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瘟疫造成的“原地不动”，似乎并非临时按下了暂停键那么简单，似乎暗示启动一种应对风险的生存策略开始键。“此次抗疫中，守住每一个地方不被感染，是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感受到的责任”，“疫情中被大众重新认识与重视的中医，有力地证明：根植于一方土地之上的文化韧性”。“原地不动”需要我们思考：到底该如何生活，什么才是生态智慧？等等方面，作者在敘述中引用了10本书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收藏品读。
【作者简介】宋丽丽，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环境文学。图为2018年6月28日上午，宋老师在北京房山耕读大学第三期集中学习授课 正文 在当代社会，谈“原地不动”一词，会让大多数人感到非常不合时宜。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已经把“流动”的理念，深植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全球化教育、经济的发展，让大多数人不由自主地离开故土到大城市，甚至到国外谋求发展、发家致富。农民工、北漂、海外劳工、留学生、移民等等词汇，表达不同层次的人离开土地、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去陌生的地方试图追求梦想，改变命运、实现不一样的人生价值。“流动”是时下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状态，是每一个中国人已经视为理所当然的生存方式。然而， 2019年12月，新冠状病毒突然来袭，来势汹汹，湖北尤其武汉市疫情极其严重。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全国其他地方的人，也被迫原地不动。流动状态中，突然被迫原地不动，暗含着众多的不确定性。值得思考的是，新冠病毒瘟疫造成的“原地不动”，仅仅是一次按下暂停键吗？1993年，美国环境作家司各特·桑德斯出版一本书，题为《原地不动》。 作者以自身扎根美国俄亥俄和印第安纳州为基础，阐发文化反思、生存策略，以及根植于一方土地的重要性。在抗击新冠病毒瘟疫的时候，重读桑德斯“原地不动”，在文化反思、风险认识以及生存策略思考上，给人以更多的启迪。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思考，从人类行为助力的自然灾害角度思考，“原地不动”也许不是按下暂停键，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反思所发生和即将发生的风险的机会。它也许就是应对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风险的策略，是重续人与土地的精神链接、重新找回人与自然互动形成的文化身份与归属的开始，是立足地方，放眼全球，重新调整可持续生存伦理与文明发展方向的开始。桑德斯提出，“原地不动”蕴含对现当代殖民主义流动文化的逆动反思。殖民化、城市化与工业化形成了移民流动的大潮。人们从乡村涌向城市。人与土地之间关系渐行渐淡。在殖民国家如美国，殖民者建立的国家概念，形成的文化习俗源自某种宗教、扩展与淘金的理念，而非植根于脚下的土地。引用桑德斯的话说，“从一开始，我们的英雄就是航海家、探险者、牛仔、探矿者、投机商、淘金者、流动寻梦者。希望之地永远在另一个边缘，或者在铁轨的尽头，永远都不是在脚下。”因此，殖民文化的内核一直就是向外扩展，打破局限，把土地看作资源和财富，看作实现理念的工具，而非与生命关联的地方。在殖民文化的背景下，“原地不动”是一股反叛的逆流，逆向思考生命与脚下土地的关系，反思理念世界侵蚀现实世界侵蚀后所造成的后果。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反思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征服与转化的未来走向。对传统文化而言，“原地不动”则意味着一种文化自省。传统文化建立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人与土地朴素关系中。每一个人都与一方土地发生生命关系，在一方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园。故乡、故土曾经隐含着难舍难离的家园情结。传统文化，是在一方土地上劳作休养生息中，逐渐产生了自己的习俗、传统、亲情和文化。流放、发配、离开故土、背井离乡等等，都是隐含“惩罚”含义的字眼。人们往往在犯罪、战争，以及生存不下去的灾祸情况下，才会被迫流放，远走他乡。然而，伴随着殖民国家国力增强、经济强大，根植于进步、成功、富有理念的城市化文化成为一种潮流。人们对土地的守望，被看作落后、保守，被富有、成功、进步与发展的狂热所代替。曾经植根于一方水土的人们，纷纷涌向城市，开启在城市里各个层面漂浮的生活。换句说，人们纷纷抛弃土地的根基，奔向植根于理念的城市。人员的流动使得城市运转越来越快。高楼大厦遍地开花，公路铁路四通八达，地方特色趋同化、城市在扩张，乡村被裹挟，人们沉浸在物质化的生存状态中。“原地不动”对于生命与家园意味着什么?根植于“理念”的流动的现代社会，是否可持续？要理解根植于理念的现代社会是否可持续，必须先回答“根植于理念之中的现代文化，把个人与社会将带向何处？”美国诗人约翰﹒巴里曼（John Berryman）,可谓是将自己根植于智慧与理念之中的典型代表。 他在诗中写道：“这个时代流放就像我们的血液，依靠/内在旅行流浪/我宁愿居住在威尼斯或者东京/除了语言之外/我真的不在乎我居住或曾经居住在哪里/无论我在哪，年轻的先生，我的智慧在我左右/记忆在燃烧，我会成功面对。”巴里曼是为理念而生的歌手。他的《梦歌》获得过普利策奖。 但是反讽的是，声言要靠智慧而生的巴里曼,却以自杀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桑德斯评论说：“事实是，没有人可以仅仅依靠智慧而活。就从生存本身层面来看，我们都要依靠其他人的劳动而活；我们依靠地球的果实而活；以及我们依赖这个地方的美好而活。如果我们内心之旅彻底与一方土地脱离关系，那么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区都会遭殃。”梁鸿在《中国在梁庄》记录乡村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大破坏。 在《出梁庄记》中，她展现了涌进城市中的农民工漂浮不定、边缘无根的生活，也可以是尊严扫地的生活。
当今社会人与土地脱节，根植于一种理念之下，生活飘浮不定，内心一直在流浪，无所寄托，精神危机在所难免。抑郁症、神经分裂症、自杀率，在当今全球各个国家的发病率，直线飚升。美国的抑郁症发病率高达16%，也就是差不多每6个美国人中，就可能有一个罹患抑郁症。中国抑郁症患者高达9000万以上。2019年，据世界卫生组织披露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3.5亿人罹患抑郁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抑郁症的数据间接地表明，根植于“理念”的流放生活方式，对于个体而言，并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生存之道。其次，还需要回答“根植于理念的流动社会，是否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了？”在传统社会中，流放是一种惩罚，是在饥荒、战争、暴政等难以生存的情况下的被迫选择。随着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殖民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崛起，流动大潮汹涌澎湃。人们自动选择流放，不断流动，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寻找更大的机会，展现自我价值。在现代社会，仿佛不流动就不够现代。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流动对世界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让世界更美好了呢？世界在流动中变得更加融合还是更加对立，更加包容还是更加排他，是可持续还是昙花一现？英国著名作家拉什迪在《想象的故乡》中写道：“大规模迁移的结果，已经造就了极为新型的人类：他们植根于理念，而不是植根于一方土地；他们植根于记忆和物质追求；他们不得不被他们的'他者’界定，因为它们被界定为'他者’”。 流放把“他者”的对立观，无限放大。
竞争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意识形态的竞争，经济文化、金钱与权力的竞争。在竞争中，每一个人都沦为理念的工具，意识形态的工具。一种意识形态要战胜统一另一种意识形态，不惜以粮食为武器，不惜绑架科学技术，不惜污染、破坏地球生态圈。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万物、土地、空气、水，纷纷被沦为霸权竞争中的牺牲品。而人类在工具化发展过程中，很有可能最终面临要么逐渐被机器取代，或者要么被自己发明的核武器毁灭，要么与崩塌的自然同归于尽。中东的大大小小战争冲突不断；中美之间贸易战此起彼伏；欧洲难民问题所显现的人道主义危机日见严重；中国农民工在贫富分化巨大的城市折叠空间里，过着艰辛的边缘生活。全世界20%的人口，占有并消耗世界80%的资源。世界上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让社会与自然都处在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不堪一击状态中。很显然，根植于“理念”的现代社会,并没有消除战争、没有消除种族歧视，并没有消除大国沙文主义，并没有消除民族主义的文化冲突。相反，却把大多数个体逐渐变成拜金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傲慢自大的偏执征服者，弱肉强食的胜利者。植根于“理念”的人们，正在用“理念”的世界，改变现实的自然世界。正如在《人类简史》中所揭示的，“树木、河流，以及动物的生存现状，取决于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虚构实体的意愿与决策”。 当我们用虚构实体的意愿与决策，决定树木、河流，以及动物生存的时候，当我们失去了对脚下土地的敬畏与好奇，借着科学技术强大力量，在滥用土地的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生命链一点点发生断裂，地球生态系统如南北极冰川一样，正不断发生崩塌。雷彻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指出，用杀虫剂来向害虫宣战，其结果是杀虫剂不仅消灭不了不断进化的害虫，相反却给人类自身，以及赖以生存的生命链，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人类以战争思维，秉着战胜自然的“信念”，进行粮食生产，大肆破坏、污染土壤、水和食物链，造成土壤肥力下降，水资源枯竭。为长期的可持续，埋下了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农业生产将面临巨大挑战，食品安全陷入死循环，人类无疑把自身置身于毁灭性的风险之中。由于我们对土地的滥用，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地球生态赖以维系的动植物多样性，遭到极大的破坏；由于我们对土地的滥用，城市建设仿佛就是一把刀，把地球当成一个面团，切割成一个个面目一致的饼坯子。城市化的生活，就像是烤熟的饼干，非常脆弱，不堪一击。这种“唯理念的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既有直接看得到的工农业化学污染、核辐射威胁、人类机器化等潜在风险，也有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以及由此而加剧的自然灾害。如沙漠化、水土流失、酸雨、瘟疫、物种灭绝以及火山、地震、气候异常变化等巨大风险。前者风险，是根植于“理念”，用想象世界征服现实世界的结果。后者风险，则是人们脱离与一方土地的直接联系，从而对土地失去应有的责任与关爱意识造成的。现在人类助力的自然风险，已经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翻开新闻报道，除了正在肆虐的新冠病毒，还有澳大利亚火灾、美国风灾、南北极，以及西伯利亚冰雪冻土迅速融化，不断发生的地震等等，这一切都在向人类敲响危机警钟。新冠病毒瘟疫造成的“原地不动”，似乎并非临时按下了暂停键那么简单，似乎暗示启动一种应对风险的生存策略开始键。 “原地不动”是植根于土地的生存策略，因为只有植根于土地，我们才会去认识与关爱我们脚下的土地，才会去注意我们的生存与土地，以及土地上万物的关系，才能为我们自己、我们子孙后代建立一个持久的家园。这对于现代移民文化是个新课题，但是对于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中国是个老课题。我们需要重新温故传统文化“如何与土地共融”的智慧。 根植于一方土地的人，才会真正认识万事万物紧密相连的生态原则。《狼图腾》中的毕力格老人，讲述草原人与草原、与狼的关系时说，草原是大命。我们是小命。保护好大命，小命才能得以生存。狼是保护草原大命的动物，我们没有权利把狼赶尽杀绝。 世界各地的土著文化的神话、梦想、文化故事、休养生息的行为，甚至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和脚下的土地紧密相连。如加里斯奈德所说：“人们发展出特定的方式，生存在各自的小生境中；包括植物知识、船只、狗、陷阱、网、扑鱼—小动物、小工具等。从中国西南部陡峭山坡林地、珊瑚环礁到光秃秃的、此起彼伏的大沙漠—都产生了一种精神，表明与“土地”直接发生关系的精神，真正表达地方区域生物系统完整性的精神。”此次在抗击新冠病毒瘟疫中，被大众重新认识与重视的中医，有力地证明：根植于一方土地之上的文化韧性。“原地不动”，可以重新唤醒与一方土地建立关系的责任意识。此次抗疫中，守住每一个地方不被感染，是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感受到的责任。提出“大地伦理”学说的利奥颇德指出：衡量我们的行为对错的标准，在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否能够维护我们生存之地的完整、稳定、美丽。习惯漂泊的人们，忘记了与土地的联系，便也无法对任何一方土地产生责任意识。 而现代文化与教育，也在渐渐让人们变成没有故乡的人。失去了故乡，也渐渐失去了对土地的责任意识，人的伦理道德也在失去对一方土地的责任意识中迷失。每一个个体都变成个人主义者。成功与财富挂钩，责任被流放。对土地与环境的破坏就会泛滥。生存根基被毁坏，最终，成功与财富也会被架空，岌岌可危。“原地不动”，让我们重新建立起对一个地方的责任意识，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于是，河流、树木、动物、植物与土壤，就会重新进入人们关爱的视界。人们重新与他们建立生命的联系。人类的行为变回朝着有利于维护这个地方的完整、稳定与美丽的方向发展。人们关爱一个地方，坚守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健康就有了保障。每一个地方都健康了，地球就会健康，人类才会健康地可持续地生存。“原地不动”，也是建立全球意识的基础。殖民化之后的世界，越来越像个地球村。每一个人都被现代文化教育裹挟着，进入了全球的流动中。在理念主导的流动中，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风险与危机，不再是局部的危机，而是全球的危机。全球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需要人们立足一个一个地方共同应对。如新冠病毒瘟疫来袭，不仅仅发生湖北武汉，中国亚洲，已经很快漫布全球。而解决新冠病毒瘟疫，“原地不动”是全球应对危机的策略。其一，守住一方，才能守住全球。一方与全球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一方的健康安全，不可能有全球的健康安全。一个人不珍视一个具体的地方，也不可能真正珍视他所赖以生存的全球。其二，地球在全球化消费运动中，已经不堪重负，需要一个自我修复的时间。“原地不动”给全球生态一个缓冲的机会。人类全球范围内砍伐森林、燃烧石油、车轮子飞转，已经远远超出了地球的承受能力。人类如果要在地球上可持续地生存下去，需要重新植根于一方土地，助力地球自身的生态修复，而不是助力气候异常变化。“原地不动”需要我们思考：到底该如何生活，什么才是生态智慧？生态学家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在《爱地球》中指出：“人类对地球生态的干预，已经让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复杂。要想理解越来越复杂的生态系统，获取对生态系统的知识，人们需要与一方土地发生直接接触与对话。这就要求人们重新思考在地球上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人类再继续无止境的干预地球自身的生态系统，就会把自己卷入一个毁灭的漩涡之中。避免毁灭的旋涡发生，人类需要立足一个地方，理顺与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地球上每一种存在，都有他自身的角色，人类也不例外。而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特定的位置。” 温代尔波利指出：所谓生态智慧，“就是认识到自身在相互关联的生态圈里特定位置上的依存性，认识到自身在特定地方，所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而任何一种行为规范，都是相对植根于一个地方而言的言行举止和价值体系。桑德斯说：“我把我的家看作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圆环，房子、家、婚姻是中心，周围是一圈比一圈大的环，邻居与社区，与我的家步行距离的生物区域，森林覆盖的山丘，印第安纳南部喀斯特地貌景观，俄亥俄峡谷的风水岭等等的外围，从内部到终极源泉。”生态智慧植根于一个地方，生态生活是与这个地方万事万物相互依存的生活。“原地不动”不仅仅蕴含身体上的，或是物理上与地方的联系，最重要的是精神上与一个地方的链接。人与地方的精神联系，赋予人以身份和归属感。桑德斯说，他提出“原地不动”，源自自己对定居下来，而不是漂浮生活的渴望。这让他对不断鼓励人们到处移动的自身文化，产生了逆反。仔细推敲不断移动的文化，不难发现，这个文化是个空壳。一个人，如果不断地把希望寄托在远方，或是一个未知的神圣地方，那么他的生命与精神，便一直处在蹉跎漂浮状态。人类的真正启蒙在于对自身的认识。人对自身的认识不在于空泛零散的知识，或者如何利用这些空泛零散的知识，而在于看到自己精神之所在。认识自己精神之所在，需要植根于一个地方，安定下来。斯奈德说：“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甚至与某些人处久了，精神就会与你交谈。这是从土地上产生出来的精神力量。精神与古老的力量没有消失。他们只是需要人们在一个地方安定足够长久，精神就会开始影响他们。”一个人找到自己的精神之所在，他才会快乐、才会有爱、才会善良，才会生活得阳光灿烂。这一切与一方土地息息相关，与一方土地的河流、气候、四季、山水、所有的植物动物和人分不开。一个人没有一方土地做根基，无法有一个脚踏实地的生活。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语境下，在全球气候异常变化的危机语境下，重提根植于一方土地，或者“原地不动”，并不是逆全球化，倒退的地方保护主义，而是重续与一方土地的精神链接。立足地方、放眼全球，才能共同面对全球面临的生存危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然危机。全球人类已经不可回避的成为了一个生命共同体。在危机面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必须从“共融”出发，摈弃竞争与对立，携手共同迎接人类未来。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必须基于地方的现实，因为我们的生存归根结底是基于一方土地的生存。
没有一个地理的中心，就没有一个家园的稳定。没有家园的稳定，就没有人道的未来。总之，坚守一方土地，与土地重续精神链接，可以让我们从长远的视角，思考人类与土地共融关系；思考植根于一方土地的归属与身份；发展立足于人与土地现实关系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与智慧。 【作者相关文章】 责编：耕读大学种子班·滔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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