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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作者：赵克立 我的父亲赵之樑（号庭宇）是山西省孝义市张家庄人，1910年农历12月28日出生在一个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农民家庭，我的远祖赵讷是明代进士，任过四川保宁知府，我的祖父赵济泽为讷十九代孙，年轻时外出经商任当铺掌柜，后因病返回家乡，任本村首任村长及国民学校（小学）校长。  我的祖母张桂芳为大孝堡名门望族之后，其二哥做过孝义管带，三哥张晟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先后担任朔县农校、河汾中学，尊德中学教师，四哥为儒医。祖母自幼熟读诗书，写有一手好字，所以我的父亲从小就受到祖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喜爱读书，善于学习。 1924年我的祖父赵济泽积劳成病，不幸去世，留有老少八口，旱田十九亩房屋六间，幸赖祖母艰苦带领四个年幼儿女出没田间，自耕自织受尽地方土劣的欺辱。此时我的父亲已经小学毕业，先随舅父就读大孝堡学校及朔县农校，为了让我的父亲争口气，我的祖母毅然变卖家物让我的父亲考入河汾中学读书。这一坚强举动使我的父亲下定决心为改变家庭穷困现状好好读书，外出做官。第一年成绩很好，名列第一，并加入国民党。 在河汾中学的第二年（1930年）适为冯玉祥将军进驻汾阳，当地中学教育即由余心清先生（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支应遴先生（解放后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领导，聘有不少进步教员，遂开始吸收到民主进步思想，被选为学生会会长，在校内掀起反封建活动，驱逐校内的顽固老朽。 1932年夏于河汾中学毕业后，不愿呆在封建落后的山西，遂赴北平于1932年秋考取内政部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正科第十九期编入24班学习，这也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在该校不泛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先进青年，遂相约密组读书会，初为九人，毕业时增为十三人（其中：有地下党员方树民及进步青年孙仁政、郑玉娥、米天锡等）阅读《大众生活》《读书生活》等进步书刊，常去北大、师大等校聆听鲁迅、李达、侯外庐等教授的讲课，思想上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解放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追求民主自由进步的强烈愿望。 1935年夏警高毕业，先留校任指纹助教。后经教授陈纬介绍与同学八人赴当时认为是偏远的西南重庆工作，在职（1936-1949）的14年中，他历任重庆市警察局督察员、警察训练所教务主任、南岸分局四分局局员、总局人事室主任、十六分局、四分局局长、总局督查处副处长职务。任职期间父亲看到了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种种灾难（亲身经历了日寇对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和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抵抗、积极反共的卖国行为。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英勇抗日的壮举。当时重庆是抗日的大后方，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整治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我党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同国民党斗争的前沿阵地。父亲在这里得以广交朋友，接触党的地下组织，从而选择了追随进步，追随民主，追随光明的道路，积极向党靠拢。很显然这种选择在 反动派的统治中心是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的。例如1938年他任警察训练所教务主任期间，向部分学员宣传八路军的作风并鼓励他们去延安参加革命，被特务发现向重庆蒋匪行营举报被勒令查办，后由于警局内部派系斗争和友人的相助，才免于牢狱之灾，仅做降职处分。以后仍经常受特务的监视，但是他丝毫没有动摇过。 父亲当时所管辖区域（民生路至中山路一线）是重庆市的文化区，那里有新华日报营业处，新民报社、民主报社和一些进步的书店，如生活书店、开明书店（民主人士邹韬奋主办）还有一些进步的社团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基督教女青年会”“江苏旅渝同乡会”等。常和一些进步人士来往，如：郭沫若、老舍、陶行知、李公朴、冯希勃、侯外庐、邓初民、胡子昂、孙起孟、王绍唐、刘昆水、黄墨咸、胡克林、柯璜、董寿平等。特别是我地下党通过新华日报报社的熊谨汀、杨黎原二经理、记者周亚君等随时赠与革命书籍，指示努力方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负责人之一吴克坚同志还与我的父亲单线联系，指教。使我的父亲收到了巨大的鼓舞，常以做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励。在进步思想的指导下，从1940年至1949年，我的父亲利用职务之便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 一、与新华日报报社密切联系，对新华日报的正常发行、安全保护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新华日报是我党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是插在国民党反动派心脏上的一把尖刀。蒋介石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想尽一切办法进行破坏捣乱。1940年8月日寇对重庆狂轰乱炸，新华日报营业所也被炸毁，于是蒋介石曾密令重庆警察总局市内各地段保甲人员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将房子租赁给新华日报使用，以达到封锁压制的目的。致使报馆门市部只能设在民生路一个偏僻的小巷里，阴暗潮湿，不利于开展工作。经地下党的介绍报社经理找到我的父亲寻求帮助，后来当我的父亲自己租用的房子的房东要回乡下躲避轰炸欲将房屋出租（此楼共三层位于民生路208号，我的父亲住于三楼）于是他将这一信息告知报社并说服房东将此楼租赁给新华日报报社，自己则搬出另住。最后新华日报以个人化名将整楼租下，楼底为报刊门市部，二楼为办公室，三楼则为员工宿舍，很是方便。为此报社经理熊谨汀同志深表感谢曾向我的父亲赠送书刊（列宁选集五册）并按月赠送新华日报该营业所正对面就是父亲任分局局长的四分局局部，当然属于父亲所管辖的范围，所以父亲就借维持治安之名，对该营业所进行保护，例如1944年一个失意的国民党青年军人跑到营业处要求介绍他到延安去，当即被报社同志婉言拒绝，该人随即便在营业部内开枪自杀。父亲得到消息后立即率人封锁现场，记录所有在场目击证人的口供并将实情连夜整理上报总局，有力的堵住了蒋介石反动当局企图破坏新华日报的借口，使特务组织借机捣毁新华报社的阴谋未能得逞。 1946年2月22日重庆各大学青年学生为抗议苏联红军在东北地区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举行了示威游行，国民党反动政府阴谋策划游行后组织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处，事前我的父亲便得知了此消息，立即转告报社负责人将重要人员、财产、资料进行转移，只留少数工作人员坚守营业处，减少了损失。 1947年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公开破坏国共合作，全面发动内战，重庆反动当局密谋在新华日报撤离重庆时调集军警残害我革命同志，父亲又提前将反动派的阴谋告知报社的经理并秘商对策使报社的同志得以安全撤离。由于父亲以上的行动，使地下党组织对他很是赞赏，当时南方局负责人之一吴克坚同志在撤离时曾题词“如见故人，益我良多”给予鼓励，并指示我的父亲要机警小心，坚持下去。解放前夕，还托侯外庐先生来信嘱“继续为革命奋斗，坚守岗位，不要擅离，必要时当派人联系。”说明我的父亲已经成为我地下党的忠实朋友。 二、与重庆的民主进步人士密切联系广交朋友，并利用职务之便对他们在重庆的生活给予照顾，对他们的民主活动给予保护，故友“民主分局长”之美称。我的父亲除了在警察局历任一系列职务外，还兼任区长、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防护团团长等职务是山西旅渝同乡会理事长、警高同学会会长，所以有机会广交朋友，但我的父亲在交友上是有选择的，只同在思想上、政治上追求民主进步、拥护共产党、同情革命的人士才与深交。如郭沫若同志，父亲不仅在思想上聆听他的教诲，生活上给予照顾，还在人身安全上给予保护。1946年2月12日上午九时，重庆各界二十余团体的群众，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立大会，大会推举李公朴、郭沫若等五人为主席团成员，在大会开始后就遭到预先埋伏在会场内的特务暴徒的破坏，挥动棍棒大打出手，当场就打伤了60余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而郭沫若同志由于有我的父亲亲率警员掩护得以安全撤离会场，事后郭沫若曾挥笔题诗一首《游武侯祠》“汉相风高百世师，广忠能气众人思，锦官城外森森处，邹步无闻空有祠”送给父亲留为纪念，又书有“光明磊落，开诚布公”以赠。郭老夫人于立群也题“要有真的民主，才有真的和平”相勉。此外，李公朴、陶行知、侯外庐、邓初民、老舍、董寿平、黄墨咸（民建领导人）胡克林（民盟）、刘昆水（民建）、胡子昂（工商联新政协副主席）、张振亚（记者、解放后任人民日报编辑）、周亚君（记者、解放后在中国青年报工作）、冯希勃（民主报记者）等都与父亲有过密切的交往。不少人在危难时曾受过父亲的救助，例如进步历史学家侯外庐（山西人）曾受特务监视，我的父亲亲自率领护兵罗炳章护送侯赴码头离渝脱险。旧政府参议会会长胡子昂（解放后任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会副主席）在49年转道香港奔赴北京出席新政协后，其在渝的家产遭反动派查封，其华康银行全部账目资料急需解救，经父亲筹划约好友范克伟（律师）去胡家中乘军警不备将全部资料带出藏于山西同乡会馆中，解放后由胡子昂派人取出，为此胡子昂深表感谢。 1948年，蒋介石为了做垂死挣扎，密令特务机构拟出黑名单，在六月一日实行大逮捕，我的父亲事先得知消息，并迅速通知有关进步人士立即转移脱险。如新民报社记者周亚君、李淑世；大公报记者张雪孔、赵孝慈、张震亚等均幸免于难。 三、遵照地下党负责人指示，坚守岗位为迎接解放做宣传、动员等工作。一九四九年重庆解放前夕，父亲得到侯外庐转来吴克坚同志“不要擅离，坚守岗位，迎接解放”的指示，于是首先劝说一大批有名望的医学专家不要离渝赴台，如内科专家周纶、张维新，眼科专家吕钟灵、蒋医民，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化南等，为解放后的重庆保留了一批宝贵的人才。又与警戒中开明同事多人组成留渝警员登记委员会。从事守护档案、财产的工作，并协助地下党市委完成有关接管的工作。向市委李哲愚（后为新中国贸易部秘书长）同志提供本市各机关工厂调查资料迎接大军解放。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父亲在进行这些活动时，都得到他的夫人南洁民支持。我得母亲南洁民（号清华）北京满足人，出身镶红旗下，自幼就有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强烈愿望，中学毕业后业也考入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正科第二十期学习，比父亲晚一期，1936年毕业经教授陈纬介绍与父亲等八人同赴四川重庆工作，始有机会与父亲接触，在交往中深感志同道合，遂于父亲在1937年4月18日在渝成婚，以后就成为我父亲的有力助手，形影相随被称为警界的模范夫妇。婚后生有一子（克立）三女（亦云、亚云、纪云）。 父亲追求民主进步的思想也从这段时期的家庭生活中表现出来。在重庆工作的十几年间，他从未也无力购置房产，一直是租赁别人的房子，1940年为解决新华日报营业处租房的问题，从民生路208号迁出后就在民生路旁坡顶叫蜈蚣岭的地方，租用一套一楼一底共四室二厅的砖土结构民房，没有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家具都是老旧的木、竹、藤器，唯一摆设就是一台旧式的收音机，厨房就设在楼梯脚下，周围的邻居都是出于旧社会底层的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全家一直住到1949年重庆解放。 这段时期我们家除了有我的父亲母亲三个妹妹外，还有我的姥爷、姥姥和小姨，1942年冬又把我的奶奶和叔叔全家四口也从山西老家接出，所以最多时有三家十四口人，就全部挤在这一楼一底的四间居室里。而我的父亲坚持在这样简陋的居室接待来客广交朋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思想进步者均夸他境界高。我们家人的生活全部靠我的父亲和母亲二人的工薪。即使在国民党腐败成风的官场中，父亲和母亲二人也从不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更无对老百姓敲诈勒索之举，与周围的邻居（均为劳动人民）十分友好。一次我的父亲换上新衣出门会友，路过一个小木房，从门内突然飞出一个墨斗正好打在我父亲的身上，墨汁溅了一身，木工顿时吓坏了，连连告饶答应赔偿，我的父亲和善的安慰了他，反身回家换了衣服了事。又一次我在门外与小伙伴们玩掷铜圆的游戏，郑出的铜圆恰好击中一个过路女孩手中的酒瓶，瓶子破了酒撒了一地，我闯祸后便想一跑了之，正好被返回家的父亲碰见，我的父亲问清原由便立即从家里拿出一瓶好酒做为赔偿，并教育我一定要礼对群众，更不能欺辱群众。1948年，我的父亲调离四分局，四分局的全体同事凑钱购买了一套真皮沙发，送至家中，表示对父亲的留恋，他立即婉言谢绝，将买的沙发退掉，将退回来的钱为四分局修建了一口蓄水池，以解警员吃水的困难。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我们终于迎来了向往已久的新生活，父亲和母亲均参加了革命的队伍，被安排在重庆市公安局三处（治安行政处）工作，父亲先当侦察员，后在研究室，而母亲则在警政科搞内勤，后来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组织上于1951年冬调他们夫妇二人去重庆市公安学校学习，正逢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我的父亲也被当做“老虎”隔离审查，父亲凭着他对共产党深刻的了解，相信党会实事求是的展开调查，所以表现的十分坦然，最终因无贪赃事实解除了隔离。 1952年初，父亲旧有的肺结核病复发，同时并发喉结核，病情十分危险，组织上立即把他送入重庆有名的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治疗，用了大量当时昂贵的进口药材，才使病情得以控制，休养了一年时间才康复出院，党和政府对父亲的这种关怀又深深的激励着他，他曾深情的说“是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告诫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党的恩情。 由于父亲母亲长期在国民党警察局工作接触人员复杂广泛，所以历史显得十分复杂，虽然做了清楚的交代，但组织上的审查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于是1953年3月我的父亲和母亲又被调入公安局政治训练大队集中学习改造思想，接受审查。他俩除了积极学习革命理论外，还努力提供各种线索和证据帮助组织审查自己的历史，得到了党组织的充分肯定，在大会上给予了表扬。 经过三年的学习和审查，父亲母亲终于得到历史清楚的结论，根据他俩的要求于1956年10月调重庆市教育局师资培训班学习，并于1957年3月分配到山洞第十五中学，父亲任历史教员兼任主任，而母亲任语文教员，由于工作认真，教学有方，深受学生爱戴，并得到领导的信任。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俩也积极投入运动靠拢党组织，充分表现出对党的热爱和信任。1958年全国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干部上山下乡参加劳动锻炼的热潮，父亲母亲立即响应党的号召报名申请下放锻炼，经组织批准于1958年秋调重庆市北培缙云山农场参加劳动。在农场里组织上对我的父亲和母亲仍然给予了关怀关照。我的母亲被安排在农场幼儿园工作，父亲因体弱多病被送至靖去云山干部疗养院疗养数月，后被安排到养牛场半工半养。所以他们仍然生活无虑，精神愉快。自觉接受思想改造，并安全度过了3年大饥荒时期。 1963年夏，由于受到极左政策的干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父亲和母亲被组织决定给予退职返乡，当时他俩仍然抱着相信党、听侯党的安排的态度，欣然接受这一决定。这时我和我的大妹均在重庆参加了工作，我的二妹正考入兰州铁道学院，三妹也正上小学，只有我的父亲和母亲二人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孝义县张家庄，成为一名社员，至七十年代初，十余年坚持参加农业生产，自食其力过着及其简单朴素的生活。父亲曾自书对联一副“身残未敢望忧国，心底无私天地宽”贴于门上，表现出对“文革十年”国家遭遇的灾难的忧虑。  1980年前后，父亲结实了离休老干部杨汉三、田祝三、和侯佑城老人，并共商报国之计，遂筹建私立五爱学校。父亲拖着多病的身体穿行乡里，动员张家庄捐献土地，初建五爱总校，后建五爱分校，身为常务理事，成为侯老办学的左膀右臂，并积极参加县政协的各种活动，为七届县政协特邀代表。 1982年在吴克坚同志的关照下，党对父亲和母亲落实了政策，复职退休并作出“是地下党的朋友，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历史结论，给予县团级待遇。1988年3月父亲因肺心病发作住院治疗，终因年老体衰医治无效于3月31日辞世，终年78岁。  我的父亲逝世后，尊其嘱，遗体送文水火化，县政协在五爱学校举行追悼会，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发来唁电并赠送花圈，重庆市副市长刘昆水也发来唁电哀悼，追悼会由政协秘书长付中和主持，市委副书记魏金栓致悼词，享尽哀荣，也算是对我父亲一生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父亲的一生在政治上追随党、拥戴党、帮助党，在任何条件下任何环境中从未动摇，可以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从个人品德上讲，他自幼勤奋学习，不怕艰难困苦，在复杂的环境中，善于独立思考，坚持正义，不避个人艰险，在生活中崇尚节俭，卑弃奢华，身居高位时能体贴善待群众，身处逆境时也不忘为群众服务，称的上人之楷模，永远是我们后代学习的榜样。 作者简介 赵克力，曾在兑镇中学、孝义中学任教，是我市教育系统知名教师。他撰写的《党之挚友，人之楷模》曾在孝义文艺2015年第x期发表，其父亲的事迹已纳入孝义县志，在《孝义党史》1999年第一期上也有报道。此文作者详细记录其父一生革命工作和人生经历，供后辈学习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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