]]回到老家后，曾巩始终保持着和欧阳修的联系，因而经常受到勉励。王安石等人也不断地与他传递书信，这使他在逆境中找到了灵魂的慰藉。他珍惜寸阴，“菑播是勤”，但由于身患疾病、经济困难等原因，曾巩耽误了赴京应试的机会。 庆历三年（1043）至嘉祐元年（1056）的十三年，是曾巩人生道路上最为困苦与凄凉的时期。期间，他一方面要照顾家庭，一方面要发奋读书，同时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特别是到了庆历六年，病情更加恶化：“是时肺气壮更恶，日以沉冥忧不疗。”[[3]]尽管如此，曾巩还是没有忘记事业与功名，他在《初夏有感》中表达了自己的志向：“我身今虽落众后，我志素欲希轲卿”，“非同世俗顾颜色，所慕少壮成功名”。[[4]]可惜，由于身体的原因，他错过了庆历六年的科考机会。但曾巩的内心却是非常充实的，他“广其学而坚其守”，继续努力，为科考积蓄和准备着。 艰苦生活磨练出来的韧性，让曾巩经受住了屡屡落榜的打击。嘉祐二年（1057）正月初，在宦海几度沉浮的欧阳修朝中地位逐渐稳固，宋仁宗命他主持当年的礼部贡举，力改文风，选拔真才。曾巩又一次走进了科场。这一次，他不仅高中，而且包括他的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和两个妹婿王无咎、王彦深一门6人都金榜题名。更巧的是，来自眉州(今四川眉山)的青年才俊苏轼、苏辙兄弟二人也与他们同登进士第。这一年，曾巩39岁。有人说，曾巩的成功与其说得益于他的勤奋，莫如说得益于他的心态，这话说得非常有道理。一个人在漫长的人生过程中，遭遇艰难困苦，甚至挫折、失败都是常有的事。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坦然面对，不是从社会和他人身上，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当我们以这样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一腔怒气地抱怨命运的不公时，阳光迟早会洒满我们的前程。 二、家道中落谨奉孝道 “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曾子《孝经》）”。这是儒家一贯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曾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儒家的孝道。 曾巩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官宦之家，八岁丧母，祖父曾致尧是宋代南丰县历史上第一位进士，为人正直，敢于直言，一生从政，政绩显著。父亲曾易占，仕途不顺，只做到了县令，而且在景祐三年（1036）[[5]]，大约在47岁时又遭到别人的诬陷，在家闲居12年。这对于曾巩的家庭来说是一种不幸，家道从此衰落。那时曾巩应该是18岁。曾巩同父异母的哥哥曾晔饱读诗书，博古通今，文笔非常好，但却又体弱多病。曾巩为人忠厚老实，他的父亲很看重他，所以曾巩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生活重担。 庆历七年（1047），曾易占接到了重新被起用的旨意，曾巩陪父亲一同进京。走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南）的时候，曾易占突然病逝了，在这危难的时候，之前和曾巩有过书信往来、刚刚从宰相位置上卸任的杜衍正在南京，杜衍出资给曾易占做好了棺椁，然后曾巩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家乡南丰。经过这场劫难之后，曾家的生活更加贫困。曾巩独当家事，“皇皇四方，营飦粥之养” [[6]]，劳碌顿挫，艰苦异常。《宋史》称：“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婚嫁，一出其力”。 他在《南源庄》一诗里也写有“成家傥已嫁诸妹，有立不优吾弟孺”。[[7]] 当时曾巩的家庭情况是，祖母、母亲，一个哥哥，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一个庞大家庭。这一年，曾巩29岁，曾牟、曾宰尚属年轻，曾布仅十三岁，而曾肇当年才刚刚出生。此后的岁月中，曾巩自己在困顿中“励其志、坚其守、广其学”，还一直力督弟弟们苦学不辍，亲自为师教育弟辈。《宋史·曾布传》里说，曾布“年十三而孤，学于兄巩”。而最小的弟弟曾肇更是“从兄中书舍人子固学”。以至于曾肇感受到兄长虽是兄但更如父与师。他在《亡兄行状》里说:“矧公于肇，属则昆弟，恩曾犹父师。”为了那些弟弟妹妹，曾巩到三十二岁才成家。至嘉祐二年（1057）科举，南丰曾氏一门六进士（包括两个妹夫），一时轰动朝野。除兄长曾晔去世外，曾巩五兄弟都考中进士。尤其是曾布和曾肇，日后因为政绩和文学成就均极为显著，与曾巩一起被称为南丰三曾。在他的教育下，弟辈大任于当时，经世济用，祖风尤显。由此，南丰曾氏走向显赫。 曾巩在成家及外出为官之后，由于长兄已去世（皇祐五年，曾巩的哥哥曾晔去世，时年45岁），他也就成了事实上的长兄。古人云，长兄如父，他一直把弟妹等人的情况记挂在心，如他在《读书》一诗里就写道:“呻吟千里外，苍黄值亲丧。母弟各在远，讣归恐惊惶。凶祸甘独任，危形载孤艎。崎岖护旅榇，缅邈投故乡。”[[8]]在丧亲之际，自己扶丧回乡，本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还是担忧远方的母亲和弟妹们，也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如有什么灾祸，作为儿子和兄长的他甘愿自己承担。 天圣四年（1026）曾巩的母亲吴氏去世（时年35岁）。那一年，曾巩才8岁。后来曾巩作《皇妣昌福县太君吴氏焚告文》追思自己的生母，其文曰:“维先君、先夫人积德累善，巩获蒙余泽，备位于朝。今天子始郊，加恩群臣，皆许追荣其先。故先君、先夫人咸被赞书，命官封邑。而巩方羁于职事，不得躬至墓下，谨遣弟布、肇奉告第以告”。[[9]]《告文》深情地表达对母亲的思念，也表达了不能亲身到母亲墓前祭祀而深感遗憾。天圣五年（1027），曾巩的父亲曾易占又娶了朱氏为妻。从此，曾巩便在继母的教诲和抚养下成长。 朱氏虽然只是曾巩的继母，且年龄只比曾巩大八岁，但对曾巩也是很有教益的。曾巩、曾牟、曾布同登嘉祐二年(1057)第，曾宰中嘉祐六年(1061)进士，曾肇中治平四年(1067)进士。他们或政声显著，或文章名于天下，或兼而有之。这些都与朱氏的教导与支持是分不开的，因而曾巩十分尊敬这位继母。曾巩几兄弟中进士后，朱氏随曾巩在京师居住时间较多，其他兄弟则在外地任职。后曾巩外任于地方，也屡屡向朝廷写报告要求改任离母亲朱氏住地近的地方。在调任襄州（今襄阳）时，他担心母亲离自己太远而不放心母亲的生活起居，把继母带到了襄阳住了两年多。在由襄州改任洪州（今南昌）时，他又携母亲去洪州，一路上游山玩水，使母亲感到十分愉快。任职洪州期间，曾巩把在潭州任职的弟弟曾布叫来，还叫在京城任职的弟弟曾肇以省亲的名义来到了洪州。三兄弟聚会洪州，欣喜之情无法言表，母亲朱氏也十分开心。餐桌上，曾布之妻魏玩还口占一联“金马并游三学士，朱幡相对两诸侯”。十分难得的母子相聚，其乐融融。 元丰元年（1078）福州任上，曾巩以母亲朱氏远在京师，给朝廷上《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状云：“臣母老病多，见居京师。臣任福州，臣弟布任广州，相去皆数千里。臣犬马之志，实不遑宁。臣昨移福州之日，曾乞哀怜，改授近地，寻奉圣旨不允，不敢再请。……伏见朝廷至仁，比来群臣之中，有欲便于养亲者，并蒙听许。况臣母子各已白头，兄弟二人皆任远地，今臣于官守，又无可以驱驰之事。伏望圣慈悯恻，以臣老母见在京师，与臣一在京主判闲慢曹局差遣，或就移近京一便郡，庶便养亲”。虽然此状未被批准，但是曾巩养亲侍老的孝心却表露无遗。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已经63岁高龄、在京判三班院的曾巩，因弟曾布由桂州移知陈州（今天河南淮阳），其母欲与俱行，而上奏朝廷《乞出知颍州状》（因陈州与颍州相近，又通水路，方便往来。）：“今还朝以来，甫及数月，未有丝忽自效之勤，而辄以私诚上陈。臣之妄庸，虽受诛绝之刑，不足以塞责，惟陛下察而哀之。臣母年七十有一，比婴疾疹，举动步履，日更艰难。陛下处臣京师，臣幸得待庭闱，以便医药。圣泽至厚，常恐不能克堪。今臣弟布得守陈州，臣母怜其久别，欲与俱行。顾臣之宜，惟得旁郡、庶可奉亲往来，以供子职。而抱疾之亲，陆行非便。今与陈比境，许、蔡、亳州及南京（今商丘），皆不通水路，惟颍可以沿流。臣诚不自揆，不讳万死之责，敢昧冒以请。伏望圣慈，差臣知颍州一任”。曾巩的这一乞状与前状遥相呼应，写到真情处，母子情深，款曲动人，表达了他“奉亲往来，以供子职”孝道的最高境界。 元丰五年(1082)九月，朱氏在京城的曾巩官邸去世，享年七十有二。 三、廉洁奉公关心民生 曾巩长时间生活在社会底层，于嘉祐二年（1057）考中进士后，赴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后奉诏进京编校史馆书籍，升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英宗实录院检讨官。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于熙宁二年（1069）主动请求外放，长时间担任地方官，辗转于越州（今浙江绍兴）、齐州（今山东济南）、襄州（今湖北襄阳）、洪州（今江西南昌）、福州（今福建福州）、明州（今浙江宁波）、亳州（今安徽亳州）等七州，最后又回到汴州。到元丰五年（1082）九月母丧而离职，共25年为官生涯，因此，他对百姓生计有更多的接触与了解。十多年的耕读和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他深深地感到，百姓是治理国家的基础，没有民心的稳固，就会天下难安。所以，他主张以民为贵，以民为本，在他担任地方官员期间，他本着儒家仁爱百姓、保民养民思想，廉洁奉公，关心民生，为官一任，振兴一方，政声满天下。 曾巩在《寄欧阳舍人书》中说：“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共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10]]意思是说，人的品行各异，不与外貌相干，不和名声牵连。只有内心修德的人，才能不被迷惑，不徇私枉法，真正做到秉公符实。如《曾巩传》载：熙宁四年（1073）六月，曾巩“知齐州，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曲堤周氏拥资雄里中，子高横纵，贼良民，污妇女，服器上僭，力能动权豪，州县吏莫敢诘，巩取置于法。章丘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椎剽夺囚，无不如志。巩配三十一人，又属民为保伍，使讥察其出入，有盗则鸣鼓相援，每发辄得盗。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巩饮食冠裳之，假以骑从，辇所购金帛随之，夸徇四境。盗闻，多出自首。巩外视章显，实欲携贰其徒，使之不能复合也。自是外户不闭”。[[11]] 为了纪念曾巩为齐州百姓做出的巨大贡献，后人始在千佛山修建了曾公祠，后又在大明湖畔修建了南丰祠。 后来朝廷要修黄河，要从齐州抽调两万壮丁。按规矩，是三丁抽一，齐州每3个男丁中要出1人为民夫，按这样算齐州应该算上2万人。曾巩算上漏登漏报的，把“三丁抽一夫”改成“九丁抽一夫”，即每9个男丁征发1个民夫，这样既满足了朝廷的人力需要，也减轻了百姓负担。他又解除了无名渡口的摆渡费，架设桥梁以便利百姓渡河；重新规划了境内的驿站，从长清到博州，一直通向山西，极大地方便了客商往来。一刚一柔、一张一弛间，辖所大治粗显，再加上大力推行青苗、保甲等熙宁新法，使当时的社会秩序安定有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地老百姓的生息及地方的繁荣稳定。 熙宁九年（1076），曾巩调任洪州，正赶上洪州流行瘟疫。他用有限的预算，搞起一套防疫体系，要求县镇以下一级级都要储存药物，还兴建临时隔离场所，把染病者登记造册，等到朝廷的救济拨下来，因为每一项防疫工作权责分明，掌握的数字又精准，曾巩可以从容调配资金，按轻重缓急来下发，钱使得极有效率。恰好这时赶上大军讨伐安南。按照往常的惯例，军队每路过一地，都会把地方折腾得痛苦不堪。但是曾巩在洪州早早做了接待预案，从军队驻屯地点、路线到劳军物资的采购、运输、仓储，都提前安排得井井有条。结果这支军队从经过到离开，洪州老百姓居然都没察觉。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作为地方官员的时候，曾巩在每一个地方任职的时间都比较短。除了在太平州任职三年，越、齐、襄、洪等州都是两年左右，福州和亳州才一年左右。尽管如此，曾巩每到一个地方都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踏踏实实地开展工作。如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熙宁二年（1069），曾巩出任越州通判。他一到任上便各地访察民情，得知百姓对官府征税怨声载道，原因是州府酒坊赋税超期征收，便立即叫停。不久，越州闹饥荒，民生凋敝，饥民遍野。曾巩严令所有富户实实在在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并发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户即刻向百姓出售粮食，规定允许价格比常平仓售价略高一些，但决不允许囤积居奇，不允许恶意抬价，否则，将严厉打击，绝不姑息。由于举措得当，越州平安度过了饥荒，百姓无不额手称庆。熙宁十年（1077），曾巩调任福州知州。当时福州地区的佛寺相当多，佛寺的寺主在当地享有一定的特权，平素很受人尊重，也算是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物。因此，许多僧人都特别眼红这一职位，他们争先恐后、千方百计地钻营，想当上佛寺的寺主。那时，佛寺寺主多由地方官直接任命，于是，僧人们就去贿赂官府，买通关节，有些官吏就趁机收受贿赂,大发横财。曾巩在福州任职仅一年，时间虽然很短，政绩却不俗。曾巩到任后，也有不少僧人暗地里给他送礼，巴结他，希望能批准自己当寺主。曾巩很看不惯他们的这种行为，根本不予理睬。他既不受贿，也不独断专行，而是采取了这样一种新办法：让各寺僧徒们自己讨论推举寺主，将推选出来的寺主名单一一记录在册，然后按照次序，按票数多少决定寺主人选。他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广大僧人的拥护。曾巩这样做，对身边的官员影响很大，一时间，大家都效仿起来，不收贿赂，从而刹住了贿赂的歪风，结果使得整个官府的风气都得到了扭转。 曾巩为官廉洁清正，作风严谨，深得民心，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不论在哪里为官，都能克己奉公，清正廉明。他在治州过程中一如既往关心民瘼，留下了造福百姓、善于治理的美名。曾巩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廉政思想。概括说来就是通过“求于内” 、“正己”的办法来加强为官者的道德修养，在此基础上，为官者才能摆脱外物之拘累，以民为本，节用裕民。曾巩的廉政思想虽产生于近一千年前，但对今人正己修德、廉洁爱民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四、文采卓然学耀古今 曾巩是著名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出身于儒学世家，一生勤学苦读，笔耕不辍，著述丰富，文名享誉当世、光耀千古。《宋史·曾巩传》评论曾巩之为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曾巩的散文成就极高。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宋初以来，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渐成主流，过分追求文辞工巧精妙，辞藻华丽之风随之盛行于文坛。曾巩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使整个文坛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作为欧阳修的积极支持者和追随者，曾巩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的衣钵。欧阳修认为，“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所谓文，必与道俱”，“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曾巩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文以明道”，反对“舍近取远，骛高言而鲜事实”。其文风章法严谨，温厚典雅，长于说理，自然淳朴，舒缓平和，翔实而有情致，不过分讲求文采，为时人竞相效仿。清代著名文学家刘熙载在《艺概》中评价说：“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从曾巩行文的风格和态度也可以看出他极重视写作者的道德修养。 曾巩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直到三十九岁才金榜题名。从十八岁到三十九岁这二十多年间，仕途的不顺和生活的坎坷磨炼出曾巩坚韧的性格。使得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后，反而能以一种淡泊的心态去面对人世的一切，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便内化为一种沉稳淡定的风格。曾巩一生命运多舛，但他始终都是坚强冷静地面对，自身的性格和生活的磨砺赐予了曾巩从容踏实、客观冷静的心境，从而在他创作的诗文中也深深的烙上这样的印记。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诗词方面却也不乏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钱钟书先生曾评价说：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诗歌远比苏洵父子好，绝句的风致更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 曾巩的纪实诗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揭弊政、评国事为主要内容，表现了他关注民生、济世兴邦的儒家思想。在《追租》这首诗中，一句“山下穷割剥”写出了饥荒之年农民还要被层层盘剥的悲惨境遇，由此抨击地方官吏“暴吏理宜除”，并提出“浮费义可削”的政策主张。还有描写虫灾肆虐、揭批官忧国忧民忧时的《边将》、《胡使》、《嗟叹》等等。如果说曾巩的纪实诗是直接反映他忧国忧民、关注民生的话，那么他的写景诗同样寓情于景，意味深长，发人深省。比如《咏柳》：“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文字仅在写柳，然而掩卷沉思，这哪里是在写柳？分明是在借咏柳而讽世抒情，在柳枝的随风摇曳和柳絮的漫天飘舞的光影里，酣畅淋漓地鞭挞那些趋炎附势狐假虎威之徒。 曾巩在馆阁任职十余年，编校史馆书籍，“官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又为英宗实录院检讨官。”他亲自校勘了列入“二十四史”的《陈书》《南齐书》《梁书》三部史书，《战国策》《唐令》《列女传》《礼阁新仪》《新序》《说苑》等书籍经也是由其编定校雠而成。此外，曾巩还校订了诗文集《先大夫集》《李白诗集》《鲍溶诗集》，并终其一生收集、校勘《金石录》五百卷。 校书需要广博的知识，而学识渊博如欧阳修、刘敞等人都会出现疑问或失误，则校勘者在校勘过程中的确应该有一种审慎的态度，不能强立己说，更不能逞臆妄改。曾巩在这方面的论述不多，但他的校勘实践自始至终贯穿着“慎改”、“阙疑”的思想。例如编校《陈书》与《梁书》两部古籍就耗费了曾巩整整两年的时间（嘉祐六年八月—嘉祐八年七月）[[12]]。这两部书籍记载了梁、陈两个朝代的历史，但这两部古籍自南朝流传至宋代，其中多部卷本已失传，部分宋代传本也较多脱误。因此，曾巩认为不能根据当时的馆藏资料校对这两部书籍。他奏请朝廷，希望能够将民间关于此二书的藏书搜集起来以供编校之用。曾巩花费大量时间搜集资料、编校书籍，终于在两年后将二书编校完成。再如《战国策》一书共有三十三篇，到北宋时期已有部分篇章失散。为把失散篇章补全，曾巩不厌其烦走访收集相关资料，最终补齐《战国策》全部三十三个篇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校勘工作。曾巩多年从事对文学历史古籍的编校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后人保留了大量文学历史遗产。此外，他对校书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影响了后世人们对文学历史书籍的校雠工作。 曾巩是个醇儒，秉承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积极关注国家大事，朝廷大事。常常上书朝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尤其是在他尚未中举之前，作为一介百姓，也仍然把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写成文章。另一方面，积极吸取儒家思想精华。曾巩曾经写道：“夫学者，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则无常产而又常心，乃所履之一事也”（《与王深甫书》）。可以说，曾巩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他地方任职的10多年间，政治才能得到了充分施展。他一生官宦九州，但他洁身自好，不好声色，不殖货利，布衣蔬食，不改初心，这正是曾巩的人格魅力所在。 曾巩文名耀千古，政声满天下。生前享有盛名，身后备受推重。他早年在科考之路上苦苦求索20多年，屡试不第。他有过苦闷，有过彷徨。正如他在《疏山寺》一诗中写到：“江海相忘二十年，依前肮脏倚门边，家风敢谓庞居士，句法空悲孟浩然，想见风流继莲社，应传国书大斜川，病夫诗思尤艰窘，正似潮回上水船。”[[13]]但始终不易其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无论是奉职朝堂，还是主政州府，他都一身浩然正气，满腔报国赤诚，老老实实干事，踏踏实实求学，清清白白为官，从而最终成就了他的大家风范。 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而人格魅力则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在一定的社会里一个人能受到别人的欢迎、容纳，那么他实际上就具备了一定的人格魅力。而能够跨越古今，不论时代如何变幻、朝代如何更替，千百年来始终为人们所推崇，这种人格则有了永恒的魅力。曾巩的人格成就了他的文名和政声，而他的文名和政声又使他的人格更具强大的吸引人的力量。曾巩的人格魅力是永恒的，正如王安石在《赠曾子固》一诗中预言的那样：“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 [[14]]意思是说，曾巩即使一生贫困到死，他的品格和名声也会像班固和扬雄一样流传千古。 [[1]]《全宋诗》卷四七九。 [[2]]《文忠集》 卷四十四·居士集卷四十四。 [[3]]《曾巩年谱》 卷一。 [[4]]《元丰类稿》 卷二·古诗三十三首。 [[5]]王安石《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见李震《曾巩资料汇编》。 [[6]]《钦定四库全书·名臣碑传琬琰集卷四十九·曽舎人巩行状》。 [[7]] 《全宋诗》卷四八〇。 [[8]]《元丰类稿》 卷四·古诗四十三首。 [[9]]《元丰类稿》 卷三十九·祭文二十六首。 [[10]]《欧阳文忠公文集》 [[11]]《元丰类稿》卷五十一·行状。 [[12]] 王琦珍《唐宋八大家列传·曾巩传》第六章。 [[13]] 光绪《抚州府志》卷二十一。 [[14]]《四库全书·集部·临川集·卷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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