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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可看到两人在思想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的焦点起先集中在对性的态度上：荣格对于性不像弗洛伊德那么强调。但如果把观察的视角放宽一些的话，我们还可意识到，事实上在对一切文化和精神现象的理解上，荣格最终都表现出与弗洛伊德本质上的不同。令荣格感到窒息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及其狭隘视野的束缚中”，不但是弗洛伊德对性的偏狭理解，还包括使荣格不能忍受的因果论方法。“我更多想到的是他整个视野中那种还原论和因果论的倾向，以及他完全无视一切心理事件中如此的目的性指向的做法”。荣格感到自己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种阐释方法。荣格并不排斥因果观念，但他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科学方法，即目的论。目的论的方法应用于心理学中意味着：人们当前的行为是由未来而不是过去所决定的。为了正确理解一个人的行为，除了需要考虑过去的事件以外，也还需要考虑到未来的目标。荣格许多涉及精神发展的思想，就它们作为精神发展的目标（个性化、整合、个性形成等）而言，都是目的论的。一个发展着的人格正是趋向实现这些目标的。荣格感到有必要在心理学中同时采用这两种研究态度――因果论的研究方法和目的论的研究方法。荣格说：一方面，人的心灵为所有那些往事的残余和痕迹提供一幅画面；另一方面，在这同一幅画面中，就人的精神创造自己的未来而言，它也表达了那些行将到来的事物的轮廓。此外，荣格对因果论和化简论的不满，想必也包含着不满于弗洛伊德总是用因果简化的观点，把其一切不同意见通通看作是“对父亲的反抗”即一种隐藏着的“弑父动机”。在谈到私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时，荣格指责弗洛伊德从他做的每一件事上，看到的都是“对父亲的抵制和反抗”。因而，如果不跳出弗洛伊德狭隘的思想框架而走向“精神活动具有内在的目的性指向”这一认识，荣格的反叛将不可避免地永远被钉在“俄底浦斯情结”的耻辱柱上。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人性格方面存在的差异。
许多人指出，从童年时代开始，荣格就是，并且以后一直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然而在与弗洛伊德交往的起初阶段，由于弗洛伊德作为自己崇仰钦慕的人，是如此真诚地与自己交往并信赖自己，所以荣格独立性的一面暂时被遮掩了。他愿意尊弗洛伊德为权威、为自己的精神之父，而把自己看作是追随者。为此，荣格过多地顺从了弗洛伊德的意愿。然而，随着交往的增多，弗洛伊德在荣格心目中越来越丧失了权威的地位。
荣格曾谈到，造成他与弗洛伊德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无意间知道了弗洛伊德与妻子和姨妹之间的“三角关系”。正是弗洛伊德私生活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动摇他在荣格心目中完美的形象。而这一完美的形象对于其权威地位的维护是重要的。当弗洛伊德想对荣格隐瞒这一事实时，其形象在荣格心中又一次被降低了。荣格无法接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权威看得比真实本身更重要的态度。美国之行后，荣格投入到神话学的研究中去。在这方面荣格比弗洛伊德相对肤浅的涉猎，明显地更深入、更广泛。这无疑加强了荣格的自信心，并减弱了弗洛伊德在自己心目中的权威形象。
于是，一方面弗洛伊德的权威地位已不再；另一方面，荣格本人的自信心日渐增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内心深处不可能沾沾自喜于成为某人的门徒、长子或“王储”的荣格要宣布独立了。他要追循他自己的思想线索。在《变形的象征》这本书中，他就是这样做的。他相信这本书将会断送他与弗洛伊德的友谊，他为此而感到苦恼，但最终仍然坚持写完并发表了这本会导致两人分裂的书。荣格明白，虽然要付出牺牲两人友谊的惨重代价，但他仍坚信自己不可能再停留在弗洛伊德的小道上，而必须在一个未知的王国里，以某种方式找到自己的道路。正是荣格的独立性格与创造精神，使得他不得不走上一条与弗洛伊德可能决裂的道路。
除了关注荣格的性格外，我们还极有必要关注一下弗洛伊德的性格。另一位伟大的精神分析者弗洛姆曾分析过弗洛伊德的心理。他指出，在弗洛伊德内心深处存在一种对其他人的依赖感。对于朋友的批评他难以接受，因为在他而言，朋友的作用主要应该是支持、鼓励、赞扬他。他需要得到爱和赞许。这是弗洛伊德安全感必不可少的保证。此外，与父亲不佳的关系，使弗洛伊德自己想成为象父亲一样的权威，成为一位伟大的英雄。可以说，弗洛伊德是顽固的权威主义者，因此他无法接受任何重大建议以修改他的理论著作。尤其是在性理论这一最令他敏感的焦点上。当一涉及到对他这一部分理论的修正时，他的宽宏大量就不存在了。对他来说，舍弃这一“不可动摇的堡垒”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诸多友谊都断送在这一争论的焦点上。
一方面，弗洛伊德要成为一个强人，成为权威，另一方面他对他人又有着依赖感。因而当他人崇拜他、与他意见始终一致时，他友善相待、宽洪大量。但当他人怀疑他、批评他时，他却丝毫不容。这导致他与一些至交的关系走着相同的道路：几年内亲密无间，而后完全破裂，而且常常达到仇视的程度。这就是弗洛伊德与荣格，也是与其他许多人间的友情所遭到的厄运。
对此的解释是：他需要依赖别人无条件的支持和赞同，因此对顺从的儿子，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对胆敢持不同意见的儿子，他是一位严厉的、独裁的父亲。因而，弗洛伊德与荣格从相识到决裂的过程恰如一位有着依赖感的、独裁的父亲与一位从顺从到独立的儿子间的关系演变历史。在这种过程的早期阶段，由于双方都认同对方的角色，于是一切都相安无事。荣格尊弗洛伊德为权威，乐意顺从他，作他的追随者。弗洛伊德为有如此才华出众的儿子而自豪。然而，儿子会长大。在尚未有自己独创性的思想与应有的自信时，荣格尚可甘心情愿地处于弗洛伊德的笼罩下。但当羽翼日渐丰满后，具有独立性的荣格就越来越无法忍受这种在别人羽翼下生活的日子了。儿子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父亲的权威地位动摇了。一方要求独立，另一方却要求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正是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最终导致了双方决裂的结局。最终，当独立性很强的荣格另辟新径，追循自己的某些想法时，双方的破裂势在难免了。这是有着独立性的儿子与一位权威型的父亲间演出的必然戏剧。
在这场决裂中，荣格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谋杀了父亲，出于赎罪的动机，他深感内疚，后来的荣格总是承认自己欠了弗洛伊德的情。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荣格却从不曾为这分裂而感到后悔。他把他们的友谊看作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不得不经过，但它又是不会持久的。从热烈的友谊到最终的决裂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虽说，这种不可避免的决裂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然而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的。这是成长付出的代价，是前进道路上必要的牺牲。只有如此，个体才能成为成熟的人，才能走上自己的道路。决裂后的荣格经过几年的消沉，又昂首行进在自己开拓的宽广大道上，最终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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