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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解放战争后，随着南京政府的覆灭，由戴笠一手创办的情报组织军统也随之解散。 这群昔日军统的情报人员，或是逃往台湾，或是被俘，而有这样的三个人选择留在大陆，隐姓埋名六十四载后，这三名大陆最后的军统特务于耄耋之年聚首一堂，为世人留下了一张意义深远的合影。  一张充满故事的合影 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很少有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当国民党兵败后纷纷开始撤离时，祝仁波却选择逆流而行，他没有跟随战友们前往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开启了度日如年的困苦生活。 2013年10月的某一天，已是92岁高龄的祝仁波，在志愿者小心翼翼地搀扶下，踏入了聚会地点的大门，在这里，他将要与两位失联了六十多年的旧友重逢。 这两位故人，一位名叫戴以谦，一位名叫王庆莲，那些暗流涌动的战火岁月如白驹过隙，他们也从当年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变成了白发苍颜的迟暮之人。  祝仁波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人人自危之际，戴以谦和王庆莲做出了和祝仁波相同的抉择：留在大陆。 在失去联系的这六十四年间，他们三人吃了常人不曾忍受的苦，也品尝了新时代下生活的甘甜，如今，在有心人的帮助下，重新获知了老朋友联系方式的三人，一致决定要再见一面。  这一年，戴以谦已是89岁高龄，王庆莲也已经86岁了，在大门口，随着一声快门轻响，这三位耄耋老人们彼此搀扶，微笑着留下了一张合影。 照片里的他们，看上去就如同街巷邻里般朴实而平凡，但揭开尘封的回忆，将时针回拨到建国之前，他们三人都有着一个神秘而重要的身份——军统特务。  戴老板的贴身亲信 作为国民党的两大特务机构之一，由戴笠领导的军统，以其狠辣的行事手段令人闻之色变，在那个动荡的时期掀起了极大的恐慌。 戴笠其人观察力极强，心思敏锐，谨言慎行，在戴笠的身边，有一位他十分信任的机要秘书，这位秘书不是别人，正是戴以谦。 二人同姓，又都来自江山县，虽然不是直系亲属，但戴以谦与戴笠确实存在着一层亲戚关系，论及辈分，他应喊戴笠一声“十叔公”。 1943年某天，戴笠在视察的途中偶遇了戴以谦，彼时，戴以谦刚刚18岁，是江西铅山办事处的一名接待员。  戴笠用江山话问道：“你一个小孩子，在这里干吗？” “我在这里有工作。”戴以谦回答道。 随后，戴笠令人给戴以谦的老板带话，以办事处现在缺人为理由，将自己的堂侄孙调到了军统任职。 从此，戴以谦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柴米油盐的寻常生活落下了帷幕，腥风血雨的军统生涯正式开启。 入职后，戴以谦被戴笠安排前往安徽雄村特务培训班进修，学成毕业后，他回到了浙江，进入军统东南办事处，担任机要参谋。  任职期间，凡是戴笠在东南地区的活动，戴以谦都会贴身陪同，作为机要秘书，他每天也会经手大量的机密情报，甚至亲自参与处决日本特务的事宜。 虽然戴以谦并未上过战场，但他凭借自己获取情报的能力屡次立功，他的文秘工作也成为了军统能够正常运作的有力保障，在日本战败前就已经官至陆军上尉，况且，能够成为戴笠身边最信任的秘书，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头脑机灵与实力强劲。 1946年，戴笠在飞机事故中罹难，军统随后走向了没落，失去了靠山的戴以谦加入了傅作义的起义组织，投身于革命运动当中。  1958年，因历史原因，已回老家务农多年的戴以谦被捕入狱，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面对法官是否上诉的询问，他表示接受判决，不再上诉，坦然在狱中接受昔日所作所为的惩罚。 戴以谦入狱后，他的妻子因忍受不住压力与他离婚，并将孩子留给了戴以谦抚养，面对妻子的选择，戴以谦表示理解，在出狱后也没有重新组建家庭，而是选择一个人生活。 经过了二十年的改造和管制后，戴以谦回到了江山老家，几十年的岁月倏然而过，在年龄渐长、不能自理之后，孑然一身的戴以谦住进了政府为他安排的养老院。  戴以谦 据他而言，现在的生活比抗战时期好很多，吃穿用度皆有人负责，政府每个月还会给他发零用钱，看病还能报销百分之八十的费用，他很知足。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抗战时期，虽然军统迫害了无数进步人士，但他们对民族解放事业做出的牺牲也不可忽略。 在戴以谦看来，自己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劳改犯，居然可以在养老院中安享晚年，这令他对党和国家充满了感恩之情。  最后的军统女特务 相较于戴以谦的敏感身份，王庆莲则更像一名“普通职工”。 1928年，王庆莲出生于江山一户贫苦家庭，幼年丧父的她，自记事起便跟随母亲四处讨生计，身为长女的王庆莲，迫切的想为母亲分忧，却苦于时局动荡，无可奈何。 在她15岁那年，人手紧缺的军统来到当地进行招考，想要为机构吸纳一些知根知底的本地特工，得知此事的母亲为王庆莲报了名，而王庆莲竟十分有天赋，一考就中，顺利得到了这份工作。 就这样，王庆莲收拾好行囊，抵达了重庆，正式成为了军统的一员。  彼时，抗战局势愈发紧张，无暇进行入门培训的王庆莲在组织的安排下，和另外九人一起被分派到磁器口造纸厂，从事密本打印工作。 1944年4月，王庆莲因工作勤恳得到领导赏识，被调回军统局本部，在译电科华南股任译电员。 译电科的职员几乎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江山，据王庆莲后来透露，曾有“混进”军统局的共产党想要调来译电科，但因为听不懂江山话，只得作罢，其实这正是戴笠的精明之处，为的就是防止外人潜伏于此，从而保证机构的安全。  身为译电员，王庆莲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收到的电报进行破译，参照不同的密码本，进行暗文到明文的转译，电报内容以日本方面相关的居多，译电员们被明令禁止交流各自经手的电文。 念过书的王庆莲足以胜任这份工作，军衔升至准尉，不过她心里明白，如果不是为了养家，她是不愿冒险来到军统走这一遭的。 1946年8月，因与上司理念不合，王庆莲离开了军统局，结束了三年有余的特务生涯，在与电报机为伴的日子里，她共破译日军密码八百余种，为抗战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王庆莲昔日的同事联系上她，邀请她共同前往台湾定居，但是，为了陪伴年事已高的母亲，王庆莲最终选择了留在大陆，成为了大陆留存的唯一一名军统女特务。 回归了宁静的生活后，王庆莲成为了江山县粮食局的一名普通职工，结婚生子，直到退休之后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在王庆莲看来，自己退休了三十多年，是共产党养了她三十多年，能过上平平安安的晚年生活，她心存感激。 穿梭战场的无线电员 祝仁波的身份和戴以谦、王庆莲二人相比略有不同，与其称他为“特务”，不如叫他军统中的“专业技术人员”。 1922年，祝仁波出生于上海，由于父母双亡，年幼的他只能靠打童工换取一点工资，以维持温饱。 1935年，在祝仁波的姐夫陈一白的推荐下，14岁的他来到了浙江警官学校，开始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 陈一白 陈一白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电信专家，在浙江警官学校任无线电训练班教官，祝仁波入学后，先是被分派学习报务，后因出色的学习能力，又被挑选去学习机务。 机务的内容比报务要困难很多，需要掌握物理与微积分，因发报机多从欧美采购，还需要掌握英文，这对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的祝仁波而言，实在是有些棘手。 尽管年纪尚小，专业知识又十分晦涩难懂，但祝仁波内心十分坚定，一定要掌握这门技术，他昼夜刻苦用功，及时向老师同学请教，在长久的努力下，祝仁波渐渐跟上了大家的步伐，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淞沪会战后，祝仁波进入军统第四处第二科，主要负责发报机的制作与维修，还兼任相关人员的培训老师，为军统培养了一批无线电人才。 由于电台技术的落后，电台信号常常会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干扰，祝仁波需要在枪林弹雨下穿梭于战场，在日军的炮火中完成发报机的修理更换，与死神擦肩的次数不胜枚举。 1948年，军统的机要人员纷纷选择撤离之际，祝仁波却选择留在了大陆，不愿意离开这片哺育自己的故土，重回上海的他做起了与专业相关的电讯生意，过上了娶妻生子的平静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曾经军统特务的身份，祝仁波被隔离审查，在他入狱后，妻子也提出了离婚的请求。 在十年的改造期满后，因为他高超的机电技术，改造农场继续将祝仁波“留用”了16年，直到1980年，已是孤家寡人的祝仁波才得以走出高墙，在浙江宁海的一座小镇定居。 2013年，当志愿者找到祝仁波，告诉他可以与另外两名老同事重聚时，祝仁波觉得很高兴，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见面那一天。 三个人的人生轨迹如同三条相交的直线，在短暂的汇合之后，迅速地驶向了各自的远方，在漫长的64年之后，三人又殊途同归，在新中国的春风吹拂中再度相逢。 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们，纵然心中感悟颇多，但最后只是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这张珍贵照片的正面，是三名波澜壮阔的时代的见证者，而在这份合影的背后，是早已随风而逝的年少岁月。 2019年12月16日，祝仁波因病逝世，终年98岁，他的离去，仿佛令某个时代的帷幕又落下了几分，着实令人感慨。 在战争年代，没有人能够笃定自己命运的指针将指向何方，你以为是个人的选择，其实都是时代的必然，当战争的硝烟远去后，和平年代的我们也不该忘却那段历史，以史为鉴，方可面向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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