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刚：斯宾诺莎几何学方法及其对“身心关系”问题的启示

摘    要：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所采用的几何学式论证方式，在哲学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同时，他解决“身心关系”问题的思路也与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不同，看似不相关的两个理论却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把几何学方法放在整个西方近代早期哲学方法的大背景下，通过对“分析与综合”“真观念与虚假观念”的分析研究及其与笛卡尔哲学方法的对比，更凸显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的独特之处，并为解决他的“身心关系”问题提供可行思路。

关键词：几何学方法；分析与综合；真观念；身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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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始终与其自身的方法论相伴随。当我们想到一位哲学家时，亦会想到与其哲学相伴的方法，如柏拉图-助产术、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笛卡尔-分析法、黑格尔-辩证法、胡塞尔-现象学，等等。作为西方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斯宾诺莎的方法论比较独特，他认为“真的方法”不是在观念获得之后所寻得的真理性标志，而在于依适当次序去寻求真理，这种方法最直接地表现在他的《伦理学》中。《伦理学》的副标题是“依几何学次序证明”，也就是说依定义、公理、命题的次序进行演绎推理。这种运用几何学方法写作哲学的方式，使许多读者在初次读到《伦理学》时难以把握斯宾诺莎思想的精髓。然而，几何学方法自有其独特魅力，同时也成为理解斯宾诺莎“身心关系”问题的钥匙。

一、几何学方法的确立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自己学园的门楣上写下“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字样。随后的欧几里德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欧式几何”，使几何学成为一门系统表达真理的学问。伽利略曾描述道：“哲学被写进一本在我们面前不断展开的无所不包的大书里，这本书就是宇宙；但是如果没有获得理解它的语言和它所写作的符号，那么我们是无从理解它的。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它的符号是三角型、圆形和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人类是不可能理解宇宙的，而且人类将会漫无目的地徘徊在黑暗的迷宫中。”这段话是对数学方法的肯定和赞扬。文艺复兴之后，不再用宗教解释宇宙、天体和运动，几何学成为表达真理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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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哲学同样把以几何学为代表的数学作为自己的主要方法。梅耶尔在斯宾诺莎的《笛卡尔哲学原理》序言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们由于同情哲学不幸的命运，放弃了叙述科学的这种通常的、大家习用的方法，踏上了新的然而困难重重的道路，期望运用数学那样的可靠性来论证哲学的其他部门，使这些部门同数学一样繁荣昌盛。他们中间有人按照这种方式叙述了已被公认并在学校讲授的哲学，有人则按照这种方式叙述了新的、独立发展的哲学，并向学术界介绍了这种哲学。”在把数学方法运用到哲学研究领域的哲学家中，笛卡尔是坚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认为在寻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只有几何学提供了一切明确的推理与证明，这也为寻求哲学研究的可靠方法提供了一个借鉴：只有在哲学证明中也达到同样清楚可靠的程度，我们才可确认这个哲学是具真理性的。他说：“几何学家通常总是运用一长串十分简易的推理完成最艰难的证明。这些推理使我想像到，人所能认识到的东西也都是像这样一个连着一个的，只要我们不把假的当成真的接受，并且一贯遵守由此推彼的必然次序，就决不会有什么东西遥远到根本无法达到。”

几何学的推理由几个简单的定义开始，进而可以推出很多复杂的几何命题，而且推理的每一步都是以前一步的结论为出发点，所以只要定义是正确且自明的，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正确的。这种准确性和确定性，正是几何学方法的真正价值所在。笛卡尔开创了近代在哲学中系统运用几何学方法的先河，而斯宾诺莎则是最坚定并更具独立品格的追随者，他将几何学方法的运用推向了极致。Wolfson曾经把斯宾诺莎的哲学比喻为一盒子的拼图碎片，它们可以组成某个确定图案，但盒子里的拼图要多于组成图案所用的，所以我们要从中筛选出有用的。除此之外，这些碎片彼此并不相配，所以不得不重新剪接。最糟糕的是，许多有用的碎片还不见了，因此我们不得不自己来补充它们。不过庆幸的是，我们有这盒拼图的效果图。这个效果图就是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它是理解其哲学的一把钥匙。然而，这个方法是否是表达哲学思想的唯一方法，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此前没有人采用过这个方法，此后亦同样没有人再采用这个方法，并且斯宾诺莎自己也说过几何学方式并非唯一的表达。那么是否几何学方法并不适合表达哲学思想呢？答案仍是否定的。虽然综观哲学史，表达哲学的方式有很多，如诗歌、对话、自传、论说等，但对于斯宾诺莎哲学的目的和他的形而上学中所要表现的必然性，以及在他所处时代对于几何学方法的推崇，这些都证明他所采用几何学方法是适宜的，也是必然的。

二、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是严格运用几何学方法的典范，该书副标题“依几何学次序的证明”里所谓的“几何学次序”，就是按照从定义到公理再到命题的层次进行推演的顺序。在斯宾诺莎看来，这是“一种真正的方法，它可以用来寻求事物的客观本质或事物的真观念的一种途径”（TdIE §36）。

笛卡尔和斯宾诺莎都赞成将几何学方法运用于哲学研究，但他们对运用这个方法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在笛卡尔看来，几何学方法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经验归纳的演绎原则，即只要从自明的原理出发，通过严格符合逻辑规则的推理，就可以得到绝对确定的知识。如他所说，“最先提出的东西应该是用不着后面的东西的帮助就能认识；后面的东西……必须只能被前面的东西所证明。”他重视的是演绎方法的确定性和有效性，而如何运用这种演绎方法，他并没有严格按照几何学“定义—公理—命题”的顺序进行。斯宾诺莎则不同，在他看来，几何学不但在原则上确定了演绎方法的确定性和有效性，而且也为演绎方法的运用提供了一个仿效的样本。因此，斯宾诺莎主张“依几何学的次序证明”，就是要在哲学研究中严格遵循“定义—公理—命题”的几何学程序，他也因此成为西方哲学史上将几何学方法真正运用于哲学研究的极少数哲学家之一。

虽然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承认演绎方法的确定性，但在如何规定“证明的次序”或演绎程序上意见并不一致。笛卡尔与斯宾诺莎关于演绎程序的不同看法，表明了西方近代理性主义者两种不同的演绎观念，即所谓的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的区分。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对第二组反驳答辩中，区分了分析和综合两种证明方法。前者是指从一件具体的事物出发，根据正确的证明规则，推出其结果，然后再从这个结果出发推出新的结果，如此循进，形成推理的链条，直至得出最终结论。综合的方法与分析的方法相反，它是从普遍的大前提出发，运用一系列定义、公理和命题，通过恰当的证明引出结论，而这些结论的真理性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笛卡尔认为在理性演绎的意义上，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但对于形而上学研究来说，分析方法优于综合方法。他提出的理由是：分析方法从与感觉相适合的个别事物出发，容易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而且分析方法展现了完整的推理链条，人们只要逐一保证链条各环节的准确无误，就可以得出必然的结论。与此不同，综合方法是从一些普遍的前提（用定义、公理等来规定）出发的，这些前提往往与人们通过感官熟悉的东西很不相同，因此不易理解。笛卡尔因而断言，综合方法不适于研究最普遍的形而上学问题。

相反，斯宾诺莎认为形而上学研究应当运用综合方法而不是分析方法。在他看来，我们研究的事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事物是自在的，它的存在和性质不依赖任何别的原因，只以自己为原因，即所谓的“自在之物”；另一类事物则不同，其存在和性质不能由自己决定，而要依赖别的原因，即所谓的“被造之物”。因此，对前一类事物必须直接从它的本质上去认识，对后一类事物则必须从引起它的最近的原因（最近因）去认识，即间接地认识其本质。不论从哪个方面去认识，认识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关于事物的普遍真理的知识，而这种知识绝不会是事物对身体的偶然刺激引起的，它是必然的，必定是纯粹出自心灵的普遍的东西。在此，从具体事物出发推出普遍结论的分析方法显然是不适用的，因为具体的事物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而综合方法与此不同，它要求的是从普遍推出特殊，从一般推出个别，从全体推出局部。也就是说，它要求从无误的、具有普遍性真理的定义出发，经过公理、命题等程序，推演出各类事物的真理，它的结论是绝对可靠的。因此，在对事物本质的形而上学研究中，只能运用综合方法。这种方法是真正几何学的方法，按照斯宾诺莎所说，因为它具有与几何学同样的“次序”。

就综合方法区别于分析方法的主要特征而言，它也被称作“定义的方法”。也就是说，综合方法的有效性和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确定它的定义以及从定义进行的推演。定义是“依几何学次序证明”的起始项或前提。定义不是个别的感觉，也不同于事物具体的性质，而是能够阐明事物本质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因此它是必然真的，由它推出的结论也必然是真的。所以，斯宾诺莎说：“正确的方法是依定义形成思想，因为越好的定义越能够获得丰富且易于理解的结果。”（TdIE §94Aaron Garrett

在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中，保证其体系正确性的最根本定义是关于神及其性质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是最明确、无误且完善的，由它出发能够推出和解释一切事物的本质。因此，斯宾诺莎说：“就我们的心灵完全反映自然的本来样子而言，我们心灵中的所有观念必须从这个本来样子产生出来，因为它是整个自然的起源和来源，它也是其他观念的来源。”（TdIE §42）德勒兹解读斯宾诺莎的思想时谈到，“为了尽快抵达神的观念，我们可以借助假想，这样就可以避免落入无穷回溯的陷阱中”。德勒兹以斯宾诺莎的第九封书信中解释球形的定义为例：虽然在现实中没有一个球形是通过半圆的旋转得来，但通过这种方法却可以得到这个球形的一个真实的感知。其原因就在于通过这种假想，使我们最快地达到最完满的神的存在，进而使这个球形连接到神的观念，后者是一个绝对的原则，并且理想地决定了半圆的运动，也就是说，决定了球形观念的原因。

采用几何学的方法是为了获得可靠的形而上学知识。但不论要获得何种知识，都必须以人的认识能力、方法和知识的构成及性质为依据。斯宾诺莎早就关注知识和人的认识能力及方法问题，并在较早完成的《知性改进论》一书中做了系统的阐述，正由于其内容与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著作《伦理学》的密切关联，所以它常被看作是后者的导言。如贺麟先生在《知性改进论》的“译者序言”中讲到的，“由此足见，整个《知性改进论》可以说是他的中心著作《伦理学》的导言，而他的讨论定义的这一部分，特别是为《伦理学》所采取的……根据定义、公理作系统的推论的几何学方法开辟道路的导言。”在《知性改进论》中，斯宾诺莎区分了四种知识：一是“由传闻或者由某种任意提出的名称或符号得来的知识”，这是指通过听说或阅读文字得来的知识；二是“由泛泛的经验得来的知识”，这里之所以说“泛泛的经验”，是因为这些经验都是个别的、偶然发生的，我们实际生活中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于此；三是“由推理得来的知识”，这类知识的特点是从一个事物的已知性质推出另一个事物的性质；四是“纯粹由事物的本质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特点是直观，是“从事物本身看到事物本身”。在这四种知识中，第一种知识和第二种知识都因为其来源的不确定而不能达到完善的程度，因此只是“想象”或“意见”。第三种知识是推理的知识，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关于事物的观念，而且只要推理的依据是真实的，推理的方法是正确的，这种知识就是无误的、必然真实的，斯宾诺莎称之为“真观念”。但这种知识毕竟是由其他前提推出来的，它依赖别的源泉，因而是“间接的”。真正能为我们提供“完善”知识的是第四种知识，即“直观的知识”，它可以使我们直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因此，在斯宾诺莎看来，只有这第四种知识才能提供推理所需要的定义，因为定义正是“在思想上对事物本质的概括”。

除了直观的知识外，斯宾诺莎还提出了人具有“天赋观念”的观点。这种天赋观念就是他所谓的“真观念”。真观念是斯宾诺莎谈论较多，同时在不同语境下表述不尽相同的一个概念。他有时把它看作真理本身，有时把它看作是“真理的标准”，有时把它当作人心中的“天赋工具”，有时把它当作推理的起点，等等。（TdIE §39-§43）但一般而言，真观念是与真理相关的，“有真观念并没有别的意思，即是最完满、最确定地认识一个对象。”（E2P43S）它既是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也是根据演绎方法，由以推出关于事物正确知识的前提。虽然斯宾诺莎没有明说，但就真观念具有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并作为推理起点的特征而言，真观念与定义的作用比较接近。真观念在斯宾诺莎的知识论中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知识的大厦就是凭借理性的方法在真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以上简要地概括了斯宾诺莎关于哲学方法（几何学方法）的主要论述，并涉及相关知识论方面的内容。作为斯宾诺莎形而上学的组成部分，他的身心关系理论也必定遵循这些方法。但如果我们结合身心关系问题进一步考察斯宾诺莎关于方法的论述，会发现其中有值得我们更深入思考的东西。

三、分析方法的运用与“身心关系”问题

通过直观提供定义，通过“真观念”设定原始的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由此而建立。在他看来，运用以综合为特征的几何学方法可以保证其形而上学体系的严谨性和可靠性。但就方法的运用来说，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因为我们看到，斯宾诺莎并没有完全排斥分析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贯彻综合方法的，而在这一过程中，身心关系问题对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思考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

综合方法虽然有效，但它也有重大缺陷，那就是它不能说明或告诉人们，它的原始定义是如何得来的。斯宾诺莎将定义的得来归结为直观，但明显的事实是，斯宾诺莎也承认，即使直观能够提供少量定义性的东西，但它们既不充分也不明确，正确的定义是需要“寻求的”。因此他说：“不仅要知道好的定义的条件，而且知道寻求良好定义的方式和步骤。”（TdIE §94）也就是说，在斯宾诺莎看来，定义有好与不好之分，完善和不完善之分。好的、完善的定义可以成为推理的可靠根据，不好、不完善的定义则做不到这一点。于是，为了寻求“良好的定义”，斯宾诺莎为定义规定了一系列必须满足的条件。比如，对于被造物，“它的定义必须包括它的最近因”“一事物的一切性质必须能从该事物的定义中推出”等；对于非被造物，“它的定义必须排除任何原因”“它的定义既已成立，不得再质疑其是否存在”等。显然，要满足这些条件，得出“良好的定义”绝不是简单的直观能够做到的，它需要根据各个不同的对象或不同种类的对象（被定义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反思。

综

于是，问题出来了，如果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对定义的确定需要分析，那就意味着要从具体的个别事物出发，而不是从既已给定的概括性定义出发。在分析的过程中，进行分析的始终是那个认识的主体“人”，他分析的起点是他与之直接相关的个别对象。人是作为整体（自然、宇宙）的一部分来认识那个整体的，也Ep.32Ep.32Ep.32呢？

关于真观念也有与定义相似的情况。斯宾诺莎认为，由真观念出发，按照正确的规则进行推理，就能得到真知识。那么，什么样的观念是真观念呢？斯宾诺莎认为，真观念是与其对象相“符合”的观念，当人心具有了真观念，就意味着认识了与真观念相符合的对象。这些对象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的、个别的东西。虽然真观念与其对象不同，对象是外部世界中的事物，真观念是思想中的东西，但真观念是关于这些具体事物的，因此也必定是具体的、个别的。所以，当斯宾诺莎谈到以真观念为起点进行推理的时候，他不是在谈概括的综合方法，而是在谈具体的分析方法。真观念是真理，它表明了事物的本质，但对于人类庞大的知识体系来说，对于人类要认识诸多未知事物这一根本任务来说，真观念只是认识的“起点”。它对于获得真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但它毕竟是稀少的，不能代表人类知识的全部，人类要获得关于自然的全面知识，就必须从表现自然根源的真观念进行推演。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任务就是确定什么是真观念，将真观念与诸多混杂在一起的其他观念区分开来。这就是斯宾诺莎所谓的发现真理的“真方法”的第一步。斯宾诺莎分别详细论述了如何将真观念同“虚构的观念”“错误的观念”“可疑的观念”区别开来的方式。最后，斯宾诺莎概括了真观念的如下特点：真观念是清楚、明白的，不容许任何怀疑的；真观念是简单的，或由简单的观念构成的；真观念表明了某个事物怎样和为什么是它实际那个样子；真观念在心灵中的结果与其对象特有的实在性相符合。

由此，斯宾诺莎对真观念的规定就成为对真理标准的规定，也是对能够成为演绎推理的启示命题的规定，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思想和观念都应当抛弃。在此我们注意到，斯宾诺莎受其生活经历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对宗教迷信和反科学的思想观念进行了批判，但在理论哲学方面，这位自称“不习惯于揭露别人的短处”的哲学家，却唯独对笛卡尔的身心关系理论做了最激烈的批判。他在《伦理学》中以近乎刻薄的语言批评说：“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的见解（即关于身心结合的松果体理论——引者），如果不是说得那样精微的话，我几乎不敢相信这种言论会出于这样一位大人物的手笔。我真不禁大为惊异：这样一位下定决心，除了依据自明的原则决不妄下推论，除了清楚明晰地见到的事物以外，决不妄下判断，并且屡次指责经院派想'用神奇的性质来解释隐晦的事物’的哲学家，竟会提出一个比任何神奇的性质还更加神奇的假设。”（E5Pre）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前人，尤其是笛卡尔的身心关系理论对斯宾诺莎的影响，同时也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因为这是他在以严谨、精炼著称的哲学著作《伦理学》中，唯一一次用整三页篇幅抨击一位哲学家的观点。

就此而言，我们是否能进一步看到身心关系问题在斯宾诺莎哲学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呢？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在某种意义上，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身心关系问题已经成为斯宾诺莎构建其哲学体系的强大动因之一。之所以说是“之一”，乃因为斯宾诺莎的反宗教观念和自然科学精神，同样是他创建其哲学体系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但在理论哲学方面，身心关系问题无疑有重大的意义。这一问题对后来哲学的深远影响也印证了它具有的理论价值。一方面，斯宾诺莎希望用几何学的综合方法保证其体系论证的可靠性和严谨性；另一方面，在思想形成和切入点选择上，我们可以看到他通过分析方法的运用使身心关系问题凸显以及对他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启发。可以说，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建构与他对身心关系问题的关注和相应的理论解决密不可分，并构成其哲学体系的特色之一。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待斯宾诺莎几何学方法与其身心关系的理论局限。其一，时代局限性，如文章开篇处所言，西方近代早期哲学受到数学方法获得成功的影响，并参照数学方式的形式，虽然斯宾诺莎在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随着进一步发展，哲学找到了适合自身的方法论，如辩证法、现象学、分析哲学方法等，而几何学方法只能尘封在哲学中。其二，实体一元论在保证了思维与存在统一性的同时，也使哲学自身处于“静止状态”，如黑格尔所言，斯宾诺莎的实体如深渊一样，一切都最终回溯实体中，而无物从其中发展出来。其三，斯宾诺莎关于心灵、身体及其关系只是从原则上进行了阐释，而关于身体的论述则只是建立在当时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上。相较于后来心灵哲学、身体哲学的发展，其理论略显单薄了些。

作者简介：薛刚，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北京，100026。