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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珏玶教授从事性别领域的相关研究已有20多年，2020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文学的社会性别研究》是作者多年来的研究心血结晶，书中强调从社会性别视角对明清文学展开研究。 回望中国古典文学的性别研究历程，该书无论是对作者本身的学术生涯，还是对海内外古代文学性别研究学界来说，都有重要的意义。 文学性别研究伴随着西方女性运动而来，因此，早期的研究带有浓郁的“运动”色彩，突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扛鼎之作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问世，其出发点便强调男性压迫者与女性被压迫者的对立和差异。 这一阶段，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者的研究中心就是围绕两性之间的差异（difference）展开，将女性定义为“受害者”（the victimized），这种研究视角与思路对国内学者影响很深。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家们率先打破了女性受害者中心论，主张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探讨两性之间的关系互动以及他们在经济、政治等具体的架构之下所拥有的权力。[1] 孙康宜（Kang-I Sun Chang），高彦颐（Dorothy Ko），曼素恩（Susan Mann），白馥兰（Francesa Bray）等学者是走出男女对立研究的先驱者。 马珏玶教授的社会性别研究（Social Gender Study）便是对西方汉学相关研究的回应，体现了文学领域性别研究视角的转变，探求一种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思路，为立体还原古代女性的真实生存环境做出努力。 正如作者在《本书的基本理论范畴》中提出的那样“社会性别研究方法以性别关系为切入点，使文学批评在经历了接受、质疑、反思的过程之后，在提高了对于性别的社会定义这一性质的认识之后，将批评活动最终落实到对人（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的生存境界的终极关怀和实现途径的探寻方面。”[2] 由“女性主义研究”到“社会性别研究”的转向，意味着研究者真正将女性从“第二性”的观照中解放出来，同时，“男性”不仅仅作为“凝视者”，而同样作为“被凝视者”呈现。 社会性别关系是动态的，一方面，考察两性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定位与关系，是用平视且流动的视角。另一方面，这一研究视角也强调历史的纵向研究，这一方面，性别研究领域的汉学家们做了很多努力，例如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一书便以历史的视域观照社会性别关系，本书引言指出清军入关标志着社会性别关系发生转变，盛清时期因其独特的历史环境，是作为中国妇女史上一个举世无双的时期而存在[3]。 视线的上移与拉伸是为了还原真实，社会性别研究视角可以避免模糊具体时代的泛泛而谈以及用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确实适用于中国古代性别研究领域。 根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明清时期的女作家接近四千人，近年来，随着古代文学性别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古代女作家进入研究视野，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扩大。 女作家的作品既涉及诗词歌赋、散文碑志等雅文学形式，也涉及戏曲、小说、弹词、鼓词等通俗文学形式。 与此同时，之前被忽视的与性别研究相关的诸如地方志、文人札记、图像等文献形式逐渐被学界关注，因此，仅就新材料而言，明清文学性别研究这一领域还有非常大的言说空间。 考察国内的古典文学性别研究领域，2000年南京大学召开的“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国际研讨会有重大推动意义，在此以前，国内对于古典文学中的女性创作以及与之相关的性别研究关注甚少，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研究对象往往是女性的诗歌创作，或是男性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女性俗文学创作，俗文学中的两性意识，以及女性与雅俗文学之间的互动体现出的文化、社会、经济等层面的深层次关系被忽视。 第二，学界对明清女性的作品仍然存在偏见。梁启超虽然大力提倡女性教育，但是却否定女性诗词的价值，认为是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伤春惜别的浮浪之作。前辈学者的这一观念深深影响着后来的研究者，使得学者不愿意深入了解女性创作。 实际上，考察明清女性的作品，绝不仅仅是索然无趣、矫情絮烦的闺阁情思，顾贞立、周琼、刘淑、王端淑、王贞仪等女性的诗作都冲破了闺阁的桎梏，体现了女性的家国情怀，具有独特的魅力。 第三，研究的视角仍然是强调女性受害论，将女性置于刻板印象中，使得相关研究始终难以被主流学术所广泛认可。 “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会议论文集涉及小说、戏曲、诗词、说唱等不同的文学体式，其中涉及俗文学视野的约30篇，占全书大半，体现了重视俗文学的倾向，同时，也表现了这一时期学者史料选择的多样性。 本次会议召开之时，马珏玶教授正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相关研究，作为该会议中国学者代表之一，其学术成果便体现了资料选择上的多元化。会议上马珏玶教授提交的论文《迂回、进入与溃退——话本小说中女性的财富意识》是从叙事文学入手展开的性别研究。 《明清文学的社会性别研究》中，作者从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两个类别出发，其中叙事文学仍然作为主要论述对象，因为作者认为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叙事文学更加满足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与复杂性进行全面深入考察的要求。[4] 除了戏曲小说诗歌，作者还特别关注了图画的社会性别研究，多元化的研究资料不仅开拓了作者的视野，而且促进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与突破。 马珏玶教授的研究视域非常广阔，作为一位女性学者，她对于明清女性的生存处境充满了人性关怀。 在选取研究对象时，作者在对才女闺媛进行观照的同时，尤其重视市井女性中的三姑六婆以及青楼女子。对于明清性别相关的作品而言，创作主体与被创作的对象背后都体现出明清文化丰富多彩的面向。 比如清代的知识女性，她们既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又是文人的创作对象，她们自我塑造的过程以及成果便与文人塑造的她们形成了对照，考察其中的联系，便是对明清社会性别文化、知识态度、审美取向、政治背景等等诸多层面的爬梳与展现，而这方面的研究或可弥补，或可重新审视明清的文学、文化、历史层面的研究。 马珏玶教授在文本中强调视角在文学叙事过程中的“流动性”，正是对社会性别这一流动特性的把握，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性别研究才有无限言说的可能性。 性别研究发展到今天，不能仅仅拘泥于“自然性别”与文学内部的探讨，而是要用流动的性别视角观照文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发生联系与交叉。 目前，国内的研究者们已经逐渐摆脱性别固化的偏见与研究对象与方法单一的桎梏，研究视域不断开拓，研究方法持续革新。 海内外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希冀，那便是希望性别研究可以提供一个弥补修补、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视角，真正成为研究主流之一。同时，与西方的性别研究对话，建立起“双向”的交流过程（two-way process），而不是一味吸收接纳西方的性别理论与方法观念。 针对这一问题，以孙康宜为代表的汉学家反复强调，中国文学传统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传统的男女一直在分享着一个共同的文化，男女也用共同的文学语言在认同这个文化，中国文学从开头就没有把女性排除在外。[5] 与汉学家们一道，国内以马珏玶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始终肩负着这一使命，并且不断在探索。 马珏玶教授在本书的终章中做出了对本领域未来研究的展望，提出“女性写作到底是否存在一个自足的文学传统体系？到底是否存在女性文学独有的批评标准？……作为古代文学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女性文学的深入研究究竟在整个古代文学史的重写活动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将会提供怎样的成果？……”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对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社会性别研究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继续思考，将不断启发后来的研究者，与前辈学者一起，共同构建中国古典文学性别研究话语系统。 [1] Susan Mann, What Can Feminist Theory do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 Brief Review of Scholarship in the U.S.,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1993(1):246. [2][4] 马珏玶：《明清文学的社会性别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第18页。 [3] [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5] [美]孙康宜，钱南秀：《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孙康宜自选集：古典文学的现代观》，张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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