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后，有最后的三个特务选择留在了中国大陆，纵使曾经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在大陆的这几十年，一直过得很幸福，甚至在重逢后还拍了张合影。 最后的女特务——王庆莲与大部分谍战影视剧中女特务的华丽出身不同，王庆莲于1928年出生在浙江江山的一个平凡的家庭中，一岁就失去生父的王庆莲，在浙江省江山县的外婆家长大。  1943年4月，刚满15岁的王庆莲因家中经济窘迫，已经无路可走。恰逢此时，人数短缺的军统局来到了江山进行招聘工作。王庆莲的妈妈见状，抱着试一试就可能让孩子吃上饭的心态，给王庆莲报上了名。 尽管军统局在江山县的招收名额一共只有20个，但是天无绝人之路，王庆莲很幸运地成为了这二十人之一。 被军统局选中的王庆莲，在上级的安排下来到重庆参加了工作，她的第一家工作地点是一家造纸厂的印刷车间。  一开始，王庆莲像其他考试过关的人一样，做着简单普通的印刷工作，渐渐地，她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引起了军统本部上层领导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她被派任到军统局电报科进行岗前培训。 培训期间，王庆莲的语言天赋开始崭露头角，短短数日她就掌握了日文的精髓，并由此得到了领导赏识，被钦点进入了军统局本部。 成为一名十分出色的情报局译电员后，王庆莲在机要岗位上一工作就是三年的时间。在军统局本部担任译电员直到日本投降的那段时间，王庆莲破译日军密码839种，为军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后，王庆莲无法忍受军统残害同胞的恶毒行径，借着回家看望老母亲的缘由，她毅然决然的脱离了军统情报组织。 得知王庆莲辞职后，军统局几次三番利用高薪要职想重新请回她，但都被一一拒绝了。 蒋介石败退后，绝大部分军统特务也跟着逐步撤离到了台湾，王庆莲原先的同事联系到她，邀请她一起前往台湾定居。 已经看淡往事、习惯粗茶淡饭的王庆莲回绝了同事的提议，选择进入江山县粮食局，成为了一名普通的职员。  后来王庆莲遭到没日没夜的审问调查，除此之外，她还遭受了精神上的摧残——与儿子、丈夫相隔百米却不得相见。 双重的折磨让王庆莲生不如死，失去希望后的她曾一度跳水自杀。 被人救起后，王庆莲反而看开了，她对自己说：在这个黑暗时期，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靠着“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信念，在农村被整整磋磨23年的王庆莲，终于等来了国家的平反。 相关政策落实后，国家不但给王庆莲正名，还将她在农村“改造”的那段时间统统算作了工龄。 如今的王庆莲已经退休许久，回首过去，她在采访中这样说道，“我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过，我从心里感激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叛徒的女婿——祝仁波祝仁波1922年出生于上海，他与王庆莲又有所不同，相较于王庆莲军统译电员的文职工作，祝仁波则更偏向于专业技术人员。由于父母过早离世，年仅12岁的祝仁波靠打童工维持生计。 人生的转机发生在1935年的秋天，经姐夫陈一白推荐，十四岁的祝仁波进入浙江省警官学校开始了无线电通讯的学习。 当时的上仓桥本部占地面积广阔，各类设施一应俱全，因着姐夫陈一白的身份——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电信专家、浙江省警官学校教授的缘故，祝仁波被分派学习报务事宜。  后因表现出色，祝仁波又被挑选进行机务学习。机务和报务同属通讯专业，字面上也看着十分相近，实则差距非常巨大。 与还算简单的报务相比较，机务的主要任务就更为复杂困难：要求学员在学习相关知识后，能够熟练精准的制作维修发报机。 此时的发报机无论是机器还是零件基本上都是从美国采购，也有少数需要从欧洲进口，教授机务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其中不乏有很多老师是欧美学成的回归人士。  而在平时学习工作的交流中，大家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英文，特别是发报机原件的称呼，基本上都是用英文命名的。 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祝仁波，别提学习机务必须掌握参透的数学、微积分，就连最基本的英文交流、讲课都一知半解，完全跟不上同学和老师们的步伐。 尽管祝仁波年纪小，但是他决心大，在自学课程的同时，一有机会就向老师同学请教，渐渐地也跟上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脚步。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祝仁波跟随老师以及同学一起从学校撤离，几经辗转，最后来到息烽县参加了工作。 他隶属于军统第四处第二科，军统第四处是专门研究无线电通讯的技术部门，在这里工作的祝仁波主要职责是负责发报机的制作、维修以及相关人员的培训。 后经过多次岗位调动，祝仁波于1943年进入空军部，被授予空军少尉的军衔。1944年腾冲战役，松山战役战况惨烈，电台也因此大批量受损。  接到上级的任命，祝仁波从重庆出发，绕行贵阳、昆明，最后抵达前线。 这个年代的电台技术并不先进，电台信号随时都可能会受到外来环境因素的干扰。处于前线日军炮火下的祝仁波，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刮风还是下雨，时刻坚守岗位，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修理更换发报机，监测电台信号。 除了奋斗在第一线的战场，作为战争年代中技术成熟的专业人员，很多时候，祝仁波的工作危险程度丝毫不低于在前线作战的军士。 因为作为机务专员的祝仁波，需要经常在日军沦陷区或者是正在遭受日军大肆洗劫破坏的地区来回往返，进行电台更换和故障维修。 日军对电台站点深恶痛绝，多次下达军令进行大肆侦听扑杀，作为核心机务人员的祝仁波，在执行任务当中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1945年日本投降，祝仁波受上级指示，从重庆出发，来到了南京紫金山接受的日军雷达，1946年他离开空军，进入交警总局仍旧做着与机务相关的工作。 直到1948年，中国局势开始动荡，相关的军统机要人员纷纷选择撤退到台湾，而不愿舍弃自己家乡的祝仁波，深藏功与名，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上海，做起了与专业相关的电讯生意。 1950年，在家乡稳定下来的祝仁波，与相识相知多年的顾利群（叛徒顾顺章的孤女）结婚，并组建了自己的小家。 然而幸福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在1952年，祝仁波突然因为曾经的军统身份被捕入狱、判刑十数年。而这时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尚在襁褓，一个仍未出生。 祝仁波的牢狱之灾一直持续到特殊时期之后，才得以解脱，出狱后的祝仁波无处落户，只能四处漂泊，流浪到宁海县西店镇后，他停下了颠沛流离的脚步，靠着维修电器来继续生活。 戴笠的族孙——戴以谦戴以谦同王庆莲一样，也是江山县人，论起来他和戴笠同属一个大家族，是军统局本部大老板戴笠的族孙，按辈分戴以谦应该称呼戴笠一声“十叔公”。 1941年，16岁的戴以谦刚刚初中毕业，就加入了救国军的行列，在江西积极参与抗日的戴以谦，因为年龄小可塑性强，能识文断字颇有文化，被救国军江西铅山办事处的一个中尉相中，要到身边坐了一个副官。 直到1943年的一天，戴笠也来到了江西，见到自己族孙的戴笠，用江山话问戴以谦道，“你这个小孩子，在这里干嘛？” 戴以谦用江山话回答道，“我在这里有工作”，于是两人坐下一起吃了一顿饭。 与戴以谦吃饭交谈后，戴笠直接让自己办事处的人给江西铅山办事处带话道，“办事处现在缺人，让戴以谦到戴笠身边工作”，就这样，戴以谦的军统生涯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戴笠的安排下，从安徽雄村特务培训班毕业的戴以谦，回到东南办事处，成为了戴笠身边最信任的机要秘书。 在军统任职期间，戴以谦凭借着自己娴熟的情报能力，在抗战中多次直接或间接的剿灭日军分子，并因此获得陆军上尉的军衔。 八年抗战结束后，迫于十叔公戴笠的原因，戴以谦也间接地投入到了内战之中，直到1946年，戴笠乘坐飞机时不幸遇难，戴以谦才从军统中脱身，跟着傅作义一起参加了革命运动。 建国以来，深知自己曾经军统特务身份的戴以谦，一直谨慎低调行事，但最后还是被抓了起来，判决五年有期徒刑。 在法庭上，法官敲着桌子问戴以谦道，“是否向上级部门提起上诉？”，戴以谦摇摇头说，“不上诉，我有罪，应该判五年，谢谢政府判决”。 在戴以谦看来，自己被判五年的有期徒刑已经是比较好的结果，毕竟他在内战初期，曾跟在戴笠身边多多少少做过一部分“见不得光”的事情。 如今的戴以谦，通过政府的安排，得以在养老院安享晚年，对于当下的生活，他这么说道，“现在的生活我很知足，已经比抗战时期要好的很多了。” 耄耋相聚，合影留念在志愿者们的沟通安排下，三位有着特别身份的老人应允了此次的聚会。这是他们第二次相见，遥想上一次匆匆会面，还是64年前。 曾经的他们同为军统特务：一个是腼腆拘谨的译电小姑娘，一个是乐观爱交流的机务员，还有一个是冷静自持的机要秘书。 如今光阴轮转，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已然变为了鹤发鸡皮的老人。尽管在这六十四年中，他们彼此之间的经历与遭遇大不相同，但那些旧时代的过往丝丝缕缕，仿佛就在昨日。 仅仅是第二次见面的三位耄耋老人，甚至算不上相熟，骤然间要坐在一起喝茶吃饭，一开始都有些拘谨，但是在祝仁波提起过往的旧日时光后，老人们明显亲近了许多。 打开话匣子的同时老人们也感慨万千：谈及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回想国共内战的混沌时期，再环顾如今宁静平和的老年生活，三位老人笑着说，他们就像是旧年代浪潮的一朵浪花，虽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但是却见证了时代的洪流。 对于当初留在大陆的决定，三位老人言语中都是满满的坚定。他们说，从不曾后悔自己留在大陆的初心，如今安宁祥和的生活正是他们想要的。 随着志愿者们“咔嚓咔嚓”的照相声，那些被时代洪流左右的记忆、曾经特殊时期的痛苦伤疤，连同老人们欣慰的笑容一起，被永远封存在珍贵的照片之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