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之后，南京政府覆灭，国民党走到了穷途末路，戴笠的军统情报局也随之没落，一时之间陷入混乱，很多隐藏的特务身份也被人彻底遗忘。
战争胜利后，我党团结一心，大力发展经济，国民党一系列人员也都跟随蒋介石一行人去往台湾，而只有三个人选择留在大陆，他们隐姓埋名64年，直到2013年，92岁的祝仁波在志愿者的搀扶下，踏进了约定地点的大门，在这里他将与旧友重逢。
三个人的人生轨迹在短暂的相交后又驶向各自的远方。64年后，三位耄耋老人在新中国的吹拂下见面，他们相视一笑，脑海中回忆起那些随风而去的少年岁月。
一、最后的军统女特务
1946年3月，国民党军统特务老大、蒋介石的亲信戴笠乘坐的专机在南京西郊坠毁。戴笠死后，很多军统特务都找借口离开了军统，现今94岁的老人王庆莲也是那时候离开的，她结束了三年多的特务生涯，并最终选择留在了大陆。
离开军统之后，王庆莲回到了老家进入江山县粮食局成为了一名普通职工，与平常人一样结婚生子，直到退休。
回想起曾经的军统生涯，王庆莲颇多感慨，从穷苦人家的女儿到军统女特务，她究竟如何走上了这条路？尘封已久往事，像黑白电影一般在她脑海中闪过。
1928年，王庆莲出生于浙江江山县一户贫困家庭中，小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导致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四处讨生活。虽然家庭贫苦，母亲还是坚持让她读书，直到日本人入侵了家乡，才不得不辍学。
当时，身为长女的王庆莲想为母亲分忧，因年龄太小无计可施。1943年，军统来到王庆莲的家乡，想要招收一些与戴笠身为同乡的本地特工。王庆莲为了全家人有口饭吃，能活下去参加了特务考试，谁能想到她如此有天赋，一考即中，就这样，王庆莲正式成为了军统一员。
起初，王庆莲也不知道自己会加入军统，只是以为是到部队做机要工作。后来她表示，要是知道是去当特务，自己断然是不会去的，因为外界都传言进军统就是“生者进，死者出。”
年仅15岁的她，收拾好行李，抵达重庆。此时的时局越发紧张，一开始她被安排到磁器口造纸厂，每天负责的是打印秘本文件。后来，由于工作勤勤恳恳得到了领导赏识，便被调动到军统局本部，担任译电员。
军统的主要负责人是戴笠，军统在他的领导下如日中天，鼎盛时期特务人员高达50000人。军统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不仅是权力大，福利待遇也很好，还会帮着解决员工家里的困难，所以，在这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竭尽全力。
直到正式接管了译电工作之后，王庆莲才意识到，这究竟是多么危险的工作。每天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大约一天要译1500字电报，紧张的气氛也让人十分压抑。
王庆莲还透露，为了让保密工作最大化，译电员都是来自江山的老乡，整个办公室都是江山人，说的都是江山话，即使有人想混进来也会因语言不通而作罢。
王庆莲的主要工作就是破译电报，参照不同译本进行暗文到明文，内容多为日本相关的。读过几年书的王庆莲上手极快，在军统工作期间破译日本密码达到800种，还升到了准尉军衔。也算是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6年8月，因与上司姜毅英不合，王庆莲离开了军统，结束了特务生涯，她心里知道自己不喜欢这份工作，若不是有年事已高的母亲，绝不会在此工作。
在军统撤离大陆时，往日的同事劝她一同前往台湾，王庆莲选择了拒绝。后来，因为军统特务的身份在特殊时期还被下放过，事后她受政府的照顾，成为了江山县粮食局的员工。王秀莲表示，自己退休30年都是共产党在养活她，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
2013年，当志愿者找到王庆莲邀请她与另外两位老人见面时，她非常惊讶，怀着好奇的心情决定与另外两名老人见面。
二、戴笠的贴身亲信
在这三位军统特务中，身份最特殊的便是戴以谦。看到他的姓氏大家或许已经猜到，他就是军统老大戴笠的亲属兼任机要秘书。
其实，他们两人并不是直系亲属，但戴以谦和戴笠确实存在一层亲戚关系，二人籍贯同属浙江江山，按照辈分戴以谦应该称呼戴笠为“十叔公”。也就是这层特殊的关系，戴以谦可以决策很多重大机密事件，而且在工作中也经常会受到特殊照拂。
或许是血缘相似，戴以谦和戴笠一样头脑机敏，反应快，还是军人出身，上过抗日战场，他英勇无畏，奋勇杀敌。当时，戴笠早已经成为蒋介石身旁的红人了，与戴以谦见面还要追溯到1943年。
当时，18岁的戴以谦离开战场，去往江西铅山办事处工作，没过多久蒋介石便安排戴笠到江西视察，正好来到了戴以谦所在的办事处。戴笠看到戴以谦并问他：“你年纪这么小在这里干什么呢？”
戴以谦说到：“我在这里工作呢。”戴笠听后点了点头。
不久之后，戴以谦便受到凋令，表示现在办事处正缺人，特将戴以谦调到军统工作，请他做好交接，立即去往新的岗位。要知道，军统作为国民政府重要的机要单位并不是谁都可以去的，而且还是空降。
从此，戴以谦的人生发生了改变，踏上了一条腥风血雨的路。
入职以后，戴以谦先是被安排到专门的特务培训班进修，等他学成以后回到浙江，进入到军统东南办事处。
戴笠一直对自己的这位远房亲戚十分信任，到任不久，就提拔为机要秘书。
在职期间，他每天都跟在戴笠身边，自然也会经手很多重要文件，甚至关系到日本特务的处决他都可以参与。久而久之，他立马成为了情报组的红人，大家有事想走后门找不到戴笠就会找戴以谦。
整个抗日期间，戴以谦身为情报人员凭借情报屡获奇功，他的工作也保证了军统的正常运作，甚至升为陆军上尉。戴笠对他有恩，他也一直忠心耿耿，内战爆发后仍然与军统站在同一战线。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坠毁身亡，军统也随之没落，没有了依靠的戴以谦找到了傅作义，加入他的起义组织，投身到革命中。
解放后，戴以谦回到家中务农，过了几年平静日子。因历史遗留问题，他从前的军统特务身份让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对此，他表示自己不会上诉，坦然接受自己的错误，也愿意在狱中反省自我。只可惜，其妻子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与他离婚。
出狱之后，由于戴以谦年龄大了，生活上难以自理，相关部门便为他安排养老院，每月都有一定的补贴，还常常有工作人员来看他，这让戴以谦深受感动。他表示，现在的生活他很满足，吃穿用度都不容易自己操心，看病还能报销，要感谢党和政府。
戴以谦在与工作人员闲聊时，突然想到自己或许不是留下来的唯一军统特务，于是，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得知了另外两位人员的消息。
三、更爱机器的电台维修员
工作人员收到戴以谦的请求之后，立即去寻找。第一位与戴以谦联系的人名为祝仁波。与戴以谦和王庆莲有所不同的是，祝仁波并不接触情报工作，而是技术人员，主要负责维护军统无线电。
1922年，祝仁波出生于上海，年幼便父母双亡，每天靠打童工维持温饱。朱仁波的姐夫陈一白是当时非常优秀的电信专家，担任过无线电培训班教官。于是，朱仁波就在姐夫的推荐下来到了浙江警官学校，开始了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学习。
入学后，祝仁波先是学习报务，后因为成绩出色又被选去学习机务。机务内容涉及很多微积分、物理、英文等，这对祝仁波而言是极大的挑战。但是，他内心很是坚定，发誓不管多困难都要掌握这门技术，为此他昼夜苦学，逐渐地赶上了大家的进度，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学成以后，祝仁波被分配到军统第四处第二科，负责发报机制作和维修，也培养了无数无线电人才。
由于当时电台技术落后，信号常常会受到干扰。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无线电掌握着战争情况和情报，成为敌人打击的主要目标。祝仁波便需要在枪林弹雨下找到无线电的故障，保证电路的正常运行，每天都与死神擦肩而过。
值得一提的是，祝仁波与戴以谦在军统如鱼得水不同，他对人情往来不是很在意，只是自己沉浸在无线电的研究中。
1948年，军统人员撤离大陆去往台湾，祝仁波不愿意离开，选择留在大陆并重新回到上海，之后，他凭借着自己一身的本领成为了一名维修工人。
虽然在军统祝仁波是一名纯粹的技术人员，没有直接从事过害人的勾当，却也常被称为是军统特务，新中国成立以后，便因为自己的曾经的特务身份被隔离审查。
在改造的十年间，他因为超高的技术为农场做了不少贡献，而后又被农场留用了16年，直到1980年才走出高墙，实现真正的自由。
最开始，邻居对祝仁波在军统工作的经历很是避讳，看着他总带有偏见，后来与祝仁波相处久了以后发现他是老实本分的人，就与他正常往来。
家家户户都通电了之后，人们也买得起家用电器，不管谁家电器有故障都会找他来修，对此他也很乐意帮助。年纪大了以后，他对机器的热爱只增不减，依然每天到晚和零件待在一起。
2013年，志愿者找到祝仁波告诉他还有大陆还有剩余的老同事，祝仁波又回想起自己当年在军统的生涯，怀揣着迫切的心情希望赶紧与他们见面。
四、短暂的交集
2013年10月，微风和煦，三位老人按照约定地点见面，三人心中都颇多感慨。他们在军统的任务各不相同，却都十几岁加入军统，为抗日战争出力，也都与电台留下不解之缘。虽然三人以前从未见面，或许在当时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曾通过电台短暂交流。
现如今，经过60多年的岁月变迁，他们之前搭起了一座隐形桥梁，内心深处的自己指引着寻找同伴。
三人见面之后，并没有尴尬，就像许多年的老友一般你一言我一语。他们诉说着自己如何成为特务，这些年又是如何生存的，其中的苦楚虽一句带过，心酸却是对方心知肚明的。
三人都觉得这次晚年的相聚颇有缘分，于是，在见面地点的门前留下而一张合照。他们三人露出了开心的笑脸，而后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2019年，祝仁波因病去世，享年98岁，他的离开是那个时代落下的帷幕，让人心生感慨。
64年中，三人因“特务”的身份都曾遭受批斗，也受过他人白眼，但是，他们心中始终抱有对生活的激情，从未做出过伤害国家和社会的事情。
当初担惊受怕的日子已经过去，对与错无法争论，只是当时的立场不同而已，战争时代没人能笃定自己的命运，你以为的个人选择，只是时代使然。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大家都会犯错，当时三人也是为了生存下去，才会拥有这样的身份，但是，在看清局势后及时撤退，就是最大的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