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时候我们回顾过去，会发现当时的一个若无其事的选择，竟然会造成个人命运的改变：好、坏、生、死、富贵、贫穷，做出选择的时候谁也想不到结局。 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县甘八都镇里有三位老人就是如此，年少时的选择造成了他们三人和其他人截然不同的命运，他们是存活在大陆的最后3名国民党军统特务。  作为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历史发展的亲身经历者，三位老人互相坐在一起却相顾无言，不知从何说起。 时隔多年再聚首2013年浙江省江山县，王庆莲老人等待了许久终于见到了自己曾经的两位“同僚”，她颇有些惊讶，因为他们3人竟然都是江山人，而且住的地方相距都不远。 如果不是有人关爱过去的老兵，主动提出要替她寻找她过去的“战友”，她是不会想到要和过去的“同僚”再见面的。
王庆莲，曾经是国民党军统局的电报科女特工，她的直属上司就是曾经侦破过日军偷袭珍珠港电报情报的国民党少将姜毅英。  提起当年加入国民党军统局的动机，王庆莲有些无奈地说：“没办法啊，要活命啊。”1943年，王庆莲刚满15岁，却落魄到差点流落街头。 1岁时父亲去世，日寇打到她的家乡时，一把火烧了他们家的房子，母亲带着她开始东躲西藏，这一躲就是10几年。 “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再提起那段童年记忆，王庆莲咬牙切齿，家里经济困难，一贫如洗，母女俩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 最后实在没办法，恰好国民党军统局到江山县来招人，母亲求了半天，终于让15岁的王庆莲进入了国民党军统局里混饭吃去了。  蒋介石接受联合抗日后，国民党军统局就把重心放到了和日本特高课等特务机关的对抗上面，几年下来军统局的人数缩减严重，不得已要补充人员。 戴笠又十分多疑，他为了防止军统局内部遭到渗透，便只招收江山人，所以军统局里基本上都是江山人居多，尤其是电报科，里面全是江山人。 全招收江山人也有个好处，那就是语言上绝对的保密，军统局电报科每个人都说江山话，互相之间听得懂，但是来个别的部门的就听不懂了。 加入军统局后，王庆莲先是和其他一共20个人一起秘密来到了重庆，在重庆磁器口造纸厂里做密码本打印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培训。 王庆莲回忆，她在军统局里工作的日子其实上十分轻松，“和我以前过的日子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因为是做翻译人员，并不需要她到处奔波，深入敌营，杀人放火，王庆莲要做的，就是每天把截听到的日本电报给翻译出来。 “什么电报都有，华南地区所有的电报，但是日本的电报多一些。”王庆莲并不懂日本话，在军统局里有自己的一套破译方法。 她只需要对照着密码本，把不符合的信息一遍遍过滤掉，最后留下来有用的情报信息即可，工作虽然繁琐复杂，但胜在轻松和安全。 每天的工作做完后，她也会抽时间到外面拿着工资去吃大餐，虽然军统局管吃住，但是王庆莲16、17岁的年纪，正是玩心大发的年纪。 那段时间日军总会偷袭重庆，轰炸重庆，王庆莲工作的地方设在乡下，每次外出一趟不容易，她总是要玩上好几天，还打扮的浓妆艳抹地出入过舞厅。  就这样工作了3年多，就在内战爆发的前夕，王庆莲再也待不下去了，她找了个借口偷偷地离开了军统局。 说起离开军统局的理由，王庆莲坦言：“就是待不下去了。”在军统局待了3年，她没少在里面挨骂挨打。 戴笠脾气暴躁，而且十分严厉，每当军统局里有谁不认真，有谁浑水摸鱼，有谁犯错的时候，戴笠会直接上手打人。
再加上她的直属上司姜毅英，王庆莲跑到舞厅玩耍的时候，打扮的花枝招展，不但化妆还穿裙子，姜毅英为此批评过她好几次。 
因为这件事，姜毅英一直不待见王庆莲，在抗战胜利后重庆的军统局电报科人员要转移到南京的时候，王庆莲没搭上转移的飞机。 后来她自己跑到了南京后，才知道是姜毅英在背后使的绊子，这就让她萌生了离开军统局的想法，一直勾心斗角，不能玩耍不能露面，每天机械般的工作，王庆莲受够了这样的生活。 1946年8月，王庆莲刚一跑到南京，就借口要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跑去跟戴笠请假，结果戴笠已经死了，军统局是毛人凤在做主。 毛人凤看她不到20岁的年纪，也没多生怀疑，就批准了她回家探亲，王庆莲一拿到批准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从此在老家隐姓埋名，再也没有回去过。  起初她还担心军统局的人会跑到江山县去找她，后来她发现自己多虑了，先不说她只是一个小小的电报翻译员，没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主要是国民党军统局实在没有精力来管她了，从军统局里逃跑的人也不止她一个，王庆莲就这样安稳地生活了下来。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王庆莲尽管隐姓埋名还是被发现了过去的经历，她二话不说地就坦白了自己做过的一切。 最后念及她对抗战有一定的功劳，也没有开枪杀过任何一个人，便不予追究，还给安排了工作，王庆莲对此十分感激地说：
 王庆莲结过2次婚，第一任丈夫因为受不了她过去的身份和她离了婚，第二任丈夫过去是陆军军官学校的，倒是不介意她的身份。 因为当过国民党军统局特务，给王庆莲的一生都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人这一生啊，选择特别重要。”王庆莲感慨道。 知足与感恩
戴以谦，光从这个姓氏来看，就能看出他和戴笠有着一丝一缕的联系，戴以谦是戴笠的远房亲戚，按照族谱来算，戴笠应该是戴以谦的十叔公。 得益于戴笠的关系，在江山的戴家人都混的很不错，戴以谦16岁中学毕业后，在国民党江西的某办事处里当起了办事员。  戴以谦一个江山人，溜到了江西混得了官职，这件事就让戴笠本人十分意外，他也没有想到会在江西碰见自己的本家亲戚。 1943年，戴笠到江西视察工作，在办事处里见到了戴以谦，戴以谦一口流利的江山话引起了戴笠的注意，他主动和戴以谦攀谈了起来。 临走之前，戴笠便安排身边的秘书，要把戴以谦给调到国民党军统局去工作，戴以谦后来回忆，戴笠见到会说江山话的他后十分意外地说：“你个小孩子，来这里干嘛？”。 戴笠身旁随行的国民党军官也很意外，没想到一个小孩子居然会认识戴笠这样的高官，连忙对戴以谦以礼相待，第二天就把戴以谦一路护送到了重庆。 戴以谦就这样做了戴笠的随身秘书，帮助戴笠处理许多情报，升官发财的同时，也知道很多外人不知道的戴笠的事情。  比如说戴笠的枪是一支勃朗宁手枪，当时比勃朗宁先进的手枪有很多，但是戴笠只钟爱勃朗宁，而且总是在绑在腿上。 此外戴笠从来不抽烟，但是喜欢喝酒，没事的时候总会喝上几杯，不过在喝酒之前，他总要先试毒，确认没问题后才会喝，一次喝不完的酒他绝对不会再喝，害怕被人下毒。 戴笠生前的最后一次行程，戴以谦是这样说的：那天戴笠是要前去上海参加杜月笙儿子的婚礼，结果遇上了飞机失事，我当时还在机场准备接机。 戴笠一死，戴以谦也就在军统局没有了靠山，自然地位朝不保夕，很快就被剔除了主要部门，调到了傅作义的部队。 没多久，傅作义率部起义，戴以谦也就顺势地起义了，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他离开了部队回老家务农种地，准备过一辈子平凡生活。  但是和王庆莲不同的是，戴以谦确实干过一些错误的事情，身为戴笠的随身秘书，有些事情他也参与过决策，1958年他被法院批准逮捕。 戴以谦当庭表示认罪，他说：“我早就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我认罪，不上诉，该惩罚。”他诚恳的认错态度也赢得了从轻发落的机会，最后只获得了5年的有期徒刑。 等到他出狱以后，妻子带着孩子已经离开了他，他也明白，自己就算是再找也只会徒增烦恼，索性就自己一个人住进了养老院。
和他有着同样心情的还有祝仁波老人，比起王庆莲和戴以谦来，祝仁波的工作就要辛苦的多，他是国民党军统局的电台维修员，是一名技术人员。 1936年，从小父母双亡的祝仁波，在姐夫陈一白的介绍下，进入了国民党军统局电信机务科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就是维修电台，架设电台。 这一干就是13年，期间上过无数次战场，抗战的时候，他还因为立下过功劳，荣升为陆军上尉。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结识顾顺章的女儿，俩人就此坠入了爱河，就因为这个女友，让祝仁波在1948年底的时候脱离了部队，留在了大陆。 可也正因为如此，他一是国民党军统高级特务，二来岳父是大叛徒顾顺章，他的晚年生活比起王庆莲和戴以谦来，着实过的有一番凄惨。 1953年，祝仁波被判刑关入了监狱，妻子离他而去，他在监狱里一待就是30多年，不过他还是很感激。
以前战争年代有多么艰苦，祝仁波是十分清楚的，他几次冒着炮火在战场前线架设电台，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性命。 如今不再有战争，一切和平，已经让他很知足了，他靠着自己懂点技术，替村里人修理电器，每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日子过的倒也不紧张。 在戴笠故居，有一副对联，是章士钊亲笔写给戴笠的，上面有一句话写道：“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 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他们有过过错，但也有抗战的功劳，是非对错，错了该惩罚，有功也不能无视。 不管怎样，3位老人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2019年的时候，祝仁波老人去世，大陆最后3位国民党军统特务，只剩下了王庆莲和戴以谦两个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