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复杂，毫无疑问。但一个人的人性究竟复杂到何种地步，普罗大众却并未有更为深刻的感知。而掺杂了女性歧视、男性强权、社会偏见、阶层歧视等社会性的偏见，则使得不同社会阶层和生活环境中的人性，显得更为诡谲。人们总是告诉女孩子，要自检、自尊、自爱，但却唯独忘记教男孩如何尊重、保护女性。电影《前程似锦的女孩》讲述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偏见。30岁的凯茜毕业于医科学院，是小镇咖啡馆上的侍应生。按父母的和邻居的评价，凯茜是个人生的失败者，小镇上的怪胎。因为她30岁了不交朋友、不结婚，性格孤僻。但她曾经是医学院里的佼佼者，做任何事情都得心应手，是个原本前程似锦的女孩。现在的她，活成了社会的边缘人物。妮娜，凯茜的朋友，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一天，妮娜去参加派对，被恶意灌醉后，在所有人面前，被一个男同学性侵。事情发生后，强奸犯并未受到惩罚，反而是受害人妮娜遭受了铺天盖地的非议。因为人们都认为妮娜是因为自己的不检点，比如去参加派对又喝得烂醉如泥，才会被性侵犯。承受不了外界压力的妮娜，不堪重负之下，选择了自杀。凯茜悲痛欲绝，她认为自己也很有责任，如果她跟妮娜一起去，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于是，原本前程似锦的她，从医学院辍学，开始实施报复计划。白天，她规规矩矩地在咖啡店打工；夜晚，就浓妆艳抹，身着高跟鞋和艳装出没在夜色中的酒吧里，通过牺牲自己，被“捡尸”（女性在酒吧喝醉后，陌生男性就会趁机将其带回家性侵），去报复那些男人们。而凯茜的真实目的，是寻找并逐个报复当年那些男生。显然，凯茜牺牲了自己，以便去证实某一种现实，也因此，她的复仇之路并不顺利。因为，社会上对女性受害者从来都不友好，而对于那些施暴的男性，却有种种理由去原谅和放弃追溯。甚至于同样身为女性，也对那些遭受性侵犯的受害女性缺乏理解和同情心，更有甚者，宁可偏听偏信是受害者自己的行为不检点、放荡，而不愿意声讨男性施暴者的责任。所以，在影片中，明明是酒醉之后被性侵犯的受害者，但在所有人口中，女性反而成了那个犯错的人，成为了被众人耻笑的可怜虫。在这种情况下，当年妮娜的案件，也正是在这种原因之下，被一个不公正的结果尘封。而当年那个施暴者，则远走他乡成了医院麻醉师，甚至有了未婚妻，生活幸福美满……目睹妮娜被性侵犯的旁观者们，有的成了儿科医生，有的成了救死扶伤的大英雄，总之，无人因妮娜一案受过。而相比之下，受害者妮娜却因为寻求正义无果，愤而自杀。成年人们包括老师们的说法是：不能因为男孩们这一点效果错，就毁掉他们的人生。而受害女孩的悲愤无助，无人得知和在意。无奈之下，她选择牺牲自己的色相，假装在酒吧喝醉，不断寻找当年的施暴者。果然，某天她终于遇见此人，并诱骗当年的施暴者将她带回他的住所。就在施暴者打算侵犯她时，凯茜设法让他亲口吐露了当年对妮娜所犯下的罪行，并告知施暴者，自己是在为妮娜复仇。影片至此，一般剧情套路通常会是施暴者被绳之以法，凯茜复仇成功，妮娜的冤屈得以伸张。但本片的巧妙之处，乃至令人绝望之处就在于，故事并不这样发展。当施暴者得知压在身下的女人，是为了寻仇而来的凯茜时，为了让自己逃脱罪责，施暴者掐住凯茜的脖子，准备杀死她。影片中，她挣扎着，逐渐放弃了抵抗。尽管从观众角度看来，凯茜其实有很大几率能够摆脱施暴者的杀人行径。但是显然，导演让凯茜放弃了自我挣扎，让她自愿死在施暴者的手下。凯茜以自己的死亡，来使施暴者为自己的罪行付出真正的代价，让他再也不能逃脱法律的审判。这一结局，悲壮又抑郁。显然，凯茜以死捍卫的，正是人们在日常中毫不在意的：女性要维护自己的身体，喝醉后不被人带走、被人带走不意味着能够被任意侵犯，在当下社会环境和偏见之下，是如此的艰难！
当个体无法抵抗社会群体压力时，当性侵犯施暴者被轻易赦免时，当女性穿着性感就会被当做行为不检点、活该被侵犯时，当女性群体也对受害人加以冷嘲热讽时，人们似乎考虑到了所有因素，却唯独忽略了被害人的权益，并认为事情之所有会发生，原因都来自女性自己。这种赤裸裸的，先天性的偏见，正是此类事件一再发生的根源。何其不幸，女性必须生活在这种社会偏见之下；又何其幸运有人看穿了这一切，并且已经有所思考和反省。无论如何，相信社会的公正公平，是天真而幼稚的。尽管人们已经开始反思，但在偏见被更改之前，女孩们最应该学会和牢记的，是以下这些简单的规则和方法：第三，充分认识人性 ，人性中的恶会随环境随时转化，也许就在她们表现出善良时这些办法看似简单而无用，却是女性自我保护的有效利器。无论从意识上还是行为上，女性都要坚持一个原则：避免一切恶性事件发生的可能。女孩们，要朝着内心的自己去活，不要在意他人或外界的看法。如果你的存在和理想并未对社会造成伤害，且有益于他人，那么勇敢坚持就是你唯一的，应该的选择。凯茜的“复仇”或反抗方式，并不可取，没有任何事，值得女人去自我毁灭和牺牲掉自己的一生。最好的抗争，就是活得精彩，从而让偏见与歧视灰飞烟灭。参考资料：Gabay, R., Hameiri, B., Rubel-Lifschitz, T., & Nadler, A. (2020). The Tendency to Feel Victimized in Interpersonal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hip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Victimhood, 36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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