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绝大部分的特务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云烟里。可是在浙江的江山还有3个曾经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他们是王庆莲、戴以谦、祝仁波，这几个人现在早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行动不便，不过生活地很安逸，很幸福，三个人还拍了一张合影。
王庆莲是浙江江山人，她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她寄居在亲戚家里，生活很拮据。15岁那年，她参加军统局的招录考试，很快就被录取，每月都有一份工资领，这才解决了她和母亲的生计难题。
在军统本部，王庆莲的工作就是翻译电报，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在抗战中，许多机密的敌人情报就是破译电报获取的，王庆莲的师傅还曾经破译珍珠港密电，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王庆莲很喜欢这样的工作，每次绞尽脑汁破译出电报，他们一个团队的人弹冠相庆，有时候晚上会去酒吧歌舞厅喝酒跳舞，推杯换盏，尽情欢乐。抗战胜利后，王庆莲就离开了军统局，曾在粮食局工作过。
不过在十年浩劫里，王庆莲因为军统的工作经历成为了迫害的重点对象。她被抄家、拉出来游街、被揍到在地，各种难以想象的凌辱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最困难的时候，她想过一死了之，再也不用承受如此难熬的痛苦。但是，她仍是凭着顽强的毅力挺过了最灰暗的日子。如今王庆莲年事已高，在家安享晚年，衣食无忧，她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
戴以谦是军统头目戴笠的孙辈亲戚，戴以谦称呼戴笠"叔公"。戴以谦十四岁就参加了抗战活动，年幼的他十分机灵，联络、传递资料等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
1943年，戴笠来到江山招录军统工作人员，正好碰见了戴以谦，两个人有短暂的交流，戴以谦的表现可圈可点，让戴笠大为满意，这个孩子是个人才，只要稍微再训练，假以时日，他会是一个出色的情报人员。
第二天，戴笠就带走了戴以谦，不得不说，戴笠看人的眼光很毒辣，戴以谦确实是个情报的好苗子。他在戴笠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在抗战的时候，他传递了不少机要情报，还毫不手软地处决了敌人的特务分子，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不过他毕竟是戴笠的人，在内战的时候，他帮着军统杀了不少爱国分子，双手沾满了中共的鲜血。戴笠死后，他知道自己在军统的好日子也到头，失去庇护的他毅然离开军统，回到自己的老家。政府对他宽宏大量，没有追究他之前犯下的错。
他倒也是风平浪静地过了几年。不过后来政治风暴席卷而来，他还是被判了5年监禁，这一天最终还是到来，戴以谦似乎等了很久，他很平静地接受了政府的处罚，心甘情愿地到大牢里接受改造。
在这期间，戴以谦的妻子带着年仅三岁的孩子改嫁他人，戴以谦得知后一言不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戴以谦出狱之后，一直没有再婚，孤独地生活着，很少跟其他人提及自己的往事，周围很少人知道这位颤巍巍的老人竟然有着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
随着年纪逐渐增大，戴以谦老态龙钟，腿脚不便，晚年生活极其不方便。政府关心戴以谦的生活，把他送进了敬老院。在敬老院里，每天有吃有喝，一大群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一起闲聊唠嗑，一点不会觉得寂寞。
政府每个月还给他发130元的生活补助，他高兴的时候会让工作人员帮忙买一些自己爱吃的小零嘴。
老年人最怕的是生病，可是对戴以谦来说，也不用太发愁，国家能够报销医药费，也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戴以谦真的没有想到自己这样的一个"有罪之人"能够幸福地安享晚年，他对党和国家充满了感激之情。
祝仁波是上海人，从小父母双亡，尝尽世间的酸甜苦辣，这苦难的生活极大地磨砺了他，使得他小小年纪看上去很老成，比一般的孩子要稳重懂事。
当时他在一家工厂当童工，受尽资本家的剥削。他的表姐夫陈一白在军统担任无线电总指挥，看到祝仁波孤苦无依的样子，就建议他到军统工作。彼时抗战正进入紧要关头，身为男子汉，就要冲锋陷阵，杀敌报国。
祝仁波年纪虽小，却有着雄心壮志，他当然知道此去这份工作处处是凶险，可是深受敌人欺辱的仇恨压在他的胸口，为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他都要去搏一搏。因此姐夫一抛出这话题，他想也没有想就答应了。
在军统局里，祝仁波如饥似渴学习无线电知识，他聪慧异常，进步很快，不久就能独当一面开展工作。
有一次，敌人炸毁了远征军的电台，使得远征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修复电台，重新联系远征军成了当时的重要任务。
可是敌人为了阻止军统方面派出人来修复，加紧对那一带区域的轰炸。祝仁波临危受命，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历经艰险，跑到祖国的边疆为远征军安装新电台。
在政治运动中，祝仁波未能幸免，他被下放到农场改造。在改造的日子里，他经常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农场修理机电。
如今已是90多岁的他，仍是一刻不肯清闲，重操老本行，帮助左邻右舍修理机电。生活地安逸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