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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天的晚上，在青岛火车站的一列绿皮火车满载着一列车的知识青年，在一声长鸣中，驶出了青岛站。 我就是乘坐这趟列车来到青州，插队落户。五十多年过去了，很多场面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那天晚上，火车开了几次都没有开出站去，原因是送行的人太多。十几岁的孩子就要离开父母，奔赴农村，难舍难离，千叮咛，万嘱咐。火车开动了，又停下来；开动了，又停下来。最后在治安人员的疏导下，火车终于驶出了站台。 我毕业于青岛三十九中初中。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脑海里，一片空白。农村什么样，只是下乡劳动时的朦胧记忆，南墙上挂着的大南瓜和摇尾巴的大黄狗。 火车在夜幕中徐行，列车上的知青几乎没有睡觉的，一路上都瞅着黑洞洞的窗户，实际上除了路过车站，其它的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前些天，学校动员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当时的口号。说起口号，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口号就是这个阶段社会的风向标。那时每一段时间，总要制定那么一些口号，作为社会的行动核心。上山下乡，当时叫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我在这场运动的开始就报了名，到农村去。学校召开了欢送大会，给我戴上大红花，赠送给我毛泽东选集。 半夜，我们在潭家坊车站下车了。列车还要前行，还要送其他知青到其它车站。这是一个很小的车站，名字是“谭家坊站”，快车不停，只有慢车才停。接站的人在吆喝名单，很快大家都找到了归属。我们村的人还没有来，我们只有等。看到其它知青都被别人用大马车接走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车站上只剩下我们组的九个人，五个男的，有我，武德利、李秀杰、管相臣、郑吉华。女的四人，有陈树青、田丽英、孙金凤，杨治慧。还有公社的接待人员和学校的随送同学。 车站没有电灯，几盏马灯在照明。我们发现下雪了，而且是很大的雪，可以埋到脚踝。这在青岛是不多见的，这下气氛热闹起来，大家纷纷玩雪，有的竟脱下鞋来，在雪地中奔跑，全然把一切都抛到脑后。 2008年的春节前也下了一场大雪。当时我在学校工作，我看到学生在操场上玩雪，他们在操场上转圈飞奔，用脚印书写出“回家”两个大字。当时，我就想起了这场雪。这些大专的孩子，也该十八、九啦。“回家”，马上就要过年了，就要与家人团聚。我当时十六岁，真羡慕年轻人啊。 天亮了，村子接的人也来了。只有几辆独轮车手推车，没有马车。我们把行李捆绑在独轮车上，跟着接的人走。村子离车站不远，也就二里地，一会就到了。这就是当时的益都县谭家坊公社于家村。 于家村是一个不大小村，一共百十户人家。分四个生产小队。相对当时来说，于家村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村，村里当时的经济作物是黄烟。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一年下来，一个整劳力能分几十块钱。我们九个人被分在四个小队。我和杨治慧分在四队，队长姓张，是一个很和蔼的人。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大队办公室旁边的西西厢屋。一共四间，男生女生各两间。房子好像以前做过学校，房间不小，大约有十七、八平方。住的屋里有个大炕，实际上是铺，因为是木板打起来的。当地没有睡炕的习惯，一般都是床。后来，在我们搬进新房后，就每人有一张单人床了。很奇怪是，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的隔壁墙上有一个20公分左右的墙洞，这是我们用来通信的通道。当时，时值文革时期，可能是老乡也考虑到知青的安全问题，才设置的这个墙洞。不过，还真是方便，有个什么事情，只要在墙洞边吆喝一声，就知道了。比现在的手机方便多了。 随后，下了几天大雪。整个原野一片白茫茫，田埂和路都分不清。有个村里迎新娘的人掉进井里，多亏在胳肢窝里夹着一根扁担，才被救了。 大雪，好大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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